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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贡献

  佛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贡献

  

   道坚

  【教学目的与要求】 一个民族的崛起,必有相应民族文化的兴盛,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有五千年文明的美誉,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唯一延续存在至今的国家。中华民族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逐渐形成以儒、释、道三教文化为中心的文明主体,佛教传入后,致力于中华文明的建设,并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节 佛教对中国伦理学的影响

  一 佛教与中国伦理学

  中国伦理学流派纷呈,可谓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自虞唐三代的天道思想形成始,至周季的儒、墨、道、法等诸子百家争鸣,及汉武帝罢黜百家而独尊儒术,而渐以儒家伦理为正统。中国儒家伦理学的范畴极为广博,依蔡元培先生之说,哲学及心理学为中国伦理学的前提,其他如““为政以德,曰孝治天下”,是政治学范围于伦理也。曰“国民修其孝弟忠信,可使制梃以挞坚甲利兵”,是军事学范围于伦理也。曰“攻击异教,恒以无父无君为辞”,是宗教学范围于伦理也。“评定诗古文辞,恒以载道述德,眷怀君父为优点”,是美学亦范围于伦理也”。因此,中国伦理学涉及到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是一个内容丰富的综合性学科。

  作为正统中国伦理学的儒家,在宗法制度及家庭观念的影响下,以“三纲五常”为纲要,具有浓郁现实主义及人生化的色彩。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以伦理为基础,以“家天下”的皇权思想统摄六纪(即君、臣、父、子、夫、妻六纪),确定了君、父、夫的绝对权威,并以“忠”、“孝”为人生最高道德行为。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仁”为五常之首,是儒家理想中人格完成的圣人道德论,从其德言为“仁”,从其行言为“孝”,从其性言为“忠恕之道”。仁是重视生命的尊严,普济博爱的精神境界,并以“仁者爱人,知者知人”及“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来说明仁的道德论。

  佛教东传初期,对中国传统伦理纲常来说可谓严重的挑战。儒家伦理为封建伦理道德体系,属于世俗的,即以神化君权结合家庭伦理观念,形成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而佛教伦理提倡种性平等,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理念,宣扬人人皆可成佛的平等自由思想,显然与儒家伦理相悖。佛教自称以解脱世间种种缠缚,证得具有“常、乐、我、净”四德的涅槃寂静境界为目标。因此佛教并不以世俗道德伦理为最高准则,而是以世俗谛基础,超越世谛的出世间伦理道德为归趣。这种圆融真俗二谛的伦理道德观,甚而不受现实伦理纲常的束缚,具有超道德的性质。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注重融摄传统伦理道德,即吸取儒家伦理道德思想,以补入世之不足,逐渐形成完整的中国佛教伦理学体系,成为中华伦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佛教伦理道德

  (一)佛性论

  中国佛教伦理学以对人的本质、本性的思考为基础,认为每一个生命都有其神圣性,都具有解脱成佛的潜能。然而佛性受到烦恼妄想的覆盖而不显发,因而轮回六道,不得解脱。众生若能断除无明惑业,则见佛性,获得涅槃的永恒之乐。佛性论是佛教人性论的基础,为去恶从善、修行成佛提供了理论根据,对宋明以来的儒家道德修养论有直接的启示作用。

  人人本自具足佛性,都可以成就佛道。在人性面前,人人平等,没有尊卑贵贱之分,打破人为的阶级划分,让不同职业不同种族不同国家的人,在佛性论的思想下平等互利。这种超越狭隘民族主义、地方主义的理念,为世界的和平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佛教客观分析了人性的善恶性质后,以佛性论性善恶学说来论证成佛及众生生死轮回的根据,为社会伦理道德提供了许多积极的思考,如一阐提成佛说,表明有罪众生虽然犯有严重过失,但不失其人性的尊严,因而应该给予起码的人道主义关怀等。

   (二)因果报应学说

  所谓因果报应学说,也称万有因果律,指善恶行为必将获得一定的善恶果报。佛教认为生命是永恒的,在业力的牵引下,轮回于生命的各种类型中,其类型大致分为六种,即天、人、阿修罗、地狱、饿鬼、畜生等六道。天、人、阿修罗的境遇相对较好,属三善道,地狱、饿鬼、畜生三道生活在比较痛苦的环境中,属三恶道,也称三途(地狱为血途,饿鬼为火途,畜生为刀途)。佛教认为,未来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如修十善业上升天道,修持五戒转生人间,修福不修慧生于阿修罗道,贪婪的众生转生饿鬼道,造作恶业则堕落地狱,不明真理愚痴无智转生畜生道。六道升沉,全凭自己的心念和行为作主,而不是命运或上苍的安排。过去的行为影响现在的生活,现在的行为又影响着未来的命运,人在命运流程中始终占着主动的位置,从而形成佛教独特的生命观。

   (三)佛教戒律学

  在佛教伦理学中,戒律学始终贯穿佛教思想体系,认为“戒”为佛教总纲“戒定慧”三学之首,受到佛教界空前的重视。

  戒与律原有不同的意义。戒音译为尸罗,意指行为、习惯、性格、道德和虔敬,引申为防非止恶义。律是梵语优婆罗叉的意译,一指禁制之法,一指诠量罪的轻重。而“戒律”并用,意谓维持佛教教团的道德性、法律性的规范。亦即“律”指为维持教团秩序而规定的种种规律条项及违犯规律之罚则,属于形式的、他律的。“戒”指内心自发性地持守规律,属于精神的、自律的。然而戒与律并非分离而行,而是平行地共同维持教团秩序。总之,戒的范围窄,律则包含一切律仪,如行住坐卧四大威仪也含摄其中。广义而言,“戒律”有戒、律、律仪等义,有规范身心,引生善果的胜用。

  佛教一般以三聚净戒来说明戒律学。第一摄律仪戒是佛教分层管理的基本行为准则,即佛教教团所受的戒。摄律仪戒以消极的约束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其主要强调不许干什么,以自利为主。第二摄善法戒强调佛教徒的个人、家庭、社会等义务,并以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远大理想,勤修一切善法,如四宏誓愿、六度和十善等。摄善法戒要求佛弟子积极面对现实,为营造众生的福祉作最大的努力,以利他为主。第三摄众生戒,玄奘译为饶益有情戒,即以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广作饶益众生事业。为利益无边众生,甚至可以以一切方便行门,不受教条主义的约束,如看病、说法、报恩、救护、劝慰、布施等等。摄众生戒属自他二利结合,甚至具有超越伦理的性质,如为救护众人的生命和财物,以慈心杀盗贼,则不犯戒。

  (四)佛教孝道论

  佛教认为孝为人道的基本伦理准则,人而不孝,则连畜生都不如。父母恩沉似海,应如何报答?《五分律》卷二十说:“若人百年之中,右肩担父,左肩担母,于上大小便利,并以极世珍奇衣食供养,犹不能报须臾之恩,故当尽心尽寿供养父母,若不供养,必得重罪。”因而供养事亲为基本报恩方式。《梵网经》卷下云:“孝顺乃至道之法,故以孝为戒。”佛教将孝的观念与戒结合起来,认为孝道是成就佛道的必备因素,甚至有“百善孝为先”的说法。

  佛教又将孝道分为世间孝与出世间孝,供给父母衣食等为世间之孝,以佛法开导父母为出世间之孝。出世间孝扩大世间孝的局限性,将所有的人作为自己的父母,“一切男子皆我父,一切女子皆我母”,而供养承事。这是超越家庭观念的普遍孝道论,为社会提供了尊老敬老的良好风尚。

  佛教对中国哲学的贡献

   佛教哲学是中国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佛教哲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丰富了中国哲学的内容,同时又不同程度地推动了中国哲学的发展。两汉以前,中国哲学的发展与古代的传统宗教信仰密切相关,在魏晋以后,中国哲学在儒、释、道的冲突与交融中发展演变,最终形成以儒、释、道文化为主体的哲学系统。佛教哲学自两晋的格义化、玄学化,逐渐影响中国哲学,到隋唐佛教哲学高度发达,在中国哲学史上大放异彩。

  二 佛教哲学对中国哲学的影响

  (一) 宇宙论的扩展

  儒家以天地四方为界,六合之外存而不论。道家以“道”来表示宇宙的无限性。佛教以“三千大千”说和“劫波”说揭示了空间上多元层次性和时间上的多元阶段性,并以“华藏世界”的宏观宇宙哲学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佛教的宇宙观注重生命体在自然中的地位,认为有情生命和无情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有情生命为有情世间,无情界为器世间,二者圆融一体,相互依存,协调统一。

  (二) 本体论的深化

  中国传统哲学的本体论不甚发达,佛教形而上本体论传入,如“二谛圆融”和“事理相摄”的理论,即分析本质世界和现象世界的相互辩证关系,使中国的本体论思想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三) 心性论的开拓

  隋唐以前,中国哲学侧重于天人关系的阐释,隋唐佛教后,因受到佛教涅槃佛性说和般若无知说的影响,儒家哲学也重点转移到心性之学上来,强调本心的清彻明觉和返本复性的功夫,形成一套系统的性理之学,这是接受佛教心性论薰陶的结果。

  (四) 人生论的提升

  佛教有丰富的人生论,如以悲苦人生论为基础的“四谛”说,着重认知这个世界的真相为苦、空、无常、无我的观念,并要求面对苦难的世间,去探寻苦的根源,寻求解脱诸苦的方法,最终导致永恒的快乐。以慈悲喜舍四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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