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龙泉庵，请问融镜老法师。他是天台第一有道德者，必能饶益汝也。”予直上华顶，至茅庵外，见一僧，问：“老法师在否？”答：“补衣的是。”即近前顶礼，法师全不顾视，曰：“学人特来亲近老法师，望祈垂慈。”师顾视良久，曰：“你是僧耶，道耶，俗耶？”答曰：“僧。”问：“受戒否？”答：“已受具。”问：“你这样，试有多久？”予略述经过。问：“谁教你如此做？”答：“因见古人每多苦行成道，故此想学。”问：“你知道古人持身，知道古人持心否？观你作为近于外道，皆非正路，枉了十年功夫。岩栖谷饮，寿命万年，亦不过如楞严十种仙之际，去道尚远。即进一步，证到初果，亦不过自了汉耳。若菩萨发心，上求下化，自度度人，出世间不离世间法。你勉强绝粒，连裤子都不穿，未免显奇立异，又何怪功夫不能成片呢。”予被老人痛处一锥，直透到底，复顶礼求开示，师曰：“我教你，若听，在这里住。不听，任去。”曰：“特来亲近，焉敢不听。”师即赠以衫裤衣履，令剃发沐浴，作务去。并教看“拖死尸是谁”的话。予从此试粥饭，及学天台教观，勤劳作务，得师嘉许。
在融镜法师的教导下，师参禅学道，习天台教法，日有所进。并奉老法师之命，往国清寺学禅制，至方广寺随敏曦法师习《法华》，到岳林寺学习《阿弥陀经》，至天童寺听讲《楞严宗通》，于半山跟随天朗和尚及长松西堂学习禅法。后来又跟随天宁寺清光和尚、焦山大水和尚、金山寺观心和尚及新林寺大定和尚、扬州高旻寺朗辉和尚等宗教兼通的大德学习。自受教于融镜法师始，师研习禅、律、净、天台等近十二年。四十三岁师，大师东朝南海，北参五台，偏礼圣迹，以励心志，开始了他的游方与报父母恩的朝圣之旅。旋经北京而陕西终南山，又南下四川入藏，经不丹到印度、孟加拉、斯里兰卡、缅甸等国，折回中国云南，礼鸡足名山，又经贵州至湖北，在武昌宝通寺礼志摩和尚，学习大悲忏法，经九江入庐山海会寺，亲近戒行精严、定力第一的宝悟和尚。此后，宝花山圣悟和尚、宜兴仁智和尚、句容法忍和尚、金陵松严上人及杨仁山居士等名宿法匠，都给予虚云大师以法雨滋润。
经过整整十年的游学及朝圣活动后，师跟随普照(其主讲《华严经》，专弘贤首一宗)、月霞、印莲等法师，于九华山翠峰茅蓬安居，研习经教三年。五十六岁时，师终于在高旻寺得到证悟。到了光绪二十三年(1897)四月，有通智法师在焦山讲《楞严经》，听众逾千人，师被安排讲偏座(即复讲)。大师自十九出家，到五十六岁开悟，五十八岁正式登上法座，四十年的漫长修学经历，龙天终于推出这位宗教融通、修持过硬、阅历丰富的大师级人物。
(三)、晚清至民初时期的教育特征
在虚云大师的传记中没有上过正规化学堂的记载，但他生活在一个教育变革的年代，西方文明对中华文明的冲击空前激烈，维新改良及革命的呼声已呼彻中华大地，因而人文环境对他的影响是可以相见的。晚清至民初时期，是外忧内患交织的年代，八国联军的入侵、太平天国的起义以及种种天灾人祸，人民经受了太多的苦难。有志之士在苦难中渐渐觉醒，一系列的革命及改革皆应运而生。这一时期的教育，正由中国传统教育逐渐走向近现代教育，西方的教育模式在“中体西用”的理念下进入中国，并逐渐改变着中国传统的教育体制。纵观当时之教育特征，谨归纳如下：
1、早期教会学校的开办。1839年美国传教士布朗在澳门开办的马礼逊学堂，开西方列强办学传教、渗透中国的先河，其后创办于1843年的香港英华学校、创办于1844年的宁波女塾、创办于1877年的山东登州书院等等，逐渐引进西方的教学方法和分部分班的学制，教学内容除对中国人灌输其宗教学外，尚有数学、物理、化学、世界历史、世界地理、心理学、逻辑学、政治经济学及实用的技术等课程。这些西方教会学校是伴随着列强武力入侵而发展起来的，其目的是培养为他们服务的人才，实行文化侵略。但它作为一种很有活力的文教制度，为中国近代教育的建立提供了直接的参照系，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教育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
2、“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理念。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的武力入侵和文教渗透，激起了中国有志人士的反抗，他们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主张学习西方近现代先进的文化科学技术，以达到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的目的。他们认为要继承和发扬中国的优良传统文化，因为这些是根本上的，而西方科学技术只是枝末上的，这就形成了“中体西用”的思想，以指导晚清教育改革，在此基础上颁布“壬寅—癸卯学制”，这是我国现代学制初步建立的标志。“中体西用”理念，为重振民族气岸，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功不可没。
3、废科举，兴教育。以科举先士的传统教育模式终于结束，中国开展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如洋务教育的实施。19世纪60-90年代，在外国列强入侵和农民革命运动的冲击下，清朝统治阶层内部分化出一批主张在不触动封建统治制度的前提下的学习、引进外国科学技术的势力，史称洋务派，他们所进行的活动称洋务运动。在这个期间，洋务派创办外国语学堂、军事学堂及技术学堂等新式学堂，选派公费留学生(仅留日学生最多时一年就达12000人)等，有力地推进了中国教育制度的现代化。经过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一大批从事教育改制的大师的努力，中国教育从科举致仕的传统教育走上全民化、系统化及实用化的全新教育模式。
4、僧学院的开办。中国佛教受教会办学及“寺产兴学”的影响，一改过去师徒相授的丛林教育模式，纷纷开展学院化的新式佛教教育。1903年，湖南僧人笠云(敬安和尚之师)在日本僧人水野梅晓(1877～1949)的帮助下，在长沙开福寺首创湖南僧学堂。继起的有扬州天宁寺的普通僧学堂和南京三藏殿的江苏僧师范学堂。1907年，杨文会居士在南京金陵刻经处又创办祇洹精舍。辛亥革命后，佛教各类院校再度勃兴，其中较著名的有1914年创办于上海的华严大学，1918年创办于浙江宁波观宗寺的观宗学社(后改名弘法研究社)，1922年创办于武昌的武昌佛学院，1925年创办于福建厦门南普陀寺的闽南佛学院，还有1922年成立于南京的支那内学院，1927年创办于北京的三时学会，以及1932年成立于重庆缙云山的汉藏教理院等等。虽然这些院校大都先后停办，然学院化的佛教教育氛围，为近现代中国佛教培养了无数弘法利生的精英人才。
虚云大师的教育理念
(一)、虚云大师的教育目标及其作用
1、教育以“济世利民”为总则。中国的教育主体儒家设教，专为培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仁人君子、治世之才，所谓“学而优则仕”，因而儒家教育表现出强烈的现实功利主义色彩。而虚云大师认为佛教之“圣人设教，总以济世利民”为总纲。然具体实施当有次第的不同，“语其初基，则为善去恶”，这和佛教“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的匡世救心的普世精神是相通的，体现了大乘佛教对于世间人文关怀的伦理道德价值。虚云大师这里说的“为善去恶”之初基，即是佛教三乘共通的核心救世精神，如果佛教离开了此核心即远离了佛教的正道，更谈不上最终极的解脱大道了。虚云大师于“为善去恶”的基础理论构架上，认为佛教教育有“辅政之功”及“经世化民”之用。实施济世利民的条件，必须社会时局的稳定，而佛教对创建稳定而繁荣的社会、政治环境有极大的作用，所谓“从古政教并行，政以齐民，教以化民”。虚云大师的“政教并行说”与传统的辅政学说(如道安的“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不同，他更强调政治与宗教的平等，强调二者有相互辅助依赖的功能，而不是宗教从属于高高在上的皇权，这可以说是中国“政教分离论”的先驱。佛教“经世利民”最关键的决策是“教人治心”，即应从万物的本源——心上着眼，从人性的根本上解决社会教育问题。虚云大师说：“心为万物之本，本得其正，万物得以宁，而天下太平。”鉴于世人对佛教造像立寺的误解，虚云大师也予以澄清，认为泥塑木雕也是佛教教育形式的一个方便，其教化作用昭然：“佛言法相，相以表法。不以相表，于法不张，令人起敬畏之心耳。人心若无敬畏，将无恶不作，无作不恶，祸乱以成。即以世俗言，尼山塑圣，丁兰刻木，中国各宗族祠堂，以及东西各国之铜像等，亦不过令人心有所归，及起其敬信之忱，功效不可思议。语其极则，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
2、倡导“明心见性”之大乘终极关怀。大师一生重视《楞严经》，认为“此经几无法不备，无机不摄。究佛学哲学者，均不可不参究”。大师的教育目标以“见性成佛”为旨归，并依照《楞严经》对佛教的“心性说”作了详尽的阐述。所谓“心性”，师以为与常住真心、真如觉性、法身、实相等都是真理的别名，它“清净本然，离诸名相。无有方所，体自觉，体自明，是本有自尔之性德。绝诸能(即今称主观主动等)所(即客观被动等)对待，本无所谓十方(东、南、西、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上下、即今称空间)三世(过去现在未来，即今称时间)，更无所谓大地，人畜木石，地狱天堂等等”。宇宙万事万物的成立，即不明此心性，“只以妄立一念”，而“致起诸有为法(宇宙间万事万物)”。明了真与妄，则可舍妄而趣真，即一念之间，恒与真如觉性相应，自在解脱。真如觉性，既立真妄染净，当转染成净，圆成无上佛道，以为佛法之极则。然真与妄，亦有“不变”与“随缘”之别，“平等不变，离差别相，无圣无凡，非善非恶，真实如常”，即是佛法“不变真如”；“随缘生灭，起差别相，有圣有凡，有善有恶”，便是“随缘真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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