论蒙古族寺院教育
唐吉思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佛教文化产生之后，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承延续，这种文化传递必须有一定的教育体系作保证，于是，出现了佛教教育。在蒙古族地区，自从藏传佛教传入之后，佛教寺院教育就逐渐形成和壮大起来，成为蒙古族地区的一个庞大的教育系统。在蒙古族封建制的教育机构中，除了一小部分官办的世俗官吏学校和私塾外，其余大部分是寺院教育。寺院即是学校，喇嘛就是教师，佛教经典就是教材。可以说，一座较大的寺院就是一所学校，社会上有文化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僧侣出身。
在蒙古族的教育发展史上，寺院教育是蒙古族的主要教育形式，它在几百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仅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教育体系，而且在培养人才、保存古籍、促进蒙藏文化交流等方面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佛教教育是蒙古族古代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在蒙古族教育史上的地位与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一、蒙古族地区寺院教育的形成
蒙古族地区佛教寺院之兴，自蒙古汗国时期已开始。1247年在蒙古帝国的首都哈刺和林建造第一座佛教寺院太平兴国寺(元惠宗至正六年即1346年改称为兴元阁)之后，随着佛教的不断发展，佛教寺院也随之在蒙古地区各城镇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不过，寺院建设最集中的城市是元上都开平府和元大都(今北京)。元上都是佛寺林立的草原都市，据《元史》记载佛寺竟达167座。《马可波罗游记》记载，上都大的寺院像一座小镇，每一座寺庙里约有2000多名僧伽，可见其僧人之多。目前，我们还没有掌握元代寺院教育的史料，但我们也不难想象，如此大的寺院，又有如此多的僧侣，其寺院教育规模也肯定不会小。王风雷先生撰写的《元上都教育考》一文中说：元代，以上都和大都为中心的教育很发达，儒学、佛学、医学、阴阳学、蒙古字学等都很有特色。元上都路所属州县的宗教教育也十分活跃。该文作者还认为，如果我们进一步审视各种宗教就可以发现，若离开了教育，各类宗教便无法传承，同样道理，元上都的各类宗教都以自己特殊的教育方式维系着自身的发展。
宋文辉先生也撰文，肯定了王风雷先生的见解。宋文辉在他的《也谈元代上都之佛教教育》中写道：在元代喀喇沁旗西北部属上都路，东部属大宁路。现在喀喇沁旗龙泉寺内有一方元代的智然律师道行碑，记述了当时的寺院教育。碑文中有这样的记载：讲主道国、道和、道普、道定、道亨、道臻、道惠、道净、遭宁。……法孙讲主德行、德遇、德端、德义、德显、德缘、德悟。在这一连串的人名中，冠以讲主的头衔。讲主是干什么的
按佛门称谓，讲经说法的高僧称之讲主或讲师、讲僧、讲士；发问者称为都讲；讲经说法的场所称之讲堂、讲席、讲肆等。据元史记载，按当时朝廷的规定，讲主的衣服颜色也是与众不同的。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是僧服色，讲主红袈裟红衣服，长老黄袈裟黄衣服，其余僧人茶褐袈裟茶褐衣服。讲主在讲堂的讲经仪式很隆重，首先是听众齐集讲堂，由僧人组成的仪仗队举着銮驾、黄盖伞等，奏着佛乐去迎请讲主上堂，先向佛祖焚香行礼，接着讲主升座，然后听众坐下听经。若是讲主一人，则是结跏趺坐于讲堂中间的最高座上；若是还有都讲，则是讲主居右，都讲居左，二座相对，都讲发问，讲主讲解经义；若是读师与讲主，讲主仍居右，读师也是居左，仍为二座相对，读师讲经，讲主讲解经义。讲完经后，仍由仪仗队送回讲主，听众方才走出讲堂，讲经法会结束。据碑文记载，智然和尚于公元1317年云游到了龙泉寺，在那里讲经说法，传播汉语系佛教。当时龙泉寺内的佛学讲堂有讲主16名，且不是同一辈份，其中有智然和尚的徒弟9人、徒孙7人，师徒三代人在那里讲《华严经》，法席相序，后继有人，繁荣一时。碑文证实，680多年前的龙泉寺内佛学讲堂办得如法合仪，讲主演讲得生动活泼，为广大听众喜闻乐见。这说明，元上都路的教育是多层次的，寺院教育是元代各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龙泉寺位于咯喇沁旗锦山镇西北约3公里处，建于半山腰。寺中有一石狮，石狮背上立有石碑，保存完好，上刻“大元国上都路松州南阴凉河川狮子崖龙泉寺常住山村土地周围四至碑”及“至元二十四年月日重修”等字样。这块石碑是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重修时立于狮背上的。另有一块大石碑立于元惠宗至正元年(1341年)，这正是上文提到的石碑，题为“松州狮子崖龙泉寺住持慈光普济大师然公道行碑”，碑文署有“至正元年岁次辛巳五月建”等字。后边的文字便是宋文辉文章中讲的明讲主、材讲主和法孙讲主及其他寺主、教读、庄主等人的名字。
由于元代寺院教育史料缺乏，在此不能深入探讨。但是，王风雷先生的观点及宋文辉先生的阐述，足以说明元代各类寺院教育的规模及其盛况。在元代，无论是藏传佛教或是汉传佛教，在蒙古族地区寺院中都是平等存在、平等发展的。因此，智然律师等汉语系佛教在蒙古地区寺院中能得以自由地讲经说法、发展寺院教育，那么藏传佛教萨迦派及其他教派在蒙古地区的寺院中发展其寺院教育，也应毫无疑问是自由的。
16世纪末，藏传佛教以格鲁巴(俗称黄教)教派的形式第二次传入蒙古地区后，蒙古族封建割据势力却不谋而合地扶持和倡导黄教，甚至统治者本身也大有人出家为僧，译经传法。自1578年阿勒坦汗与索南嘉措会晤后，在短短的几十年间，藏传佛教格鲁派以其革新后的全新面貌迅速征服了蒙古各部，取代了蒙古族传统宗教萨满教而成为蒙古社会中占主体地位的宗教。藏传佛教在蒙古社会中的迅速传播和发展，不仅使得辽阔的蒙古地区寺院林立、僧众遍地，同时也给蒙古社会及其教育体系带来了深刻的变化。
元代和明末及清代传入蒙古的藏传佛教，由于教派的不同，它们各自的教育体系和师承方式方法也有所不同。萨迦派在元代成为蒙古帝王们尊崇的宗教教派，也执掌了全国的宗教大权，但它的宗教势力范围只局限于蒙古上层统治集团之内，信教的民众极有限，其佛教教育也只局限在上都和大都等极少数城镇的寺院内，社会影响面也很窄。而格鲁派不同于萨迦派，格鲁派在蒙古地区不仅被上层统治集团所拥戴，而且也受到全社会的崇奉，在蒙古民族中达到了全民信仰的程度。大大小小的格鲁派寺院星罗棋布，遍布整个蒙古地区。这个时期的寺院已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完整的组织体系，并带有制度化、模式化和程序化的特征。这些寺院不仅成为蒙古族地区宗教集会和经济贸易的场所，而且成为佛教文化教育的中心。
二、寺院教育机构及教育内容
(一)格鲁派教育体系的形成
蒙古族地区的绝大多数佛教寺院是格鲁派寺院。格鲁派教义传入蒙古地区时，把藏区格鲁派寺院的教育体制和教育制度也带入蒙古地区寺院内，而蒙古地区寺院在接受和传播佛教教育的过程中，又与蒙古社会传统的世俗教育相结合，形成了具有蒙古地区特点的寺院教育。
格鲁派是藏传佛教中形成最晚的一个教派，因该教派僧侣都戴黄色僧帽，故又称之为黄帽派，简称黄教。藏语格鲁巴的意思是“善规”或“善律”派，其事实也是如此，此派在藏传佛教各派中以教诫严格、戒律严明和教义完备而著称。
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罗桑扎巴在广学各派经典教义、兼收并蓄的基础上，吸收各派长处，汇集梳理出一套次第井然的教义教法系统，提出了学习显宗经典进行修心，在心灵和意识得到训练的基础上再进而学习密宗的修习次第，以及僧人必须遵守戒律的宗教改革思想。这一思想主要通过宗喀巴本人的著书立说、讲经说法加以体现。宗喀巴的这一思想由于保持了僧众所熟悉的各派教法特点，很快得到了传播，同时给当时出现的宗教“颓废萎靡”现象带来了新的复兴时期，也得到了各界的响应与统治阶级的支持。
宗喀巴的宗教主张及观点、宗教改革思想，当时在西藏社会和佛教界产生了极大的反响，由此他的名声也大振，信徒与施主与日俱增。但时至此，宗喀巴及其徒众却无一固定的居处，长期处于游荡之中，为了僧徒有个固定的住所，在僧徒与施主的请求下，1409年在拉萨建成了格鲁派第一所寺院甘丹寺。
当年建成赤妥康、大经堂和70余间僧舍，解决了数百僧徒的住宿问题。甘丹寺的建成不但结束了宗喀巴徒弟们游荡的历史，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宗喀巴创建格鲁教派的成功和寺院教育开始走向制度化和规范化。
为了更广泛的传播格鲁派教义教法，宗喀巴又先后授意弟子绛央曲杰、释迦也失分别于1416年和1419年建立哲蚌寺和色拉寺，构成拉萨三大寺，奠定了格鲁派稳固的基础。在寺院建立之后，宗喀巴又依其学法经验制定了僧入学法经显入密的次第，规定《释量论》、《现观庄严论》、《中观论》、《俱舍论》、《戒律论》为学显宗僧人必修之5部著作，《密集》、《大威德》、《胜乐》为学习密宗僧人的必修经论，是时还相应规定了学习时间和所达到的标准。宗喀巴这种修法次第虽在初时不十分严格和明确，但在格鲁派寺院中始终得到了贯彻执行，并且得到了其亲传弟子及再传弟子的补充和完善，最后成为学经内容固定，时间安排、班级晋升、学位考取制度规范等严谨的寺院教育体系。这一教育体系对以后格鲁派(也对其他教派)的宗教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格鲁派在发展过程中，除了不同于其他教派的教义教法，强调戒、定、慧三学而外，为了使僧侣首先从戒律上达到一个自律和他律的高度，特别注重较为封闭的传经方式，即寺院教育。由此使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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