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著名律寺或与律学相关的寺院
寺，通常是指出家僧众修行的道场、佛教的基地和僧伽居住的处所。在印度，具有此种意义的地方则称为“僧伽蓝摩”，此为梵语的音译，又常被简称为“伽蓝”。
在中国文化中，“寺”在其原初的意义上与佛教并不相关。在秦代及汉初，即以官员任职之所称为寺，后也即以其代称古代官署的名称。据《汉书》卷九《元帝纪》中颜师古注言：“凡府廷所在，皆谓之寺。”汉代在首都也专门设有诸如招待诸侯、少数民族首领及四方边民的“鸿胪寺”。直到明清时代，中国政治体制中还设有诸如大理寺、太常寺、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等宫署衙门。
一般认为，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蔡情于中天竺请得沙门摄摩腾和竺法兰，并佛像梵本经文六十万言，载以白马还洛阳，即是住于鸿胪寺。随后，汉明帝敕令于洛阳城东为其建造精舍，并称为“白马寺”。此为中国佛教建寺之始。由之，虽然其后中国世人政治体制中仍然有“寺”之名，但“寺”与“塔”一起不仅成为中国佛教文化的重要部分，也与中国建筑文化、民族民俗文化和佛教文化结合起来。白马寺可以说是佛教文化进入中国的第一个标志和里程碑，所以1993年印度总理拉奥、2003年印度总理瓦杰帕伊都曾先后来到洛阳白马寺，参观圣迹，敬香默祷。佛教的“寺”之名称在中国也有变化，北魏太武帝始光元年(424)创立伽蓝而名之以“招提”，隋炀帝大业中改天下之寺名为“道场”，入唐以后又复名为寺。
寺塔的兴盛与否，受制于诸多因素。从时间上说，中国着名寺院大都建于两晋南北朝及隋唐时；从地域上说，这些着名寺塔大都集中于以今天的长安、洛阳、开封、南京、扬州、荆楚、吴越等政治、经济或文化中心之处。其中长期作为中原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长安和洛阳更为突出。宋人宋敏求撰的《长安志》中，载有京城寺院有五十三所，其中唐代所立的即有三十二所。而东晋至南朝时期，以今天的南京地区为代表的南方地区也建有众多的寺院。
佛寺的兴衰不仅反映了时代的变革，受到佛教整体发展的影响，也更受制于帝王的态度，以及战火、洪涝和火灾的破坏。我们从唐代段成式(
一863)成书于唐武宗会昌三年(843)至宣宗大中七年(853)间《寺塔记》(《大正藏》第五十一册)中所描述的那种会昌法难后，曾经作为佛教中心而辉煌一时的慈恩寺“僧众草草”、大兴善寺的不空三藏塔前老松“官伐其枝”之破败凄惨状，即可见此一斑。
中国寺院建设有七堂伽蓝之制，即完整的伽蓝须有大殿、讲堂、塔、钟楼、藏经楼、僧坊、寮房(食堂)七部分。禅宗兴起后，略有变化。在百丈怀海(720—814)之前的禅宗形成初期，禅僧曾驻于律寺，但依别院而居。由于其宗说法住持，未合传统规度，因此随创意别立禅居。其寺建筑不立佛殿，唯树“法堂”，自成一格。由是，中国历史上的佛寺即形成了禅、律、教三种。因此，一些专心弘律的僧人即居于律寺。
在中国佛教的发展中，随着学派和宗派的形成与繁荣，许多佛寺往往因为开山大师的努力和传承，或者其后学的居之崛起，而与某一学派或宗派有着密切的关系，或为本宗的祖庭，或为中心道场，在后世它们则成为某一宗派的代表或符号。
律寺在历史上形成并保持着自己的风格：律僧们在律寺中持律、研律和弘律。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同样，人扬寺名，而非人以寺扬。但在中国佛教史上，有一些着名的律寺驻锡着一些或某一着名的律师，从而使该律寺扬名于世。
另有一些佛寺虽然不是律寺，但也与律宗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在本处也给予列入。它们有的由于沧海桑田已经不存，有的已经失去了昔日的辉煌和荣耀，有的也许成为他宗的道场，但它们都在中国律宗发展史上有过可圈可点的事迹和人物。①
(1)净业寺：亦称白泉寺，位于陕西长安县。净业寺创建于隋开皇十年(590)。因道宣在此弘宣律学，唐时极盛，成为中国佛教律宗的发祥地——祖庭，其后衰落。明天顺四年(1460)，本寺住持本泉、正统二年(1437)住持云秀、清嘉庆十八年(1813)住持际桂等都多次重修。道光十二年(1832)住持明川又重修净业寺道场，并置田养寺，立有常住规约碑记。新中国成立后，住持智真改净业寺为十方丛林。1983年，净业寺被国务院列为西安地区八大开放寺院之一，定为汉族地区全国重点寺院。由于道宣四传弟子鉴真将律宗传入日本，因此日本律宗也尊称净业寺为其祖庭。
(2)西明寺：位于陕西长安县，系唐显庆元年(656)唐高宗敕令创建，其故址为太子故宅，显庆三年(658)落成，大殿共十三所。相传本寺乃仿印度只洹精舍的规模而建造。寺成之后，即诏命道宣律师为上座，神泰为寺主，怀素为维那，并请玄奘居于此寺。历史上，曾多次在此寺广设道场、无遮大会、点万灯、转众经等法事。许多高僧如玄奘、道世、圆测、慧琳、静元、惠安等曾在此驻锡，日本空海和尚、圆载和尚入唐期间亦曾住于本寺。
(3)安国寺：位于长安，景云元年(
10)，唐睿宗李旦将朱雀街东的宅邸舍之为寺，因其诛张宗昌兄弟有功曾受封为安国相王，故名安国寺。唐玄宗开元元年(713)正式创寺，安置弥勒菩萨。本寺在律学史上的地位是代宗大历十三年(778)的“佥定律疏”所奠定的。是年，来自安国寺、西明寺、崇福寺、荐福寺、天长寺、净住寺、章信寺、保寿寺的两街临坛大德如净、圆照等十四人，应诏在本寺律疏院判定法砺和怀素的旧新二疏之取舍，即历史上的“佥定律疏”。他们分别来自律宗三家，众推如净为宗主，与慧彻笔削润色，圆照笔受正字，宝意撰文，崇敬、道邃、超证、希照等证义。德宗建中元年(780)，完成《新佥定四分律疏》。由于本寺为皇家官寺，贞元十五年(799)德宗于安国寺设盂兰盆供养法会，宝历元年(825)敬宗在本寺建方等戒坛。驻寺律师也曾有南山宗传人僧崇业，他曾与唐睿宗授菩萨戒。贞元十一年(795)，德宗幸安国寺，真乘律师也移隶安国寺，以备应对，并任供奉大德。真乘律师一生曾八为律学座主、四为临坛正员。相部宗法砺的三传弟子昙一(692—771)，开元年间也曾于安国寺从印度沙门受菩萨戒。
(4)少林寺：位于河南登封县西北的少室山北麓。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493)，印度僧人跋陀禅师来魏，孝文帝于太和二十年(496)为其建少林寺以供修道译经。后菩提达摩至此，面壁禅坐九年成为中国禅宗始祖，少林寺也因之成为中国禅宗的祖庭。唐初，少林寺昙宗等十三僧人，帮助唐太宗李世民平定王世充有功，受到太宗封赏，少林寺因之兴盛。北魏时着名律师慧光曾任少林寺住持，其十大弟子通过对《四分律》的注疏、传播而成为中国律学的奠基者。唐代少林寺已经成为律学重镇。中唐时期，义净律师又在少林寺创立戒坛。在2001年10月于少林寺召开的“少林寺与中国律宗”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得出结论说，少林寺也是中国律宗的发源地。
(5)日光寺：位于相州(即邺都，今河北临漳县境)，法砺律师于此作《四分律钞》，而立相部律学于天下。法砺后学慧休律师也曾住于此。
(6)恒济寺：位于长安，显庆年间(656—660)法砺门人道成曾驻锡于本寺弘布《四分律》，一时龙象悉集其中。怀素、满意都曾于此学相部宗义。
(
)西太原寺(崇福寺)：为了纪念祖先兴起于山西太原，唐初时朝廷在长安、洛阳、太原、荆州与扬州五处各建寺塔，都以“太原”为名。因此，相对东都洛阳的太原寺，长安太原寺即为西太原寺。西太原寺建于唐高宗咸亨元年(670)。武后垂拱三年(687)重建，并改名魏国西寺，载初元年(690)又改名为崇福寺。由于西太原寺位于首都，历来义学、译经沙门多居于此。如菩提流志在此译《大宝积经》、般若三藏在此撰《华严经》、智升于此撰《开元释教录》、法藏在此撰《起信论义记》等。慈恩寺扩建之前，玄奘也曾居于此寺译经。由于怀素律师曾奉敕在此寺(时为崇福寺)内之东塔弘扬“四分律宗”，故该寺又因“东塔宗”而闻名于世。而与怀素同时，满意律师也曾居于此寺西塔内，讲法弘律三十余年，与同门东塔律师怀素齐名于世，世称西塔律师。
(8)大荐福寺：位于陕西省西安城南，建于唐睿宗文明元年(684)，初号大献福寺，武周天授元年(690)改名大荐福寺，略称为荐福寺，是武则天为高宗追福而建。神龙二年(706)，中宗敕置翻经院于大荐福寺，以便义净于此译经。景龙四年(710)，义净于大荐福寺译《浴像功德》、《根本说一切有部苾刍尼毗奈耶》和《唯识宝生》等经律论，慧沼与文纲、胜庄等同任证义。景云二年(711)，义净于大荐福寺译《称赞如来功德神咒》等经和《能断般若论颂》等论，共二十三部百余卷。大荐福寺寺内有景龙年中(707—709)所建的小雁塔。南山宗着名律师道岸、印度来华僧人金刚智、日僧圆仁、新罗僧胜庄等都曾居于此寺。先天二年(713)，义净示寂于该寺。
(9)大兴善寺：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创建于北周静帝大象元年(579)，原名陟岵寺。隋文帝开皇二年(582)改称大兴善寺，又常简称为兴善寺。此时，第一位寺主为隋文帝敕住的灵藏律师，其为文帝的布衣之交。隋文帝曾对他况：“弟子是俗人天子，律师为道人天子。”灵藏并兼领昭玄都。隋代昭玄大统僧猛、继任昭玄统昙延等都居于该寺管理国家僧尼事务。隋开皇七年(587)，律学名家洪遵奉敕住大兴善寺。两度赴天竺学习的玄照也曾学习于此寺。天宝十五年(756)，不空三藏被敕住大兴善寺。乾元年间(758—759)，不空被昭准将散存于长安慈恩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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