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实用”上另一面也是学问，却时常看不见了。
举此次他们所争辩的例来说，胡博士从许多典籍上考据，证明“虚云和尚年谱”原版和三版所记载关于虚云和尚家世之不确，那是极有价值的；但他据此从而怀疑虚云和尚是道光庚子年出生。那就未免“固执”，也有些“武断”之嫌了。因为家世不确是一件事，而出生年月又是一件事。家世不确无非因其家人告知虚云时有意或无意的传讹或听错了，而儿子出生的年月，为父母的绝无有意捏造之理，而一个出家人更无此必要。而且照胡博士说理的态度看；“所以我不能不说，这唯一的证据“初版以至修改的三版”是很可疑的，那位唯一的证人(作者按；乃指虚云和尚本人)也是可疑的。他生在道光二十年，活了一百二十岁，是我不能相信的。”这似乎未免过于武断之嫌，也完全是“取信于己”；而此种态度并不科学也不客观！因为如果照这样论断，那也可以根本否定有虚云和尚这个人了，岂是一个学者应有的态度？这难道也是科学的方法？关于虚云和尚的年龄，我也有一个佐证。当他任福州鼓山涌泉寺方丈时，先君虽非佛教徒，因研究禅宗佛理，曾偕清末福建省连江县籍举人刘孝恭，都与虚云和尚有往还。刘是我的先师。少时屡听先父先师言及老和尚长他们二十几岁。先君系道光丙寅年生，至今当为九十四岁，而虚云年谱所谓道光庚子生，正长先父二十六岁，在我，并没有什么“不能相信”之处。
在这里我更重要的是要奉告所有的学者，需要建立一种新的风度，把治学的重点放在“有益于人”上面，不要只管自己一时兴趣所至，尽管“考据”，“发明”，而不管所考据发明的“伤害于人”。举例说，胡博士在答辩的文中也曾说过这话：“老宗兄，这个问题关系一个人信仰的根据，我认为是人生最神圣的问题，我盼望你不要怪我写这两千多字的长信”。胡博士既然知道这是“神圣问题”，又是“个人信仰”，何必在公开讲演中有意论及，更何必因其家世不确而硬要不相信他的年龄，使许多佛教徒的信仰受了伤害呢？我虽非佛教徒，我却愿举胡博士之事，向今后的学者进此一言。
照文内所述，吴先生虽非佛教中人，但持论之公允，理路之清楚，足以代表一般人的意见。
虚云和尚之感化力
举世称为数百年罕见之大德虚云和尚，在物质上，如建寺庙种种事，现今尚存，已见年谱所载。我自从亲近他以来，觉他感化力之深，号召力之广，便细细留心观察他的言语举动；大体上言，与平常人无殊；所奇者，他个子颇高而瘦，从数十丈外远处望他，似觉更高，渐行近前，又似觉与平常一样，一奇也。我见他三十年，除倾谈之际，或时有打哈哈之外，他的面容从未有变过色，纵使说话之时，也是双目垂帘，向地面视不过六尺，从无瞪目视人的，二奇也。他所穿的衣服，不过几件，至少都在十年以上者，有人送他袍衣甚多，他都拿出来与人结缘，三伏暑天，但见他穿一件夹袍；我有次跟他游山，不过一二里路，他行走如飞，累我满头大汗，气喘力竭，而他著夹衣从容之至，额上并无一点汗，内衣当然亦不湿；他洗澡不多，换衣服亦数日一次，而身上并无一点难闻气味，三奇也。除此之外，一切饮食起居如常人，每日只洗脸一次，而洗面需半小时之久，举凡耳孔、鼻孔、发脚、颈项、都擦之甚久，吃饭时向不说话，向不答话，目不视人，吃饭就吃饭，有时宴客，一侍者坐身边，替客人送菜，他只举箸招呼客人；食时有客大声谈笑者，他只管吃饭，有时问他，他只有把头一点，仍旧吃饭，罢席后，始略作招呼。若在平时他一样过堂吃饭，有时饭冷羹残，他一样吃两大碗，未曾见过他拣饮择食，批评好丑，出家以后，持午百年(即过午不食)。有病亦然；历来有施主送他的好斋料，他都拿出来供众，向不设私食。
至于他待人接物，向来和颜悦色，平等行慈，见达富贵人，硕士名流，无知妇孺，甚至贩夫走卒，都是一样慈祥；有时闻著不入耳之言，碰著无理取闹之事，他转身向北面而行，不闻不见，绝无一句与人争论的。至其接见宾客，出家人，或自己弟子，如有向请法者，他必俯首沉吟，说给他一二语，听受者，便终身不忘！
即如我于日寇香江时返内地，过南华谒师座，他其初坚留我长住，我说出湖南先有约，他不话良久，太息曰：“你搅了数十年，得个什么！得个什么！”我当时悚然，至今仍留脑际！渐渐始觉得他的感动力的伟大。所以他数十年来，出家的二众弟子，在家的二众弟子，皈依他的我说少些，至少亦有六七百万人，在家的二众中，有达官贵人，鸿儒淑女，外国牧师，以至三山五岳，四海英雄，绿林豪杰，偷鸡缚狗的，一切皆有；此六七百万人之中，自皈依他后，一经印证，难保其中无“一宿觉”者，然大多数弟子自见过他后，只是如孺子恋母，时时有个虚云在脑海中，而不能忘者；有些道学更向上，有些改过做好人，有些发起菩提心，而尽力于救人，救国，总之都是向好一路走；未曾闻过虚云弟子有弑父，弑兄，杀人放火者。昔人所谓佛教能阴翊皇图，辅助政化，岂虚语哉！
我再补述虚老于云门事变之翌年癸巳：为弟子迎请入北京后；东南人士，请他往上海建法会，情形之热烈，世所少见，每日往玉佛寺候他者数万人，寺内寺外及马路上人如潮涌；每日定下午一时在大殿前见面，万千人望见师出，即伏地顶礼，师为说三皈依及开示数语而已。此次到上海所收皈依弟子，过百万人。八十余岁老居士蒋维乔高鹤年亲见师，并为文记之。师所收果金时币三亿余万，尽拨与四大名山八大名刹，及大小寺院二百五十六处为供养资；上海觉有情专刊十四卷第一期纪事甚详，此为全国皆知之事。
我对于编年谱之宗旨
虚云和尚年谱，当然与寻常年谱不同，因为他是老和尚，数百年来罕见之大德高僧，我要注重他出家以后的苦行修持，我要注重他禅功锻炼的经过，我要考究他经历艰险的情形，我要窥测他处常处变事事物物，及至到龙天推出，为世为人；如何以一穷和尚，在云南数年，而得到官民拥护；以后如何能建设大小寺院，而举重若轻；如何以湖南口音，而随处弘法，人皆领纳；如何数十年间，收容出家在家弟子千百万人；如何见过他老人家的，如孩儿恋母，永不乖离，如何他的说法开示，能指出佛心人心；如何他能对机而向每一个人说一两句话，即令人终身不忘；如何能教化弟子，使坏人变为好人，而有益于国家社会；凡此皆是年谱中最重要之记载。我以平凡笔墨，能写出再来菩萨十分之一，百分之一，我是心满意足了，因为他是不可思议之人物！其他不关于和尚之“弘法利生”的事，我随随便便懒于考究了。如其不然轻重倒置，不去考查和尚弘法利生之事，而去替和尚“查家宅”，替和尚的上代查“爵秩全书”，即使查到虚云和尚不是姓萧的，萧玉堂是卖豆腐的，那有什么关系？倘更有深文些说：一事假则其余皆假，虚云和尚的事迹及年岁都是假的，全部书要不得，一把火烧了它罢，那更好极！深合佛旨！昔释迦佛说法四十九年，最后说“我未尝说著一字”！又谓“如来有法可说，即为谤佛”。倘真能到此境界，三藏十二部，皆是揩疮脓血纸，(如其未到此境界，漫说一言，入地狱如箭射)——敢吗？
我编虚云和尚年谱，本来是不敢担任的，但以危难中的师命，不敢不从，费一年心力，勉强成书，错误百出，自知不免，良以关山阻隔，欲考无从，故于一九五三年癸巳出版后，翌年甲午，自己查出错误多端，乃四出奔走，寻求更正资料，乃于一九五五年乙未查出：
一、泉州府志，永春州志，均于乾隆年间修纂后，未有续修过。
二、道光二十年，泉州府知府黄德峻，系广东高要人。
三、道光二十年知府系徐耀。
四、道光二十七年福宁府知府系庄受祺。
五、道光三十年之泉州府知府名字，“福建通志”，“新通志”，俱未列入。
六、永春州知州沈汝瀚，道光十六年任，知州王光锷，系巴县人，任期未详。
我得了以上种种资料，认为宝贵，更加注意搜寻；迨隔了一年，是一九五六年七月“十”“夜”。胡适之先生致詹励吾先生函，指出年谱错处，是在美国议院图书馆中觅出漳州府福宁府之前后任人名，并说明未见泉州府志。是胡适之在美国所见者祗漳州福宁二府志耳。詹先生接胡先生函后，即于七月廿五日钞胡函给我：我即复詹一函致谢，语甚客气，并请詹为我致意胡先生道仰企之忱。实系对能读书人的尊重，及对于已经成名读书人爱护之意，并不曾附带说明我已于一年前查出错处，及所得资料以自矜炫；盖欲学修持人之风度也。后我于一九五七年重订年谱为第三版；此次增订出版，并非受到胡适之先生所指示；因我所查出之上列一二三四五六，六条史科，均非适之先生函内所列有者也。
佐治 二尹
至于胡适之所指出谓“佐治”“二尹”等，都是虚假的。我因通志中都查不出萧玉堂名字，后从各方面所得是任幕府的，当然是佐治，而非印官，至“二尹”称呼，费适之先生心，竟然找出一本新湘乡县志，于选举志中，将捐官大小衔名都查过，选举志虽有十卷之多，可见当时湘乡人物之盛。但以我推测其中总有漏洞；因为捐班分捐“实官”和捐“虚衔”两种；第一种捐“实官”，是要费许多钱的，如捐一个“知县”非数千两银不可，初捐“候选知县”后，还有很多花样，如：“单月候选”“双月候选”，不论双单月候选，还要经过“引见”“分发”，始能到省候补。知县以下，尚须经“王大臣验看”，才能分省。(惟从九品“县属巡检司”之类，不论何省，都可报到。世俗称为“飞天从九”)以上实官，当然可以登录在选举志中。第二种捐“虚衔”的，只可冠带荣身：如果用九两六银，捐一个“从九品”，都录在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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