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人家、乞食、入聚落、市物、凡所施行不得自用、参方、衣钵名相等章目。从那以来，《沙弥律仪要略》一直受到佛教各派及律家的重视和采用。见月读体对此也作过高度评价。书玉因“观其要略文理优畅，感发初机”，故传戒三十余年，都要求“凡受戒者，必令深思熟读，使其威仪庠序，知所施行，乃与登坛受具。是以此书盛行于世也”。(《沙弥律仪要略述义》序，《新纂卍续藏经》第六十册)
书玉认为，见月读体之《沙弥律仪要略》“以春秋之才，而解戒相；用礼记之法，而辑威仪。若非穷究经律，博通传史者，则不能识其源委也”。所以书玉承继乃师之遗绪，“数十年来，恒以为念，因此朝夕黾勉，遍搜内外诸书，析义消文，积成上、下两卷，名日述义，谓述其要略之大义也”。以使后之览者因跬步而登山，由初津而入海，达如来境界，事理宛然，“知一切治世语言文字，皆与实相不相违背也”。并最终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撰成《沙弥律仪要略述义》。
简单说来，书玉作《沙弥律仪要略述义》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强调沙弥律仪的重要意义，而不在于探究事相玄义。如他说：
沙弥律仪者，明事之典也；云栖要略者，显理之书也。事即戒相威仪，理即无作戒心。事无理不明，理无事不显，事理一如，戒心明矣。盖如来大慈，说是戒经，使出家者，无为无欲，清净自守。(《沙弥律仪要略述义》序，《新纂卍续藏经》第六十册)
但由于经律深奥，义广难明，故删繁取要，略而解之，“以世间法，释出世间法；以出世间法，显世间法。其间少研罪相，多于劝持者，意谓沙弥初入道门，未便预闻篇聚也”。(《沙弥律仪要略述义》序，《新纂卍续藏经》第六十册)
中国佛教律学发展到清代，诸律家都发现，僧伽戒律不张并不因为玄义不解，而是持守不成，因此不约而同地重视起沙弥律仪，以从最基本的守戒上进行努力。书玉特别强调，沙弥律仪对于出家者的重要性绝不亚于菩萨戒，所以其《沙弥律仪要略述义》只言“十戒”而不说“五戒”，那是因为五戒通于道俗，不必另说。书玉强调：“沙弥十支戒相，是五篇三聚之基，二十四门威仪乃三千八万之本，必须清净守持，以为八德之要。凡受戒者，不可忽也。”(《沙弥律仪要略述义》“凡例”，《新纂卍续藏经》第六十册)
因此，书玉还强调说：
沙弥十戒，与菩萨戒，大同小异。菩萨十重，以杀戒为首，此沙弥戒，亦以杀戒居先。菩萨四十八轻，以敬师友戒为首，此沙弥二十四门威仪，亦以敬大沙门为第一。故经云：是戒能为比丘戒之阶梯，菩萨戒之根本，直至成无上菩提。故须清净守持，勿令丝毫有失也。(《沙弥律仪要略述义》卷上，《新纂卍续藏经》第六十册)
第二，强调禅净修行中戒律的重要意义。
禅律问题历来是律家们十分着意之处。他们或批重禅轻律之谬，或诠禅律一体之真。在《沙弥律仪要略述义》中，书玉也对禅律关系又作了大段的说明。
他说由于“去圣时遥，人多好胜，以禅教律三字横在胸中，各执所见，殊不知禅教律皆从如来一鼻孔出”。所以，“禅是佛心，教是佛语，戒是佛身，如是执之于身，闻之于耳，观之于心，则本源心地彻矣”。若参禅不由开导，但乃堆堆死坐，落圣亡外道，所以知理观未明，必须听教，依教起行，必须参禅。
他强调说：“通教不通宗，如蛇钻竹筒；通宗不通教，开口便乱道；宗教一齐通，如日照虚空；法法头头现，山川路有通。”
以及，
若初心不守律仪，放旷总成邪见，后心不达实相，勤修终属有为。若参禅不持戒，纵有空解，未免沉堕。故云若无真戒，必无真意也。离戒修定慧，名魔外因；离定慧修戒，名人天因。 三学俱备，是成佛因。故听教参禅，继之五年后者，本欲增心增慧，三学齐修也。由戒净，故慧净；由慧净，故戒净。如两手互洗，不分先后。(《沙弥律仪要略述义》卷上，《新纂卍续藏经>>第六十册)
当然，如果说袜宏要求为沙弥者在功业未成时不得习学命书、相书、卜筮、图谶诸书尚有一定意义，那么在本《沙弥律仪要略述义》中，书玉认为“沙弥本业未成，不得习学外书子史，治世典章”之科义，是对百家诸子、齐家治国、辅国利民之治世典章和医书、天文书、地理书甚至传统诗词书法的拒绝，则又是有碍于佛教的。因为佛教的兴盛是与社会、文化和传统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某种程度上言之，研习世俗之学对佛教的繁荣与发展也是十分重要的。
《毗尼日用切要香乳记》两卷是书玉对明代性只的《毗尼日用录》一卷和读体的《毗尼日用切要》一卷所做的笺记。所谓“切要”，即“谓亲切简要，拣非疏漫冗杂也。谓此偈咒，是切近身心，如切物器具，乃道德要务”。(《毗尼日用切要香乳记》卷上，《新纂卍续藏经》第六十册)作为明代净土盛行时的产物，性只的《毗尼日用录》是以净土为持戒的终极的。但事实上，社会上许多人往往以念佛代替持戒，把净土与持戒视作两个法门。书玉作《毗尼日用切要香乳记》正是为了把戒律精神贯穿于净土法门之中。
书玉注曰：“身语意业既然清净，则两乘戒体自圆。净戒为因，净土为果，便同诸佛，无二无别。西方极乐，弹指可超，三界自不漏落矣。”(《毗尼日用切要香乳记》卷下，《新纂卍续藏经》第六十册)之所以注上加注，那是因为书玉对上述切要十分重视。正如他说：“夫《毗尼切要》者，为大道心人利生修证之本也，凡人能读斯文、发斯愿、行斯行者，即同圆觉，无二无别。欲度众生，欲求佛道，要须行在一心，自然功成二利，其或行愿未备，则证入无由矣。”(《毗尼日用切要香乳记》序，《新纂卍续藏经》第六十册)说到底，这还是为了强调毗尼的意义，并方便学习、诵持。
依书玉所说，《沙弥律仪要略述义》与其所撰《毗尼日用切要香乳记》应当互为参照，因其内容互有补充。
第三，对僧尼授戒仪的贡献。
在经过两宋至明季的几百年间，禅学的兴盛对律宗和律学的冲击尤为明显。由三峰法藏和四大高僧为代表的律学复兴思潮一直持续到清初，其主要成绩即是对二部授戒仪的重视。如三峰法藏的《弘法戒仪》，以及清初终南山超远根据《弘法戒仪》补充的《传授三坛弘戒法仪》都受到重视。
书玉对僧尼二部授戒仪的贡献是他着的《二部僧授戒仪式》两卷和《羯磨仪式》。它们由书玉撰于杭州昭庆寺。与其他一些戒坛法仪出于律师或法师的制定和设想不同，书玉的授戒仪是作者对其所见授戒仪式的追记。其内容主要有两个来源，一者，是其师见月读体于康熙六年(1667)春，与昆山蜜照尼和尚等为众尼授戒之事。由于当时书玉随侍左右，对此十分熟悉。二者，是其法侄、宝华山住持松隐真义律师和巨源尼和尚传授三坛大戒，其与见月老和尚所行成规一致。由此，书玉将其所见之坛仪录成一册而成本文。(《二部僧授戒仪式》，《新纂卍续藏经》第六十册)
由此可见，书玉所制的二部僧授戒仪，是对社会上广为流行的授戒仪的认定、概括和完善。它们对清代佛教的规范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中国佛教近代的传戒体制。
三、文海福聚
福聚律师(1686—1765)，俗姓骆，字文海，号二愚，浙江义乌人，十四岁出家，为读体四传，从宝华山隆昌寺闵缘常松和尚得受具戒，并精究律部。福聚曾诸山游学八载，归宝华山后被推为上座，主持宝华山三十年，声闻天下，学徒数十万，后有二十多人主持南北丛林，被推为干华派第七祖，世称为文海福聚。①
福聚着有《南山宗统》十卷，记载南山律宗世系传承，依元照所立九祖次第，在道宣下又续文纲、满意、大亮、昙一、辩秀、道澄、澄楚、允堪至灵芝元照，定为中国律宗十六祖，有着一定的史料价值。另外福聚还着有《瑜伽补注》、《施食仪轨》、《宝华志余》诸书。
福聚对律学和律宗发展的最大贡献是赴京传戒。雍正十二年(1734)，福聚奉诏入京，主持法源寺，奉命开三坛大戒。从此将自唐末五代一来一直扎根于中国南方地区的律宗传入北方，因此世称他为法源寺第一代律祖。
雍正十二年二月十三日，福聚携徒一百二十人抵达京城，由庄亲王引见，雍正皇帝接见了福聚师徒，并赐紫衣四顶和御制诸经典等。福聚在北京奉赐放皇戒，共有一千八百多人纳戒。②这不仅提高了宝华山在社会和佛教界的地位，也扩大了传统律学在北方佛教中的地位和影响，使历史上一直繁荣于南方的律学传播于北方，律宗也因之焕发了生机。福聚后南回宝华山，由其后学天月性实主持法源寺。
福聚的另一贡献为奏请将宝华山前三代祖师所着律宗五部编入《清藏》之中。雍正十二年五月，福聚和尚即请庄亲王、和亲王转其折子，上奏皇帝：
臣僧念本山第一代臣僧寂光着有《梵网直解>>四卷，二代臣僧读体着有《毗尼止持》十六卷、《毗尼作持》十五卷、《三坛正范》四卷，三代臣僧德基着有《毗尼关要》十六卷，诚乃戒律之楷模，可为茹刍之纲领。今蒙圣恩重修《大藏》，敬将三代着述，上恳天慈，收录末学，编入《大藏>>，续如来之慧命，作后学之津梁，臣僧福聚，躬阐殊恩，不胜感格之至。①
因《三坛正范》与作持部的内容重复，在精简之后，一并被准收入于乾隆三年(1738)编成的《乾隆大藏经》中。此五部着作也被后人简称为“宝华山五大部”。
宝华山一系律师为明清以来中国律学的一面大旗，其法脉延续至今。
《宗教律诸家演派》以终南山道宣律师为律门第一世，十三世传至金陵古林庵慧云如馨律师，如馨传三昧寂光，为宝华山第一代。其后宝华山律宗之系统如下：慧云如馨一三昧寂光(本山第一世)一见月读体(第二世)一定庵德基(第三世)一松隐真义(第四世)一闵缘常松(第五世)一珍辉实咏(第六世)一文海福聚(第七世)一理筠性言(第八世)一浑仪圆先(第九世)一恺机明如(第十世)一卓如定静(第十一世)一朗鉴慧皓(第十二世)一体乾昌苍(第十三世)一敏通海然(第十四世)一圣性印宗(第十五世)一浩净发圆(第十六世)②
从“如”字起，演派有五十六字：
如寂读德真常实，福性圆明定慧昌；
海印发光融戒月，优昙现瑞续天香；
支岐万派律源远，果结干华宗本长；
法绍南山宏正脉，灯传心地永联芳。(《宗教律诸家演派》)
南宋以后，禅宗益盛，士大夫多归心于禅，律学因其特点难以吸引士人，所以与北宋以前相比，律宗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力量明显逊色于禅宗和净土。加之其后所有唐宋诸家的律学撰述数干卷悉皆散失，所以，到了清初，南山律学典籍惟存《随机羯磨》一卷而已。这种现象必然要影响到清代律学的发展，使其律学少了一种理论的传承，而且更缺少唐宋律家那样有分量的律学着作。
显而易见，虽然清代有宝华山传灯不绝，但是律学的真正复兴仍然是任重道远。
《沉寂后的挺立：清代的律学和律宗(王建光)》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