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實現無悔的人生
蔡日新
(2001年7月24日)
引 言
隨著市場經濟的日益繁榮，社會的價值觀念也在日益增強，乃至于一切都圍繞著價值規律運作。但這一價值觀念，畢竟只是體現在一種等價交換的實用性市場經濟領域中，它畢竟傾向于現實物質的利益。雖然，在我們現實的人生中是無法完全擺脫這種價值規律的左右的，但也不可能完全地接受這種價值觀念的擺布——因爲，在人生價值中，畢竟還有比這種物質性的價值觀念更高一個層面的價值存在。
記得在《春秋襄公二十四年左氏傳》中，載穆叔對範宣子的“死且不朽”一問時，曾經提出了“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的命題。在穆叔那裏，他認爲像堯舜那樣立下了至德、像禹稷那樣建立了奇功、像臧文仲那樣立言，均是“雖久不廢”的，因而穆叔才認爲他們具有永恒的價值。顯然，由目前的物質利益所生發的價值觀念，在解決現實的實際生活問題方面確實具有一定的意義，但它畢竟只局限於現實的物質生活這一範疇內，不可能具有像臧文仲所說的那種永恒的價值。由于古代的有識之士能夠超越現實的物質利益去發現那種永恒的價值，因而古人中不乏有舍生取義的仁人志士，他們充當了支撐中華民族大廈的棟梁。
盡管站在傳統的價值觀念來看，除了目前的物質利益的這個價值標准以外，還有超越物質利益的高層次精神理念的價值觀念存在，但站在不同的宗教信念角度，也許這一高層次的價值觀念會産生一些差異。作爲以立德、立功、立言爲極則的儒家人生價值觀念，它畢竟是一種有爲的觀念，因而盡管那些“死且不朽”的前人做出了偉大的事業，但他們畢竟落入了有爲的形迹之中。而旨在追求長生不老的道家，盡管他們也極力主張清淨無爲、虛心寡欲，甚至還有某些修爲與佛教頗爲接近，但他們畢竟對于個體生命的存在是極爲執著的，這自然也就落入了有相的範疇之中。與以上兩者相比，以“出生死流”、“證無上道”爲終極目標的佛家人生價值觀念，是要高出一籌。因爲，在這裏，一切有爲的造作、一切有相的追求(凡是帶有功利觀念者)，最終都是落在生死一邊，而只有那種無相的修爲、自他普利的大乘情懷，才是實現人生“常樂我淨”這一永恒價值的唯一途徑。記得中國禅宗的初祖達摩剛來東土時，他首先選擇了梁武帝作爲接引對象(梁武帝確實也是中國封建社會裏少有的奉佛天子，他當時吸引了不少外國的高僧大德來到中國，就連真谛大師這樣的大德也受武帝的影響而來到了當年的建康)。但當達摩祖師與梁武帝一接觸，他便發現了梁武帝雖然在造寺度僧、寫經造像等方面做了不少的貢獻，但那些都是一種有爲的“功德”理念在驅遣他去做。因而達摩祖師諄諄告誡梁武帝說：“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參見《祖堂集》卷二)，可惜梁武帝不能在達摩祖師的話裏直下承當，因而達摩祖師也只好涉江北上魏地弘化。從達摩祖師的接引梁武帝來看，佛教的人生價值觀念顯然是以“了生脫死”作爲終極目標的，因而一切有爲或有相的價值觀念，都必須蠲除幹淨，也只有徹底擺脫現實的功利觀念的羁縛，才可能成就這一不朽的人生價值。
我們通過這些討論，對于佛教人生價值觀念與儒家及道家之間的差異，已經有了一個初步的界定。那麼，我們下面想就如何實現這一不朽的人生價值(修爲)來作一點比較具體的討論。
一、堅定信念，矢志不渝
既然我們目前同是凡夫，而要實現菩提道果的體證這一目標，那麼，我們首先就很有必要確信自己可以實現這一目標，然後才有可能以堅韌不拔的毅力去排除一切障緣，實現這一目標。事實上我們無論修世法或出世間法，實現都必須堅定自己的信念，在佛門中，“信爲道元功德母”，故在佛典中有“十信”的提法(謂信心、念心、精進心、慧心、定心、不退心、回向心、護法心、戒心、願心)，即便是在俗語中也有“精誠所至，金石爲開”的說法。可見，堅定信念，並爲了實現這一信念所指向的目標而勇猛精進，乃是實現我們無悔的人生的首要的一環。
我們說要建立信念，首先就是要堅信我們自己具有覺性，只要我們以堅持不懈的努力去蠲除積覆在自己心頭的垢染，則自然會有光明透脫、得大自在的那麼一天。爲了鼓起學人勇猛精進的風帆，曆代的祖師不吝施用各種慈悲，力圖使學人信之不疑，行之不退。我們大家都知道一切有情皆具覺性這個道理。這一命題的提出，見於涅槃類的佛典，在南北朝劉宋時期的道生法師，對于涅槃學的研習頗有新的發現，他不只是認爲一切有情皆具菩提覺性，他甚至還認爲一闡提(謂斷滅一切諸善根本，心不攀緣一切善法者)也具有此性。由于在當時的南方流通的涅槃類經典中找不到理論依據，因而道生的提法遭到了建康僧團的反對，生公也被從建康僧團中摒逐了出去，直到北本《大般涅槃經》流傳到南方，經中果有闡提具有覺性之說，生公的佛性說方得以確立。想當年，生公遭摒逐，上虎丘說法，此後又輾轉蔔居廬山，曆盡艱辛，最後終于實現了他“舍壽之時登師子座”的預言(參見《高僧傳》本傳)。當年的生公如果缺少那樣一種發現真理的慧眼，他是斷乎不會“孤明先發”的；而尤爲可貴者乃在于他具有爲堅持真理犧牲自己的一切的那種大無畏精神，方使得他的涅槃佛性思想彰顯於南北朝時期，對中國後世的佛教、尤其是禅宗産生了極爲深遠的曆史影響。透過道生法師一生動人的事迹，我們不難發現建立信念，並且爲了實現這一目標而義無反顧、一往無前的那種精神，對于實現我們無悔的人生該有著多麼重要意義呀！
對于我們今天這些佛教中的文化人來說，建立信念尤爲重要。倘使我們不堅信自己具有覺性，那麼，我們今天又何以能夠聞知佛法呢？倘使我們不堅信自己具有覺性，我們又何從獲得自身的心性解脫呢？因此，在達摩祖師來到魏地弘法時，他所開示“二入”法門中就有“理入”一門，著重教導我們“深信含生同一真性”(參見《續高僧傳》卷十六本傳)。也因爲有了這個信念，禅者才可以在當年那種極端艱苦的環境裏，克服一切困難；也是因爲有那樣一種精神支撐，初祖與二祖才得以完成他們禅門傳燈的慧業。自叁祖僧璨之後的曆代祖師，步著這條智慧之路，燈燈相傳、心心相印，遂使道樹花開、禅林果熟。到了六祖嗣法時，他的一句“人雖有南北，佛性本無南北”，道出了他對佛性的堅信不疑。此後，在他的開示學人中，到處可見他鼓舞學人一路向上覺悟的法語。
他說：
善知識！世人性本自淨，萬法在自性。思量一切惡事，即行於惡；思量一切善事，便修於善行。如是一切法盡在自性，自性常清淨，日月常明，只爲雲覆蓋，上明下暗，不能了見日月星辰。忽遇惠風吹散卷盡雲霧，萬象森羅，一時皆現。世人性淨，猶如青天，惠如日，智如月，智惠常明。
……又說：
性含萬法是大，萬法盡是自性。見一切人及非人，惡之與善，惡法善法，盡皆不舍，不可染著，由(猶)如虛空，名之爲大。……透過六祖的開示可見，在實現我們無悔的人生這一終極目標時，建立起堅定不移的信念與具足爲實現這一信念而一往無前的精神，是何等的重要！實質上，學佛的人不求解脫，並不是真正的學佛；而要獲得真正的解脫，若不實現確立這一信念，也就如同車之無輪，鳥之無翼。
與此同時，作爲文化人學佛，要能真正獲得心地解脫的受用，不但非具備自性本自具足的信念不可，而且還很有必要將這一覺性推廣到一切有情的領域中去。當年的達摩祖師在開示了藉教悟宗的“理入”法門之後，又進一步闡發了“行入”(四行)法門，他從“深信含生同一真性”的理論生發開去，提出了“報怨行”、“隨緣行”、“無所求行”與“稱法行”等四門。其中的“報怨行”是這樣說的“修道苦至，當念往劫，舍本逐末，多起愛憎。今雖無犯，是我宿作，甘心受之，都無怨對。”對于祖師的這一慈訓，我本人是獲益匪淺的，我看，我們大家也都會從中獲益的。按照儒家傳統的做法，則會有“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參見《史記·太史公自序》)的理念所支配而派生種種分別心，乃至成爲我們的障道因緣。尤其是在人生中遭受那種莫名的打擊時，很容易使人産生一種憤懑的心情，有時甚至還會像關漢卿筆下的窦娥那樣發出“爲善的受貧窮更命短，造惡的享富貴又壽延”、“地也，你不分好歹何爲地！天也，你錯勘賢愚枉做天”的詛咒。誠然，我在這裏並不是說關漢卿揭露元代的統治者的種種黑暗與殘酷有什麼不是，但在一個真正的禅者面前，他是不會怨天尤人的，哪怕是在他們生命即將被人奪取時，他們也很少有怨怼之心，這在《高僧傳》中是屢屢可見的，其中像安清、帛遠、昙無谶等大德，他們都死於非命，但他們在臨終時一切坦然，體現了一代高僧大德對于因果的深明。倘使我們果真能夠以達摩祖師的這種“報怨行”的理念來觀照，則會放棄我們“舍本逐末”的偏見，頓消自己心中的怨火。在這裏，我也並不否認有個別善因招惡果的現象，其實，這種現象也並沒有超出因果律的支配，只是我們凡夫無法了知前緣而已，若以達摩祖師“夙作今受”的理念來觀照，則本是自作自受，又有何怨怼！？世間許多智商高的文人，他們本來是可以成就一番事業的，只緣他們在具體的利害際遇中沒有調整好自己的心態，致使他們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乃至使他們終生一事無成，這實在是可惜極了。事實上，作爲一個社會，不平等的現象永遠是會存在的，如果我們抛開了一己之利與害，以平等的心量來看待這一切不平等的現象，則哪怕是遇上了人生最爲拂逆的事情，也將會順心處之，他將會頂著逆境成就自己的(也是人類的)大事業。
我們再看看中國佛教史上那些成就了大事業者，他們無不是具有堅定的信念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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