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生活禅

　　冯学成

　　(2001年7月22日)

　　我是第一次来这里参加夏令营，非常感谢上净下慧大和尚给我们创建了这么一个好的道场，而且连续举办了九届生活禅夏令营，这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通过几次亲近大和尚，已感觉到了生活禅的气息，生活禅给了我很大的启示。大概在举办第一届生活禅夏令营的时候，我在成都写了本书叫《生活中的大圆满法》，但我进入的角度远远没有大和尚的圆满，我仅从几个简单的入处对生活禅进行了一些探索。这次到这里来，听了大和尚的开示，有几点感想和大家共同交流。

　　一、 现代化

　　佛教是智慧之学，是自在的学问，我们学佛人一定要把信念建立起来，佛教不是迷信，而是争取生命的解脱与自在的学问。如果我们把学佛定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学佛就会与众不同。为什么要讲生活禅？首先，禅宗本来就是融入生活的，佛教的“教”就是教化众生，是面向世间的；第二是六祖慧能大师把佛教大众化；第三是太虚大师使中国佛教进入现代化。

　　现代化可不是句空话，回忆中国佛教历史，佛教最初传入中国面临的是儒家和道家的文化。鸦片战争以后，佛教面临的是资产阶级现代科学、技术、商品社会这么一个全新局面。佛陀在世时，作为人天师，他的精神、力量是站在印度文化的最高峰。中国佛教从西汉末年传入中国，从魏、晋、南北朝到宋、明年间的一千年来，一直执中国思想界的牛耳。大家知道，中国历史上有四次思想高峰期：第一是先秦诸子时期；第二是魏、晋、南北朝的玄学时期；第三是隋、唐的佛学时期；第四是宋、明理学时期。除了先秦诸子时期佛教还没有传入中国，佛教在另几个时期的经济、文化、政治等领域取得了独一无二的伟大成就。明清以来，由于封建社会在思想上、政策上越来越僵化。从朱元璋到雍正皇帝时期的一些宗教政策，很不利于佛教的建康发展，导致宗门衰微、僧才寥落。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着西方机械化工业生产的一套科学文明，感到有些无能为力，中国随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不少仁人志士走上了救国救民的道路，其中也有一批大德高僧走上了佛教振兴之路。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太虚大师在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共30多年的时间内，坚持不懈地倡导中国佛教的改革运动。

　　佛教现代化是个很实际的问题。既然讲佛是天人师，具有最高的智慧，那我们就不应人云亦云。你有眼、耳、鼻、舌、身、意六识，你能搞科学技术、搞量子力学、相对论、原子弹等等，我们一样有这个头脑，有这个六识。西方的文化也是心识所变，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在佛性面前还是人人平等，因为佛性是相通的。我们的佛法并不就是禁锢在寺庙里，禁锢在蒲团上，真正的般若是随方就圆、圆满无碍的大智慧。佛教不局限在一个什么地方，它是无碍的，智慧、菩提是无碍的。佛教讲三世，即过去、现在、未来。现代化就是现在的现实，禅宗的精神就是把握当下一念。古代治学之人很强调“知百家之言，通古今之变”。我们修学佛法的人，如不懂百家之言，那就称不上具有世界上最伟大的智慧，因此，我们必须老老实实回到自己的立场上，踏踏实实地搞好自己身心性命的建设。

　　前几年，我在南华寺参加了一次六祖慧能大师诞辰1361年的纪念会。期间，我谈了几分钟的感想。回顾中国学习印度佛教的历史，从汉代到唐朝的玄奘大师这七、八百年时期，象征着中国佛教从小学到博士后的学习过程。到了玄奘大师的时代，则相当于中国佛教已经是博士后毕业了，从而结束了中国向印度学习的历史。而六祖大师的出现，其意义在于我们中国佛教已不是当学生，而是当老师了。当时，韩国、日本、越南等国家都向中国学习佛教，中国已是世界的佛教中心。宋代以后，印度基本上没有了佛法，佛教在其发源地逐渐走向消亡，原因是印度佛教没有很好地适应印度人的需要。而我们幸亏有了六祖大师，如果没有六祖的出现和禅宗的崛起，中国的佛教乃至世界佛教的发展就讲不清楚了。现在讲现代化，要使我们的国家发展壮大，要在不长的时间内超过西方，我认为当务之急是涌现出更多的六祖大师这样的人物。不仅仅要在宗教上，而且要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来一次全面的腾飞，重新走在世界前列，使我们早日结束跟在西方人后面学习的过程。六祖大师在佛教里实现了这么一个伟大的创举，成为在精神思想领域走在世界前列的僧人。要实现当今社会的现代化，需要炎黄子孙结为一体，教内教外共同努力。

　　佛教和各个时代的社会发展是密不可分的。许多古代高僧大德对社会各阶层非常了解，许多社会名人与佛教也有很深的因缘，比如唐代有位一行大师，既是位天文学家，能测黄道日食，又是造天文仪器的工程师，还是一位手能善巧的工匠。他跑了很多地方，能说、能写、能做，是非常了不起的，也是佛教的骄傲。现在中学课本谈到古代科技时，还专门把一行大师的头像印在上面，加以介绍。中国的茶圣陆羽从小在寺庙长大，他的学问全是在寺庙里学的。日本的茶道、花道都是从中国的寺庙传过去的。中国文学经典《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也是和尚出身，是寺庙把他养大的，他的学问是寺庙教出来的。从这些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候佛教的现代化。当时，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并与中国文化融为一体，从而产生了一大批学术有成、修养有成的大师，在各行各业都走在了当时社会的前列。在现如今，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呢？我在四川佛学院上课时曾对峨眉山来的学僧讲，你们完全可以把峨眉山上的树重新登记一下，写一部峨眉山植物志。这样既搞了资源研究，又可以促使生态环境的保护。在民国年间也有出家人和川大民学院一起搞过峨眉山植物志，但已是事隔多年。

　　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哪一门学问也离不开我们的心。要谈现代化就应该立足于此。大和尚的开示已经给了我们很好的指示。我甚至有个天方夜谈的想法，佛教徒不完全是出家的，在家的能多有几位拿到诺贝尔奖，拿到物理、化学、医学、文学、美学方面的奖，就表现出了佛教徒应该有的水平。苏东坡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第一知识分子，但他最倾心佩服的还是佛印禅师等几个老和尚。苏轼的聪明才智可以说是无敌于天下，但就是翻不出几个老和尚的手掌心。所以，现代化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有许多具体的可为之事，如果把我们的身心性命放在某件事情上，用我们的平常心去认真地干，用大和尚讲的向上向善的宗旨去面对人生，面对生活，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干出一番成绩的。

　　二、 社会化

　　佛教本来就是随方就圆、运用无碍的般若智慧。社会化应理解为内外无碍、圆融无碍才行。一谈到社会化，有些人可能有些担心，我们是出世的，本来就是躲避红尘的，怎么还谈社会化。那天大和尚已把此点讲得很清楚，我们的依报、正报本身就是社会化的东西，离开社会，穿衣吃饭从那里来？修行并不是在真空里，就像大家来这里，中国、石家庄、赵县、柏林寺一切都是社会化的东西，包括这房子、大殿等等都是因缘，社会就是一个大因缘。马克思讲：“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句话到现在也没有过时，在佛教里也没有过时，佛教称之为因缘和合，与马克思讲的在某种意义上没有多大区别。既然是因缘和合，那么这个因缘就无内无外，非内非外，我们不必刻意地区分教内教外、寺里寺外。如果刻意区分，就会把我们限制、阻碍了。生命是没有壁垒的，黑格尔有句名言：“生命就是不断的把外在变成内在，又把内在变成外在，这是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生命一有壁垒，就不会有新陈代谢，生命就失去了价值，面对的就是死亡。

　　智慧是没有阻碍的，《华严经》展现的法界无碍、事事无碍的境界，那是多么宏大的境界。我记得在成都文殊院有幅对联——“十世古今始终不离当念，无边刹海自他不隔毫端”，这就把《华严经》无碍的境界用简明、流畅的对联形式给刻画了下来。如果我们在生活中有阻碍，就谈不上修行，真正的修行就是要打破阻碍，包括四大、烦恼的阻碍。如何消除化解身心性命中的阻碍，是我们的修行生活里应该好好解决的问题。

　　1969年下乡时，我在本光法师座下归依。本光法师当时只谈了几条，其中一条是随所在处皆是般若在处。无论你到何处，干什么工作，都要坚持佛教的立场，要坚持禅修禅行，这样无论何时何地都会有安全感，有大无畏精神，这也叫无畏布施。如果离开了般若，处处就是挂碍、恐怖。现代黑社会、走私、贩毒搞起了恐怖，而我们在夏令营能得到禅悦，随所在处建立学处，我们就有如沐春风的感觉，因为我们远离了那些东西。

　　大慧宗杲禅师是南宋初期的第一祖师，当时很多士大夫跟随他参禅。士大夫们和他讲，我们每天上朝下朝，判案送粮，回家还要孝敬父母与陪伴家室孩子，一天忙得没有清闲的时候，根本没有时间参禅。禅师回答说：“这正好用功参禅，不论动里静时，还是公事家事，无不是用功的好时候，烦恼与菩提不隔一线，有与无不隔一线，你们要找一个清静，哪能有什么清静？你们要找禅，哪有什么禅。”没有寸草的地方，全世界都没有，那么没有烦恼的人也是没有的。有人讲自己参禅打坐一念不生，一个妄念也没有；我修行三十多年，仍烦恼不断，妄想不断。所以关键是如何对待，烦恼来时动不动心，跟不跟着走。如果来时知道它是在调皮，看到它就行了，就像赵州禅师讲的“老僧只管看”。有了这个功夫，就可超然世外，当观众不当演员，这种不介入就是功夫。

　　佛教社会化，意味着学禅的人、搞生活禅的人一定要进入社会。我们面对的环境有主观与客观两个方面，客观环境包括社会、家庭、学校、亲友等等；另外一个是自己的心境，举心动念。外面的环境必然会转化为自己的心境，由自己的精神来承担。外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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