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每月收价以资僧食与香灯之不足，俾得早晚焚献，庶晨钟暮鼓。”利用佛教的影响力，号召大家出钱出力，很快就解决了学院经费不足的问题。
修建学院容易，但长期支持和发展却极为不易。于是，在居士吴友篪的倡导下，大家纷纷捐资设立“书院田”，作为长期供给书院费用的保障。道光《忠州直隶州志》卷六之《书院》中，载有出资者名录，大多为佛教所出。
白鹿书院，敦七甲路角塆书院地一处，系孀妇罗马氏乏嗣于乾隆二十七年具呈捐入书院庄房七柱瓦室三间七柱厅房五间槽门一间……出稻谷六十余石，计田议租，应纳拔山寺斗二十一石取押佃钱三十千文计粮银三钱七分八厘五毛。
崇九甲拖木冲书院官庄田地一处，于乾隆六十年经前署州牧和将天宁寺田地一股归入书院，其界周围俱是大岭，中间有水田一冲……俱与天宁寺山地连界……圆约五里，零约出稻谷八十余石，约出杂粮十余石，计田议租四十石。嘉庆二十四年取押佃钱一百四十行，计粮银六钱三分二厘二毛。
敦六甲白云寺书院田地一处……约出稻谷五石余，约出杂粮八石余，计田义租，应纳租钱十四千。于嘉庆二十四年取押佃钱二十千文。
敦五甲成家寺书院田地一处……其田约出稻谷二石余，约出杂粮五斗，计田议租，应纳租钱一千六百文。
敦七甲兴隆寺山地一处，系是荒山，地蓄有松树，与崇八甲界畔相连，而废寺在山顶之上……约出杂粮二石余，每年地租钱二千五百文。
新拔敦四甲青河寺官庄田地一处……约出稻谷三十余石，约出杂粮十石余，界内场市店房十八间，庄房草屋三间，背后草屋二间，计田议租溪滩场市斗租谷十二石五斗，拔入书院，作肄业生童膏火，计粮银六钱六分一厘三毛。
新拔敦八甲圣教庵官夸田地一处，于雍正六年充公入官，坐宅草屋十二间……其田约出稻谷五十余石，约出杂粮一石余，计田议租，应纳拔山寺场市斗租谷十七石，嘉庆二十四年取押佃钱十五千文，今又押佃钱五千文，共钱二十千文，拔入书院以作肄业生童膏火，计粮银八钱零七厘一毛。
拔山寺废寺地基计粮钱四钱。
看到这些佛教善举，我们应该感恩这些忠州老祖宗们，是他们开启了辉煌的佛教慈善事业，并为造福人类，开导文明，所作出的卓越成就。
(十)培植风水文脉
一地风水景观的打造，一般是政府性行为。而忠州住在石宝寨的僧志宽大师与僧正司续绅等人，却与知州吴友篪居士一起修建万福塔，目的是解决忠州的风水问题。这事如果落在今天是非常荒谬可笑的，但发生在数百年前的封建社会，就有非常重要的人文价值。修建风水塔的好处，我认为有如下几点，一是打造自然人文景观的和谐，再造盛世气象。二是塑造地方人文精神，从信仰上激励士族，以期科举有份。三是以此事聚集众善之力，倡导善行，化导人文精神。志宽大师所建万福塔在州南羊鸣山，道光五年知州吴友篪率僧正续绅新建。其碑有云：
……甲申仲秋，余集绅耆劝捐书院膏火两里二十甲，乐输者听其自便，而庵观寺院不与，盖不欲以释门参儒教也。杨家寺僧志宽，少读书雅好善居石宝砦，修桥以利行旅，舍地以厝浮棺，力行善事而不怠，盖有年矣。平生誓愿于山阳建一塔，以完善果而未知。适从因偕僧正司续绅等，同请于余，时西江赵子秉滇精地理，适在座，以为宜在巡官庙后，会当岁暮，未遑相度。己酉仲春，与龚子蓝生及熊孝廉履青，冯孝廉沄，贺孝廉鹤云，何生先铭，谢生萁映，贺生步青及续绅志宽同往其地稍下，仅镇东溪水口而不能及远意不甚惬，众曰，曷不穷最高处，以尽胜览。余曰可。因扪萝绝顶，先至阎罗殿小息，荷罢而同人不至。方遣奴分迓而谢贺二生至曰，得福地于殿左矣。且往观乎，余曰，建阖州之福，苟得福地余无成心也。因偕蓝生及同人偕往相阴阳，度夕阳在在与山水龙经合地主刘正美跽而请曰，此老民旧业也，明公造福于吾州，愿与州人同兹万福。余曰，此阖州之福也。于是饬僧正司续绅传众僧于二月二十二日，集治平堂会议余捐钱百缗为之倡续绅继之志宽复继之不逾，时而得钱二千四百千。此可见人心之好善而善果之可以不日观成也。是役也，不假手于吏胥，不假手于绅士，以佛门修佛事，无外人干与，司银钱出入者为续绅志宽德盛监工者单月则清泰道参为一周，双月则偲位应空为一财，双单月常川监工者则始违终顺之万周也。塔成即于塔旁建万福禅院三楹，美始基也。中奉无量寿佛像，志长久也。右设刘子正美长生位，嘉乐善也。僧正等将为余奉长生位于左，重建其请也，姑听之。道光五年岁次己酉嘉平月吉平江吴友篪记。(《新修万福塔碑记》)
培植风水的慈善事业，在綦江县也有先例，当时据说有五十年皇榜上没有出现过綦江的名字，当地有影响的族人就出面请示县令，说这是风水有问题，于是也出现了僧人修建文峰塔的事。忠州修建万福塔，可以说分工明细，规划细致，也是我们今天学习古代经营管理学的典范。
(十一)修建义仓
过去政府为了平抑粮价，规范粮食市场，筹备荒粮，会建设义仓。忠州的义仓叫常平仓，有赈济灾荒，平抑物价的作用。在出新粮价格较低时，常平仓就大量收购，抬高粮价，以免粮农受到较大损失。在粮食新旧不接的时候，粮食价格上扬，致买家受损，这时常平仓就低于市场价出售粮食，平抑粮价。如果遇到灾荒年，在得到朝廷批准的情况下，可以开仓放粮，免费给灾民发放粮食。如果流民过多，可以开设粥棚，给灾民煮粥暂时解放问题。
据《忠州直隶州志》卷四《食货·积贮》载，忠州佛教有义仓即拨山寺社仓，自乾隆四年采买建仓厫七间，共存谷二千一百四十四石一斗一升二合五勺二抄。为了保证拨山寺义仓的有效管理与运行，“忠州共捐输钱八千三百二十四千九百九十一文，挨州城置济田六契，北门常平仓旁建济仓一座三间，崇一甲庆忠庵僧怀德出卖田地一契，招佃郭明良，每年收租谷二石八斗”。庆忠庵僧人怀德资助了义仓善行。又“拔山寺置买济田三处，建仓一座三间。……敦八甲陈家山陈学贵出卖田地一契，招佃丁正富等，每年收租谷于道光二年拔归拔山寺，每年收市斗谷三十二石五斗”。每年收租解决寺院日常管理的费用，使义仓不致损耗，并可以保证义仓年年增益，真是一举多得的好事。
(十二)养济院的建设
养济院又称悲田院，为佛教倡导的一种愍孤养老为特色的佛教慈善之一。佛教认为，各种善行如种子，植诸田地，则能生根发芽，成就圣果，所以把做功德叫种福田。佛教有八福田与三福田之说，恩田、敬田及悲田是三福田。以孝顺心，供养父母师长有恩德之人，是为恩田，又称报恩田。《优婆塞戒经》卷三云：“报恩田者，所谓父母师长和尚。”《俱舍论》卷十八曰：“害父母，是弃恩田。如何有恩？身生本故。”生身父母及启蒙师长，养我法身慧命的大德法师(地位最尊者为和尚)，都是恩田的对象。敬田是佛田、圣人田、僧田之总称，由恭敬而生功德犹如田生谷物，故称敬田。即对于佛、法、僧三宝恭敬供养，可生无量之福分。《优婆塞戒经》卷三称敬田为“功德田”。救济贫穷，赈济危难，布施万物，救度生命，是为悲田。悲田是中国最早的慈善事业形式，兴起于南北朝时期，唐代时悲田院正式成为半官方半佛教化的慈善机构，并颁行诸州。据《旧唐书·武宗纪》所载，唐开元年间曾置悲田养病坊，收容贫苦残疾及无所依靠之人，亦收容一般贫困难民。到了武氏时期，笃信佛教，曾诏令天下诸州设立悲田养病院，收养无依老人和失养儿童，其资金一方面由官方提供原始资本及赏田，一方面由佛教界自己筹集。宋以后，泛称养济院为悲田院者。在道光《忠州直隶州志》卷四中，有专章介绍佛教养济院的内容。
道光《忠州直隶州志》卷四载：“乾隆五十五年，刺史吉兴始创今养济院于黄龙门外，……道光五年知州吴友篪增修，监生杨素辉捐修……收养老幼孤贫共六十名。余系知州吴友篪捐廉赏给。”佛教养济院在忠州黄龙门外，最初规模不详。道光五年，著名的佛教居士林吴友篪知州增修。捐款的监生杨素辉是当地名门望族，曾修有多座佛寺，其私家寺院杨家寺规模很大，著名的佛教慈善家志宽大师任住持。也就是说，发起这次佛教养济院修建之事，与志宽大师有关。当时忠州佛教养济院收容孤贫无依者六十名，除杨家所付资费，余下由佛教居士吴友篪捐养廉银子供给。清代忠州有知州一员，岁额俸银八十两，每年的养廉银却高达一千多两，所以捐几百两银子做好事，对一个知州大人来说，都是很简单的事。我们从忠州志来看，吴居士在任上期间，几乎将忠州许多名寺、文庙和景观大多修复了。他的捐资方式很简单，先带头捐养廉银子，让出家僧人如志宽大师或僧正司续绅等出面，联络当地富有居士，很快就筹集到修建资金和寺院每年的香火银子。忠州佛教养济院还是继承了唐代佛教遗风，成为当地半官方半佛教化的慈善机构。
(十三)掩埋尸骨
印度佛教对待尸骨的态度，本来是一种近乎天然的观念，如火葬、水葬、天葬等，不一而论。然中华民族是一个重亲情，讲孝道，乡土情绪较重的民族，如果保持印度的民风民俗，不异于自毁前途。于是，佛教在民族文化的融合上，吸取传统文化和民俗文化的精髓，转而提倡“根”的文化。漏泽园的出现就是最典型的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所谓漏泽园，即收埋尸骨的佛教慈善机构，在中国起源于北齐时。北齐战乱不断，大量民众暴尸荒野，佛教弟子不顾个人安危，深入战场救济伤员，掩埋尸骨，成为一代佳话。佛寺中往往建有普同塔，即收埋骨灰的塔葬形式。普同塔里，无论男女老幼，或地位尊卑亲疏，一律平等，故名普同。早期漏泽园与坟寺不同，如北京菜市口有悯忠寺，设有义庄(也是漏泽园之一种)，若有犯人处决，即收归寺院，以待…
《重庆市忠州佛教研究之四——古代忠州佛教慈善公益事业考略》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