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的历史经验：强化寺院和僧团教育
孙昌武
2007中国佛教公众形象主题论坛论文集
一
佛教对于中国本是外来宗教，当初输入中国，主持传播的是少数外来僧人和居士，而后来竟发展为中华民族的规模最为宏伟的主要宗教，佛教文化则成为中国文化中儒、释、道三大支柱之一。佛教不仅对于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多方面的、不可替代的贡献，更成为中华民族多民族大家庭交流的渠道，团结的纽带，对于维护祖国统一和发展起到重大作用。历史上佛教建设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不断提高僧团的素质，发挥寺院的教育功能，从而一方面诸多寺院成为社会文化中心，另一方面僧团也不断强化自我教育，成为整个社会文化素质最高的阶层，提供了一种人生楷模，在社会上造成重大、积极的影响。这些都为今天的佛教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
中国佛教发扬了佛陀所开创的教育传统。当初它作为外来宗教输入中土，没有任何可凭借的势力，只能依靠宣传、教育来争取群众；另一方面，当时的中国又已经是文化高度发达的国度，外来宗教如要争得一席之地，必须体现出可以和本土文化相颉颃的具有一定高度的文化素质，在一般人文素质和文化教育层面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甚至占有一定优势。这样，佛教在中国生存和发展必须突出重视教育的特征。许理和指出：
公元四世纪，寺院的实际领导者几乎无一例外的是来自士大夫阶层的出家人；但大多数有教养的僧人来自于社会底层。这意味着中国文化史上的一种新现象：作为印度传统一部分而传入中国的佛教出家修行的观念已经创造出一种新型的社会组织形式，在那里，中国中古时期严格的等级界限渐渐消失，出身不同的人均能从事智力活动。作为学术和文化中心的寺院，其形成于这种出家修行生活密切相关。
历史上中国僧团从事教育的内容十分广阔。
首要的当然是自身的宗教教育。传播和灌输佛教教义、教理，用戒律和仪轨来训练和约束成员，教授有关佛教的各种知识等。而体现寺院教育的特征，必然又特别注重对于僧众的宗教伦理教育。僧人进入佛门，也就进入了教育过程。历史上的寺院在僧众教育方面积累了相当成熟的经验，有许多行之有效的做法。例如根据“自力本愿”原则，每个人的证悟固然要靠佛陀救世愿力来加持，但更强调个人努力，因此十分重视自证自悟，从而也特别注重发挥个人主观能动性；僧团内部则师资相须，僧众和合，有讲经说戒、忏悔布萨等一整套制度，师弟子间、僧人之间在修持上相互帮助，结为“善友”，这则是成员间的相互教育；修道过程注重循序渐进，出家人从初发心的“三皈依”、受“五戒”，到一定年龄、打下一定基础之后授“具足戒”，并要求持之不懈地终生以至在历世轮回中不断修行，这则是强调教育的长期性；修行实践中注重理论指导，强调经典的诵读和研习，这对于提高教育水平更具有多方面意义，等等。这样，僧团努力把成员塑造成具有完善人格的、具有高度精神素质的人。当然这些都是根据宗教标准。而由于佛教伦理的许多内容本是与世俗相通，具有普世价值，有些要求甚至是更为严格、具有更高理想内涵的，其意义和影响也就相当巨大。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僧团的“外学”教育和研究。外来佛教本是印度和传播所及各民族文化的载体。印度佛教教学包括“五明”：在“内明”即佛学之外，还有因明(佛教逻辑学)、声明(语言学)、医方明(医药学)和工巧明(工程技艺之学)等世俗学术。早期西方来华僧人多兼擅医药、方技。王邦维根据唐义净《大唐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的记载，梳理当时印度僧团构成，其中“进入寺院，学习佛典，准备出家，但还未正式出家的年轻人被称作“童子””；“和童子地位一样，但不学习佛典，而是学习“外典”，也不准备以后作僧人的年轻人被称作“学生”” 。这是印度的情况。关于“外学”为弘扬佛法所必需，赞宁有议论说：
夫学不厌博，有所不知，盖阙如也。吾宗致远，以三乘法而运载焉。然或魔障相陵，必须御侮；御侮之术，莫若知彼敌情。敌情者，西竺则韦陀，东夏则经籍矣。故祇洹寺中有四韦陀院，外道以为宗极；又有书院，大千界内所有不同文书并集其中，佛俱许读之。为伏外道，而不许依其见也。此土古德高僧，能摄伏异宗者，率由博学之故。譬如夷狄之人，言语不通，饮食不同，孰能达其志、通其欲？其或微解胡语，立便驯知矣。是以习凿齿，道安以诙谐而伏之；宗雷之辈，慧远以《诗》、《礼》而诱之；权无二，复礼以辨惑而柔之；陆鸿渐，皎然以《诗式》而友之。此皆不施他术，唯通外学耳。况乎儒、道二教，义理玄邈，释子既精本业，何好钻极，以广见闻，勿滞于一方也。
这是说，从维护佛教、宣扬佛教角度出发，“外学”研习是不可或缺的；实际上就中国具体环境而论，佛教的生存与发展除了有与儒家、道家与道教相斗争、相抗衡的一面，还有相交流、相交融的一面；而僧人具有相当水准的“外学”知识，不仅是适应这种斗争的需要，也是在社会上进行活动的必要条件，是有助开展与社会上层，特别是与知识阶层的交往。因此中国僧团对于“外学”特别重视，取得成就也相当可观。许里和又曾说：
我们因而可以推断出：僧团，一旦成为学术和文化中心就必然对有才能的出身低贱的人产生极大的吸引力，他们一旦进入寺院就能够分享到某种程度的士大夫生活。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公元四世纪的寺院发挥了作为世俗学术和教育机构的第二功能。公元323年11岁出家的道安，至少部分教育是在寺院中获得的。昙徽以同样的年龄皈依道安，道安令其研习外典：“两三年中，学兼经史。”道安的另一弟子也是少年出家，由于他在后来的生涯中以《老》、《庄》、《易》专家而著称，我们只能认定他是在寺院中研习这些著作(并阐释它们)的。这同样适用于出家后“通六经及三藏”的僧略和十一岁出家后受师之命投入外典研究的道融。僧济是慧远弟子，在慧远指导下在同时也讲授儒家诗礼的佛教中心庐山研究内外典。
中国寺院里的“外学”门类繁多，有不同层次。初级的也是最为普及的是识字、读书等一般教养。僧人中不少年幼出家，大多数又来自社会底层，一般都缺少文化知识，甚至不识字。而寺院的运作，要诵读经典，要接受教理、教义，要了解、熟悉戒律，一定读写能力就是必备的。因此寺院必然要担负起普及教育，首先是让僧众识字读书的责任。梅维恒发挥许理和的看法指出：
许理和证实，早在四世纪，佛寺已发展了它作为世俗教学场所的第二功能。唐代许多学郎事实也是去佛寺求取世俗教学的。开元(七一三年二月至七四二年二月)之后，在佛寺中寻求世俗教育非常流行，敦煌是学生们最乐于趋集的地方之一。敦煌卷子中常见的名号如学师、学郎、学士(仕)郎、学生(后三个表示学生身份)证实了这一点。从吐蕃魔掌下拯救了敦煌的张议潮，自己即这样的一个学生。P3620号卷子为一无题诗，有如下题记：“未年三月二十五日学生张议潮写。”
在更高一级语言文字教养方面，佛典翻译、经典注疏等则需要达到更高的水准，如音韵、文字、训诂等学科以至一般文化的更高素养。中国僧团在这些领域所取得的成绩是骄人的。中国寺院教育教授和研习一般世俗学问门类十分广泛。曹仕邦著论阐明汉末至五代僧侣外学情形，分为经学、小学、史学、诸子、赋诗、文章、书法、绘画、音乐、医药、兵法、占候等十二门，另外又举出天文、历法、数学、农艺、机械和道教的密咒符簶，没作具体论说 。可以说，世间的学问没有寺院不曾加以关注的。这样，寺院就成为历代“官学”之外的“私学”的重要部分。中国佛教在众多学术、文学、艺术等领域的成就，主要是在僧团普及教育的基础上，由众多有才能、肯努力的僧人取得的。
再有一个方面，就是寺院教育更扩展到周边和外围，起到部分社会教育功能。在古代，寺院往往是所在地文化活动中心。有些俗人在寺院读书，接受教育，前引梅惟恒所说敦煌的情况就是例子，下面还将举出另一些例子。在中国也有如印度那样借住在寺院里学习“外典”的世俗青年，一般称为“行者”，依身份他们并不包括在僧团之内。而作为僧团外围的居士阶层，其中更多有文化程度很高的人，在寺院教育中更起着僧、俗双方互动的作用：他们推动寺院教育活动，又接受它的教化。至于寺院的各项法事活动，客观上也都具有群众教育或世俗教化的功能。
二
中国寺院作为教育机构又输入一套全新的教育观念，形成一些优秀的特征。
中国古代教育的根本原则是“政、教合一”；而教育的主要目的则是培养经国治民的专才，就是所谓“养士”；《周礼》所述作为教育主要内容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这是治国、治人的能力。根据天降圣人为之君、为之师的观念，“君”(或作为君的代表的地方官)与“师”是一体的。这样，所有学徒只能有一种理想与前途，即所谓“学而优则仕”。这是作为专制统治体制的构成部分的教育。而寺院教育则不属于这一体系。它的目的在按宗教理想塑造理想人格。从这个意义说，它真正是“育人”的。由于它按宗教理想来培养人，要宣扬、灌输以宗教信仰为核心的教育内容，在世俗看来属于“方外”甚至“异端”，就具体内容论，则确实显得偏狭，有许多蒙昧、消极、落后的东西，但就社会教育整体构成讲，又在“政、教合一”的专制国家的教育体系之外另成体系，而且内容上和形式上均有某些特异之处，从而对世俗教育发挥某些积极影响。
首先值得表扬的，就是僧团教育是更彻底的“有教无类”的。因为僧团内部原则上没有身份高下的区别，比如一个幼年沙弥，无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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