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实现无悔的人生
蔡日新
(2001年7月24日)
引 言
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繁荣，社会的价值观念也在日益增强，乃至于一切都围绕着价值规律运作。但这一价值观念，毕竟只是体现在一种等价交换的实用性市场经济领域中，它毕竟倾向于现实物质的利益。虽然，在我们现实的人生中是无法完全摆脱这种价值规律的左右的，但也不可能完全地接受这种价值观念的摆布——因为，在人生价值中，毕竟还有比这种物质性的价值观念更高一个层面的价值存在。
记得在《春秋襄公二十四年左氏传》中，载穆叔对范宣子的“死且不朽”一问时，曾经提出了“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的命题。在穆叔那里，他认为像尧舜那样立下了至德、像禹稷那样建立了奇功、像臧文仲那样立言，均是“虽久不废”的，因而穆叔才认为他们具有永恒的价值。显然，由目前的物质利益所生发的价值观念，在解决现实的实际生活问题方面确实具有一定的意义，但它毕竟只局限於现实的物质生活这一范畴内，不可能具有像臧文仲所说的那种永恒的价值。由于古代的有识之士能够超越现实的物质利益去发现那种永恒的价值，因而古人中不乏有舍生取义的仁人志士，他们充当了支撑中华民族大厦的栋梁。
尽管站在传统的价值观念来看，除了目前的物质利益的这个价值标准以外，还有超越物质利益的高层次精神理念的价值观念存在，但站在不同的宗教信念角度，也许这一高层次的价值观念会产生一些差异。作为以立德、立功、立言为极则的儒家人生价值观念，它毕竟是一种有为的观念，因而尽管那些“死且不朽”的前人做出了伟大的事业，但他们毕竟落入了有为的形迹之中。而旨在追求长生不老的道家，尽管他们也极力主张清净无为、虚心寡欲，甚至还有某些修为与佛教颇为接近，但他们毕竟对于个体生命的存在是极为执著的，这自然也就落入了有相的范畴之中。与以上两者相比，以“出生死流”、“证无上道”为终极目标的佛家人生价值观念，是要高出一筹。因为，在这里，一切有为的造作、一切有相的追求(凡是带有功利观念者)，最终都是落在生死一边，而只有那种无相的修为、自他普利的大乘情怀，才是实现人生“常乐我净”这一永恒价值的唯一途径。记得中国禅宗的初祖达摩刚来东土时，他首先选择了梁武帝作为接引对象(梁武帝确实也是中国封建社会里少有的奉佛天子，他当时吸引了不少外国的高僧大德来到中国，就连真谛大师这样的大德也受武帝的影响而来到了当年的建康)。但当达摩祖师与梁武帝一接触，他便发现了梁武帝虽然在造寺度僧、写经造像等方面做了不少的贡献，但那些都是一种有为的“功德”理念在驱遣他去做。因而达摩祖师谆谆告诫梁武帝说：“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参见《祖堂集》卷二)，可惜梁武帝不能在达摩祖师的话里直下承当，因而达摩祖师也只好涉江北上魏地弘化。从达摩祖师的接引梁武帝来看，佛教的人生价值观念显然是以“了生脱死”作为终极目标的，因而一切有为或有相的价值观念，都必须蠲除干净，也只有彻底摆脱现实的功利观念的羁缚，才可能成就这一不朽的人生价值。
我们通过这些讨论，对于佛教人生价值观念与儒家及道家之间的差异，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界定。那么，我们下面想就如何实现这一不朽的人生价值(修为)来作一点比较具体的讨论。
一、坚定信念，矢志不渝
既然我们目前同是凡夫，而要实现菩提道果的体证这一目标，那么，我们首先就很有必要确信自己可以实现这一目标，然后才有可能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去排除一切障缘，实现这一目标。事实上我们无论修世法或出世间法，实现都必须坚定自己的信念，在佛门中，“信为道元功德母”，故在佛典中有“十信”的提法(谓信心、念心、精进心、慧心、定心、不退心、回向心、护法心、戒心、愿心)，即便是在俗语中也有“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说法。可见，坚定信念，并为了实现这一信念所指向的目标而勇猛精进，乃是实现我们无悔的人生的首要的一环。
我们说要建立信念，首先就是要坚信我们自己具有觉性，只要我们以坚持不懈的努力去蠲除积覆在自己心头的垢染，则自然会有光明透脱、得大自在的那么一天。为了鼓起学人勇猛精进的风帆，历代的祖师不吝施用各种慈悲，力图使学人信之不疑，行之不退。我们大家都知道一切有情皆具觉性这个道理。这一命题的提出，见於涅槃类的佛典，在南北朝刘宋时期的道生法师，对于涅槃学的研习颇有新的发现，他不只是认为一切有情皆具菩提觉性，他甚至还认为一阐提(谓断灭一切诸善根本，心不攀缘一切善法者)也具有此性。由于在当时的南方流通的涅槃类经典中找不到理论依据，因而道生的提法遭到了建康僧团的反对，生公也被从建康僧团中摒逐了出去，直到北本《大般涅槃经》流传到南方，经中果有阐提具有觉性之说，生公的佛性说方得以确立。想当年，生公遭摒逐，上虎丘说法，此后又辗转卜居庐山，历尽艰辛，最后终于实现了他“舍寿之时登师子座”的预言(参见《高僧传》本传)。当年的生公如果缺少那样一种发现真理的慧眼，他是断乎不会“孤明先发”的；而尤为可贵者乃在于他具有为坚持真理牺牲自己的一切的那种大无畏精神，方使得他的涅槃佛性思想彰显於南北朝时期，对中国后世的佛教、尤其是禅宗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历史影响。透过道生法师一生动人的事迹，我们不难发现建立信念，并且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义无反顾、一往无前的那种精神，对于实现我们无悔的人生该有着多么重要意义呀！
对于我们今天这些佛教中的文化人来说，建立信念尤为重要。倘使我们不坚信自己具有觉性，那么，我们今天又何以能够闻知佛法呢？倘使我们不坚信自己具有觉性，我们又何从获得自身的心性解脱呢？因此，在达摩祖师来到魏地弘法时，他所开示“二入”法门中就有“理入”一门，着重教导我们“深信含生同一真性”(参见《续高僧传》卷十六本传)。也因为有了这个信念，禅者才可以在当年那种极端艰苦的环境里，克服一切困难；也是因为有那样一种精神支撑，初祖与二祖才得以完成他们禅门传灯的慧业。自三祖僧璨之后的历代祖师，步着这条智慧之路，灯灯相传、心心相印，遂使道树花开、禅林果熟。到了六祖嗣法时，他的一句“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道出了他对佛性的坚信不疑。此后，在他的开示学人中，到处可见他鼓舞学人一路向上觉悟的法语。
他说：
善知识！世人性本自净，万法在自性。思量一切恶事，即行於恶；思量一切善事，便修於善行。如是一切法尽在自性，自性常清净，日月常明，只为云覆盖，上明下暗，不能了见日月星辰。忽遇惠风吹散卷尽云雾，万象森罗，一时皆现。世人性净，犹如青天，惠如日，智如月，智惠常明。
……又说：
性含万法是大，万法尽是自性。见一切人及非人，恶之与善，恶法善法，尽皆不舍，不可染著，由(犹)如虚空，名之为大。……透过六祖的开示可见，在实现我们无悔的人生这一终极目标时，建立起坚定不移的信念与具足为实现这一信念而一往无前的精神，是何等的重要！实质上，学佛的人不求解脱，并不是真正的学佛；而要获得真正的解脱，若不实现确立这一信念，也就如同车之无轮，鸟之无翼。
与此同时，作为文化人学佛，要能真正获得心地解脱的受用，不但非具备自性本自具足的信念不可，而且还很有必要将这一觉性推广到一切有情的领域中去。当年的达摩祖师在开示了藉教悟宗的“理入”法门之后，又进一步阐发了“行入”(四行)法门，他从“深信含生同一真性”的理论生发开去，提出了“报怨行”、“随缘行”、“无所求行”与“称法行”等四门。其中的“报怨行”是这样说的“修道苦至，当念往劫，舍本逐末，多起爱憎。今虽无犯，是我宿作，甘心受之，都无怨对。”对于祖师的这一慈训，我本人是获益匪浅的，我看，我们大家也都会从中获益的。按照儒家传统的做法，则会有“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参见《史记·太史公自序》)的理念所支配而派生种种分别心，乃至成为我们的障道因缘。尤其是在人生中遭受那种莫名的打击时，很容易使人产生一种愤懑的心情，有时甚至还会像关汉卿笔下的窦娥那样发出“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的诅咒。诚然，我在这里并不是说关汉卿揭露元代的统治者的种种黑暗与残酷有什么不是，但在一个真正的禅者面前，他是不会怨天尤人的，哪怕是在他们生命即将被人夺取时，他们也很少有怨怼之心，这在《高僧传》中是屡屡可见的，其中像安清、帛远、昙无谶等大德，他们都死於非命，但他们在临终时一切坦然，体现了一代高僧大德对于因果的深明。倘使我们果真能够以达摩祖师的这种“报怨行”的理念来观照，则会放弃我们“舍本逐末”的偏见，顿消自己心中的怨火。在这里，我也并不否认有个别善因招恶果的现象，其实，这种现象也并没有超出因果律的支配，只是我们凡夫无法了知前缘而已，若以达摩祖师“夙作今受”的理念来观照，则本是自作自受，又有何怨怼！？世间许多智商高的文人，他们本来是可以成就一番事业的，只缘他们在具体的利害际遇中没有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致使他们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乃至使他们终生一事无成，这实在是可惜极了。事实上，作为一个社会，不平等的现象永远是会存在的，如果我们抛开了一己之利与害，以平等的心量来看待这一切不平等的现象，则哪怕是遇上了人生最为拂逆的事情，也将会顺心处之，他将会顶着逆境成就自己的(也是人类的)大事业。
我们再看看中国佛教史上那些成就了大事业者，他们无不是具有坚定的信念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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