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家人来收埋尸骨，如果十八年后无人来认领，算是无主户，可以就地掩埋。为什么要以十八年为界呢？这也是出于人性的考虑。如某个官员被满门抄斩，假若他还有逃离的人尚有襁褓中或遗腹子，十八年业已成人，就有义务来收取祖上遗骨。如果十八年后没有人来，说明已经绝后，成为无祀之灵，可以就地掩埋。中国人的乡土观念重，往往死在异乡者，一定会迁葬故里，以入葬祖莹为荣。所以，佛教所作漏泽园，对维系民族伦理，就非常积极的作用。
佛教建设漏泽园，也会相应建有寺院，以超度这些死难的众生，安慰逝去的亡灵。如《五灯全书》卷一百载：“京都圣感桂芳林禅师，……后居漏泽园，日诵《华严》，夜持《尊胜》，设放焰口施食，三年无辍。”许多出家人以漏泽园为家，当代众生行孝，诵经持咒，超度众生，可谓事迹感人。
僧侣设立漏泽园，并不是完全出于慈善的考虑，其中还有修道的成份。佛教的禅定修持中有五门禅法，其中不净观法，即观察死尸白骨的修行方法，可以对治人们深层的欲望。著名的永觉元贤禅师云：“生前百战競山河，死后空埋七尺坡。蝸角力争荣有几，菜根久嚼味偏多。千长尽属黄埃盖，百巧其如白骨何。假使韶光如可驻，巢由应不卧山阿。”(见《永觉元贤禅师广录》卷二十二《过漏泽园》)紫柏尊者在漏泽园也感叹说：“骷髅此地莫言多，法界都来毗富罗。更看陌头谁氏塚，几回欢笑几悲歌。”(见《紫柏尊者全集》卷二十七)这些佛教大德们并不认为他在慈善事业，也不认为在帮助别人，而是一种自我完善的方式而已，
据《释氏稽古略》卷四引《京都帝纪》云：“漏泽园，宋春二月，诏天下州县置漏泽园，殡客死无归之土。”时为崇宁三年甲申二月。《释门正统》卷四载：“徽宗皇帝崇宁三年，制诸州县创漏泽园。”由宋徽宗亲自下令，天下州县效仿佛教慈善的做法，创立漏泽园。这些漏泽园虽然是官方性质，但大多由佛教出面主持。据道光《忠州直隶州志》卷四《养济院》载：“宋漏泽园在州治北门外，今无考。”这是忠州设立漏泽园的明确记载。忠州佛教漏泽园，始于宋，应是在战乱期间，随着寺毁人亡而消亡。
除如上所说佛教所建之普同塔、漏泽园外，尚有义阡亦为佛教收埋尸骨类慈善事业。《净土圣贤录续编》卷四云：“静波，草堰场人，年二十，薙梁于义阡寺。”说明佛教设立义阡，并建有寺院，甚至以义阡为名的寺院也同样存在。忠州义阡设立在石宝寨的江家沱回水湾处，这里遇洪水暴涨时，多有尸骨停留。道光《忠州直隶州志》卷四载：
义阡义田一处，在州治敦二甲，地名石宝寨。系天台寺僧志宽，于道光四年捐衣钵钱二百四十千，得买刘邦仲田地一分，以作捞埋江家沱浮尸之地。其田岁入租谷即作掩埋之资。志宽于道光五年据情禀明立案，经知州吴友篪批准立案，出示刊碑示禁。
忠州佛教义阡设有义田，是志宽大师出资买田地，用于义阡掩埋尸骨的日常开支之费。为了禁断乡土劣绅侵占义阡田地，或出现尸骨无人掩埋的境象，志宽大师的好友知州吴友篪居士，在忠州立案，并刊碑警示。
看到这里，让我们想到去年湖北出现挟尸要价的痛心场景，让我心痛不已，这真是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的时代啊。
(十四)兴办义学
《般泥洹经》卷一开示比丘有七教，则法不衰之义，有“七当遵道供养圣众，开解童蒙”句。开解童蒙即是佛教教育义。佛教如何进行启蒙教育呢？《出曜经》卷二十二云：“善心劝谏，诱进童蒙，训之以道，使见道门。”儿童的心灵是纯净的，随着环境的变迁，外在的经验会牢牢刻印在他幼小的心灵，永不磨灭。孟母三迁，就是要改变外在环境对童蒙的影响。佛教的童蒙教育，重为善心劝谏，训之以道，即树立正确的宇宙人生观念，不致走入邪途。
自古佛寺就是义学场所，无论尊卑老幼，一视同仁。著名的王维居士、李白居士、刘勰居士等，就是从寺院学习出来的英杰。隋文帝为尼僧收留的孤儿，所以他当了皇帝后在天下建舍利塔，如奉节的舍利塔就是他修建的。所以，佛教的义学教育，应该是中国基础教育的一部分，不可分割。
忠州是人文之乡，官学兴盛，义学也发达。所谓义学，即相对于官办书院而言的民办慈善性质的私学。这些私学有的是族人共设，有的是侨民所办，有的是寺院在富商豪族支持下所办。据道光《忠州直隶州志》卷四载，忠州有义学二十五处：
东城义学，西城义学，南城义学，北城义学，甘井义学，涂井义学，汝溪场义学，官坝场义学，大石坝义学，丰收溪义学，黄金滩义学，石宝寨义学，邓氏宗祠义学，花桥寺义学，永丰场义学，拔山寺义学，新立铺义学，任家场义学，马家场义学，黎场义学，望水寺义学，乌杨镇义学，新场义学，凿溪品义学，秦氏宗祠义学，复兴场义学。
这些义学中，甘井义不和涂井义学，是专为盐井工人子弟所设慈善学校。邓氏宗祠义学和秦氏宗祠义学是邓、秦二姓公学。石宝寨义学、花桥寺义学、拔山寺义学、望水寺义学等，为寺院所办义学。这些义学中，除了寺院创办者外，大多也具有一定的佛教性质，是当地富户或豪强在佛教慈悲济世的理念引导下，参与家乡或亲族的慈善事业。
(十五)传习技艺
佛教僧侣来自于社会各阶层，当然也会带着不同的技艺进入佛门。在佛教与社会的融合中，很多寺院有传习技艺的慈善行为。道光《忠州直隶州志》卷八(《人物·方技》载：
游天凤，石宝寨人，康熙中遇行脚僧，天凤敬礼之。临行，僧授以装塑法，天凤深得其妙。凡塑一切佛像，皆备极精致，眉宇衣冠，罔不栩栩欲活。历年久远，亦不剥落损坏。其子涣、泮、沛、泳，孙洪仁、洪义，皆世其业。
石宝寨游天凤跟随僧人学习造像艺术，并将这门技艺世代相传，他的几个儿子和孙洪仁、孙洪义都世传其业，成为忠州有名的佛教艺术家。从州志中看来，忠州包括辖区各县有寺院上千座，完全可以养活一批佛教造像艺术的能工巧匠。
(十六)植功德林
功德林本是佛教法喻，从广义地说，佛教认为一切功德如林，修行也是建功德林，刻印经书也是建功德林，修建寺院也是建功德林。从狭义来讲，佛教美化山川，植树造林，就是种功德林。《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十七载《栽树法》，佛在王舍城竹林园中时，影胜王在胜身山建无遮法会，让摩揭陀的民众都去参加集会。但胜身山没有树木，全山光秃秃的，时正值大热天，众生为热所烦，怨声载道。有鉴于此，佛陀就要求弟子在光秃秃的山上栽植树阴，并教以各种种植方法，在树边守护树林，至少要等到花树花发，果树著子才可以离去。如果实在无法亲自管理，佛陀要求弟子“应委守园人及亲友者”。从此，植功德林就成了佛教弟子的一种修行方法，受到历代高僧的重视。现在可以看到各名山大川的茂密森林，都与佛教徒爱护植被有关。
忠州不知唐宋时有无功德林，然在明代应当有功德林。《吹万禅师语录》卷九云：“荷叶洒清香，松花食可饱。不入功德林，生相倩谁弃。”明代聚云吹万禅师是忠州著名的禅学大师，他所描述的功德之林，是充满禅机与天趣自然之道的意境。吹万大师的法孙铁壁慧机大师的弟子竺峰幻敏和尚，曾利用佛诞四月初八的机会，向信众化缘树功德林，并撰《募庆佛诞引》云：“福种洵滋，培栗帛金，貲劂肸蚃，合会勷成功德林。”(参见《竺峰敏禅师语录》卷五)
佛教历来注重环保，有佛寺的地方，郁郁葱葱，林木森森，对社会民众之环保理念推行，如水土的保持，自然与人的和谐共生，物种之多样性等，都有极其重要作用。
三、忠州佛教慈善事业的社会价值
忠州佛教的慈善现象不是独立的，其当是中国佛教大环境之一环。中国人有“泛爱众，广亲仁”的古训，仁慈爱人，兼爱天下，具有博大包容的胸怀，又有细致入微的亲情和孝道精神，在宗法制度的维系下，成就了一个多民族的融合，从而形成大中华文化格局。从整个中国的价值取向来观察忠州佛教慈善现象，我们发现，其在维系一个民族的整体思想及道德价值等方面，有不可取代的积极作用。
(一)实现了区域性公共自治的组织特色
中国历来崇尚王道治天下，从巫政一体到霸道扩张中，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民族的政治理念。王道的具体推行手段，是分封建国到皇权至上主义。王道有兼善天下的大气，但缺乏基层周密和个体的自由。过去的统治阶级，最低极的官吏是县级，县以下属自治性质。这些自治性质的组织，如行业组织是为了规范各行业之间的行为，宗族组织是维系家族最基础组织等。这些以血缘和地缘、和裙带关系组织的基础社会，存在着巨大的空间和统筹兼顾的角色。我认为，佛教组织，恰恰就扮演了超越族群及地域组织及行业组织的相互冲突关系，以一种利他的精神，将彼此联系起来，成了一个区域性公共自治组织。
我们从忠州的慈善内容可以看出，许多公益事业都属于政府的行为，而因为封建社会政府的缺位，佛教就扮演了这种区域化的公共组织力量。这种佛教力量与政府的强权力量不同，他是属于绿色的，真正公共的，大家都可以平等参与的，来去是自由的。
佛教在忠州修桥补路，建设义渡，设救生船，植树造林，治病救人，举办官学及义学，为外地死难者提供尸骨掩埋及灵魂安慰工作等，这些工作显然都超过了一个宗教组织的作用。忠州的佛教情怀与开放的人文精神，才成就了这种没有强权的绿色组织力量，正是因为忠州大多数人具有这种超然的文明精神状态，才能做出忠州辉煌的佛教慈善业绩。
(二)维系了不同族群的和睦与团结
我们翻开历史会发现，忠州是一个开放的区域，是古代巴楚文汇聚之地，也是濮人、賨人及汉民族的融合之地。我们在忠州没有看到大的民族冲突出现，也没有见现过民族歧视政策出台，这是一个民族和谐共生的环境。
对于贫富的悬殊，社会矛盾的突出，忠州没有出现伤害其他族群而搞行业保护等现象。人们安于天命，努力奋斗，在艰苦的环境中，获得生存的资源。
自然资源的分配，如生在土地肥沃之地或生在不毛山地，这是无法选择的。人们可以通过努力，来改变这些命运带来的不公平。这种努力奋斗的精神，是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为基础的。人们一方面承受来自生活的压力，但不以为苦，甚至认为是佛菩萨对我们的考验和磨炼，我们坦然以对。同时反省生命，营造未来的幸福生活，于是通过慈善事业来改善命运，就成了忠州人的无私信念。利他就是利已，帮助苦难的众生才能获得生命的升华，因此成就了如此众多的慈善大家。佛教在这里就扮演了第三次分配的角色，对贫富、穷通等，进行二次调节，维系了不同族群的和谐与稳定。
(三)维护了社会伦理及道德规范
中国古代社会强调社会伦理道德的规范，期望以人人自律和组织化自治来弥补政治力量上的不足，实现仁道的统治。维护社会最低层的组织规范，中国有儒释道三大主体性。儒家的规范伦理和法治，是官方的性质。佛道教的道德规范来自于民间，是自发性的，往往在最低层的社会中起最重要的作用。而忠州佛教通过慈善来完成伦理道德的宣扬，可以说达到了另一种全新的意境，比空洞的道德说教不知高出了多少。
明清盛行的一种慈善行为叫日行一善，即通过每天一定的善业来改善自己的命运的方法，对民众有很大的影响力。每天都留连于慈悲济世的精神世界，比停留在物欲层面的生活，值得人们提倡。社会上善流涌动，处处念佛声不断，天堂与地狱相处处可闻，可能比警察拿着警棍作出打人的样子来，其警示作用不知强了多少倍。
忠州慈善达到社会最佳的状态，是少去了人为的冲突和矛盾，以和谐换取社会的和谐。社会因佛教慈善的影响力而运行成本降低，人们虽说没有达到理想的大同世界之境界，但也可以体验到一个充满希望和信心的热土。所以，忠州人都是有热情的，有信心的，敢想敢干，才造就了一大批儒学佛学大师出世。
五、结语
当我把眼光投入到忠州这片热土的时候，就为她的热切与慈悲所感动。我在研究忠州历史时发现，忠州就是一个迷，永远被尘封在千里之外，忽隐忽现，捉摸不定。历史的已经过去，再厉害的历史学家也无法重现历史。忠州也是一样，历史的辉煌不等于辉煌的未来。曾经的忠州，是唐太宗唯一用忠命名的州，是一个太宰云集，诗人如云的地方。过去的贵妃荔、半城桔、嘉庆李、京都饼，是否还能透过历史，散发出诱人的清香，而未来的忠州，在忠州民众的博大仁爱的精神感召下，是否还能掀起一片慈善事业的艳阳天。我期盼着这一切。昔日的振宗寺，曾受皇家封勅。玉印山崇恩寺，已成旅游场。聚云法系，留下数百万字的文字络索。拔山寺里，曾经人声鼎沸车马喧嚣。有几人知道这些厚重的历史，就是我们曾经期盼的明天。
《重庆市忠州佛教研究之四——古代忠州佛教慈善公益事业考略》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