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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談生活禅(馮學成)

  也談生活禅

  馮學成

  (2001年7月22日)

  

  我是第一次來這裏參加夏令營,非常感謝上淨下慧大和尚給我們創建了這麼一個好的道場,而且連續舉辦了九屆生活禅夏令營,這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通過幾次親近大和尚,已感覺到了生活禅的氣息,生活禅給了我很大的啓示。大概在舉辦第一屆生活禅夏令營的時候,我在成都寫了本書叫《生活中的大圓滿法》,但我進入的角度遠遠沒有大和尚的圓滿,我僅從幾個簡單的入處對生活禅進行了一些探索。這次到這裏來,聽了大和尚的開示,有幾點感想和大家共同交流。

  一、 現代化

  佛教是智慧之學,是自在的學問,我們學佛人一定要把信念建立起來,佛教不是迷信,而是爭取生命的解脫與自在的學問。如果我們把學佛定在這個層面上,我們學佛就會與衆不同。爲什麼要講生活禅?首先,禅宗本來就是融入生活的,佛教的“教”就是教化衆生,是面向世間的;第二是六祖慧能大師把佛教大衆化;第叁是太虛大師使中國佛教進入現代化。

  現代化可不是句空話,回憶中國佛教曆史,佛教最初傳入中國面臨的是儒家和道家的文化。鴉片戰爭以後,佛教面臨的是資産階級現代科學、技術、商品社會這麼一個全新局面。佛陀在世時,作爲人天師,他的精神、力量是站在印度文化的最高峰。中國佛教從西漢末年傳入中國,從魏、晉、南北朝到宋、明年間的一千年來,一直執中國思想界的牛耳。大家知道,中國曆史上有四次思想高峰期:第一是先秦諸子時期;第二是魏、晉、南北朝的玄學時期;第叁是隋、唐的佛學時期;第四是宋、明理學時期。除了先秦諸子時期佛教還沒有傳入中國,佛教在另幾個時期的經濟、文化、政治等領域取得了獨一無二的偉大成就。明清以來,由于封建社會在思想上、政策上越來越僵化。從朱元璋到雍正皇帝時期的一些宗教政策,很不利于佛教的建康發展,導致宗門衰微、僧才寥落。鴉片戰爭後,中國傳統文化面臨著西方機械化工業生産的一套科學文明,感到有些無能爲力,中國隨之淪爲半封建、半殖民地。不少仁人志士走上了救國救民的道路,其中也有一批大德高僧走上了佛教振興之路。其中最有影響的是,太虛大師在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共30多年的時間內,堅持不懈地倡導中國佛教的改革運動。

  佛教現代化是個很實際的問題。既然講佛是天人師,具有最高的智慧,那我們就不應人雲亦雲。你有眼、耳、鼻、舌、身、意六識,你能搞科學技術、搞量子力學、相對論、原子彈等等,我們一樣有這個頭腦,有這個六識。西方的文化也是心識所變,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在佛性面前還是人人平等,因爲佛性是相通的。我們的佛法並不就是禁锢在寺廟裏,禁锢在蒲團上,真正的般若是隨方就圓、圓滿無礙的大智慧。佛教不局限在一個什麼地方,它是無礙的,智慧、菩提是無礙的。佛教講叁世,即過去、現在、未來。現代化就是現在的現實,禅宗的精神就是把握當下一念。古代治學之人很強調“知百家之言,通古今之變”。我們修學佛法的人,如不懂百家之言,那就稱不上具有世界上最偉大的智慧,因此,我們必須老老實實回到自己的立場上,踏踏實實地搞好自己身心性命的建設。

  前幾年,我在南華寺參加了一次六祖慧能大師誕辰1361年的紀念會。期間,我談了幾分鍾的感想。回顧中國學習印度佛教的曆史,從漢代到唐朝的玄奘大師這七、八百年時期,象征著中國佛教從小學到博士後的學習過程。到了玄奘大師的時代,則相當于中國佛教已經是博士後畢業了,從而結束了中國向印度學習的曆史。而六祖大師的出現,其意義在于我們中國佛教已不是當學生,而是當老師了。當時,韓國、日本、越南等國家都向中國學習佛教,中國已是世界的佛教中心。宋代以後,印度基本上沒有了佛法,佛教在其發源地逐漸走向消亡,原因是印度佛教沒有很好地適應印度人的需要。而我們幸虧有了六祖大師,如果沒有六祖的出現和禅宗的崛起,中國的佛教乃至世界佛教的發展就講不清楚了。現在講現代化,要使我們的國家發展壯大,要在不長的時間內超過西方,我認爲當務之急是湧現出更多的六祖大師這樣的人物。不僅僅要在宗教上,而且要在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等方面來一次全面的騰飛,重新走在世界前列,使我們早日結束跟在西方人後面學習的過程。六祖大師在佛教裏實現了這麼一個偉大的創舉,成爲在精神思想領域走在世界前列的僧人。要實現當今社會的現代化,需要炎黃子孫結爲一體,教內教外共同努力。

  佛教和各個時代的社會發展是密不可分的。許多古代高僧大德對社會各階層非常了解,許多社會名人與佛教也有很深的因緣,比如唐代有位一行大師,既是位天文學家,能測黃道日食,又是造天文儀器的工程師,還是一位手能善巧的工匠。他跑了很多地方,能說、能寫、能做,是非常了不起的,也是佛教的驕傲。現在中學課本談到古代科技時,還專門把一行大師的頭像印在上面,加以介紹。中國的茶聖陸羽從小在寺廟長大,他的學問全是在寺廟裏學的。日本的茶道、花道都是從中國的寺廟傳過去的。中國文學經典《文心雕龍》的作者劉勰也是和尚出身,是寺廟把他養大的,他的學問是寺廟教出來的。從這些資料中,我們可以看到那個時候佛教的現代化。當時,印度佛教傳入中國並與中國文化融爲一體,從而産生了一大批學術有成、修養有成的大師,在各行各業都走在了當時社會的前列。在現如今,我們爲什麼不可以呢?我在四川佛學院上課時曾對峨眉山來的學僧講,你們完全可以把峨眉山上的樹重新登記一下,寫一部峨眉山植物志。這樣既搞了資源研究,又可以促使生態環境的保護。在民國年間也有出家人和川大民學院一起搞過峨眉山植物志,但已是事隔多年。

  叁界唯心,萬法唯識,哪一門學問也離不開我們的心。要談現代化就應該立足于此。大和尚的開示已經給了我們很好的指示。我甚至有個天方夜談的想法,佛教徒不完全是出家的,在家的能多有幾位拿到諾貝爾獎,拿到物理、化學、醫學、文學、美學方面的獎,就表現出了佛教徒應該有的水平。蘇東坡可以說是中國古代第一知識分子,但他最傾心佩服的還是佛印禅師等幾個老和尚。蘇轼的聰明才智可以說是無敵于天下,但就是翻不出幾個老和尚的手掌心。所以,現代化不是一句空話,而是有許多具體的可爲之事,如果把我們的身心性命放在某件事情上,用我們的平常心去認真地幹,用大和尚講的向上向善的宗旨去面對人生,面對生活,我相信每個人都會幹出一番成績的。

  二、 社會化

  佛教本來就是隨方就圓、運用無礙的般若智慧。社會化應理解爲內外無礙、圓融無礙才行。一談到社會化,有些人可能有些擔心,我們是出世的,本來就是躲避紅塵的,怎麼還談社會化。那天大和尚已把此點講得很清楚,我們的依報、正報本身就是社會化的東西,離開社會,穿衣吃飯從那裏來?修行並不是在真空裏,就像大家來這裏,中國、石家莊、趙縣、柏林寺一切都是社會化的東西,包括這房子、大殿等等都是因緣,社會就是一個大因緣。馬克思講:“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這句話到現在也沒有過時,在佛教裏也沒有過時,佛教稱之爲因緣和合,與馬克思講的在某種意義上沒有多大區別。既然是因緣和合,那麼這個因緣就無內無外,非內非外,我們不必刻意地區分教內教外、寺裏寺外。如果刻意區分,就會把我們限製、阻礙了。生命是沒有壁壘的,黑格爾有句名言:“生命就是不斷的把外在變成內在,又把內在變成外在,這是一個新陳代謝的過程。”生命一有壁壘,就不會有新陳代謝,生命就失去了價值,面對的就是死亡。

  智慧是沒有阻礙的,《華嚴經》展現的法界無礙、事事無礙的境界,那是多麼宏大的境界。我記得在成都文殊院有幅對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當念,無邊刹海自他不隔毫端”,這就把《華嚴經》無礙的境界用簡明、流暢的對聯形式給刻畫了下來。如果我們在生活中有阻礙,就談不上修行,真正的修行就是要打破阻礙,包括四大、煩惱的阻礙。如何消除化解身心性命中的阻礙,是我們的修行生活裏應該好好解決的問題。

  1969年下鄉時,我在本光法師座下歸依。本光法師當時只談了幾條,其中一條是隨所在處皆是般若在處。無論你到何處,幹什麼工作,都要堅持佛教的立場,要堅持禅修禅行,這樣無論何時何地都會有安全感,有大無畏精神,這也叫無畏布施。如果離開了般若,處處就是挂礙、恐怖。現代黑社會、走私、販毒搞起了恐怖,而我們在夏令營能得到禅悅,隨所在處建立學處,我們就有如沐春風的感覺,因爲我們遠離了那些東西。

  大慧宗杲禅師是南宋初期的第一祖師,當時很多士大夫跟隨他參禅。士大夫們和他講,我們每天上朝下朝,判案送糧,回家還要孝敬父母與陪伴家室孩子,一天忙得沒有清閑的時候,根本沒有時間參禅。禅師回答說:“這正好用功參禅,不論動裏靜時,還是公事家事,無不是用功的好時候,煩惱與菩提不隔一線,有與無不隔一線,你們要找一個清靜,哪能有什麼清靜?你們要找禅,哪有什麼禅。”沒有寸草的地方,全世界都沒有,那麼沒有煩惱的人也是沒有的。有人講自己參禅打坐一念不生,一個妄念也沒有;我修行叁十多年,仍煩惱不斷,妄想不斷。所以關鍵是如何對待,煩惱來時動不動心,跟不跟著走。如果來時知道它是在調皮,看到它就行了,就像趙州禅師講的“老僧只管看”。有了這個功夫,就可超然世外,當觀衆不當演員,這種不介入就是功夫。

  佛教社會化,意味著學禅的人、搞生活禅的人一定要進入社會。我們面對的環境有主觀與客觀兩個方面,客觀環境包括社會、家庭、學校、親友等等;另外一個是自己的心境,舉心動念。外面的環境必然會轉化爲自己的心境,由自己的精神來承擔。外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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