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古夺今，钞疏山积，学徒云踊，齐流五部之辉，通开众见之表。　　

　　智首之时，尽管洪遵开创《四分律》使道俗相随，但关中僧众仍有一些奉《僧只律》者。道宣指出，自律部东阐六百多年，传度归戒多迷体相，五部混而未分，二见纷其交杂。海内受戒，并诵法正部之文，至于行护，则又随相多委，师资相袭。鉴于所传文律仪尚不明，智首在讲肆之余，乃衔慨披括往往发蒙，比较其同异，定其废立，补其遗漏，寻阅三藏众经，四年考定其有词旨与律相关者，并对疏条会其前失，编述而成《五部区分钞》二十一卷，并著有《四分律疏》(后世又称《广疏》、《大疏》)十二卷、《出要律仪纲目章》一卷、《小阿弥陀经钞》二卷等。智首著疏能解众律师所未解，令众释然，所以律部之受崇于唐代，其力居多。惜《四分律疏》今已散佚，仅存第九卷，今见于《卍续藏经》中。　　

　　唐贞观元年(627)，有天竺三藏波罗颇迦罗蜜多罗(意为“明知识”)赍来梵本，拟译成唐文，太宗乃诏所司，寻才翻译，智首获选为证义，凡有义涉律宗者，皆咨而取正。贞观八年(634)，太宗为其母太穆皇后在长安造弘福寺，智首受召为上座，并任僧纲。贞观九年(635)，智首九十六岁时入化。皇上哀悼，并敕令费用由百司供给。自隋至唐，僧无国葬，时为智首始开模楷，仆射房玄龄等公卿亲尽哀。(《续高僧传》卷二十二《智首传》)智首有弟子道宣、道世、慧满、道兴、智兴等。由于智首对律学的卓越贡献，被后世公认为“四分律宗”第八祖。　　

　　至智首时，众律翻译已达四百余卷，但因循讲解，由来已乱，尽管洪遵律师在关内创开《四分律》，兼经通诲，道俗奔随，但传文律仪，尚有不足。正是智首括其同异、定其废立，使《四分律》最终一统。对于智首的律学贡献，道宣称赞道：　　

　　寻文比义，自言迥拔，及玄思厉勇，通贯群宗，刚正严明，风飚遗绪　　

　　者，莫尚于首矣。故未至立年，频开律府。……得诸部方，驾于唐衢，　　

　　七众同睇于贞观者，首之力矣。(《续高僧传》卷二十二《释智首传》)　　

　　在律学思想上，智首把戒行分为尸止持”和“作持”，这直接影响其后的道宣的思想。如智首说：　　

　　由圣开听，作法顺教，即无其罪，名作持。若止不作法，身作有　　

　　违，名上犯。若据作事边，名作犯。此上作口。犯业思体，一名有　　

　　异。上法上事，必竟不为，名止持。(《四分律疏》卷九)　　

　　自魏法聪律师始讲《四分律》至隋末唐初，研习《四分律》者已近十八家，(参见景霄《四分律钞简正记》卷一)但日僧慧门却认为，自佛陀耶舍译出《四分律》起到道宣止，作疏者“二十有家”。虽都为出类拔萃之智术，但也未得醇全。　　

　　但是无论如何，律师们在对《四分律》的剖析奥义、阐释玄旨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师传队伍，为“四分律宗”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其间，《四分律》的主要注疏有：　　

　　道覆纂成《四分律疏》六卷；　　

　　北齐慧光律师造《疏》一百二十纸；　　

　　道云律师修《疏》九卷；　　

　　道晖撰《疏》七卷；　　

　　隋法愿裁《疏》十卷；　　

　　慧满律师造《疏》二十卷；　　

　　唐智首律师述《疏》二十一卷。　　

　　在《四分律》学的发展史上，智首的总结性著作《五部区分钞》为此前的诸本律学的发展画上了句号。至此，《四分律》确立了自己的最终地位，“四分律宗”的基本形态也因之而被大致地整理了出来，“四分律宗”的理论轮廓已经显现。道宣正是在众多律师大德对诸部广律尤其是《四分律》弘研的基础上，“以首疏为本，造删补律钞三卷，稍为会要，行事逗机”而创开律宗的。(《宋高僧传》卷十五《辩秀传》)　　

　　尽管历史上弘传《四分律》者众多，但是唐代《四分律》之三家立宗者，都属慧光一系。　　

　　综上所述，可把道宣之前《四分律》的谱系简列如下，因为他们之间的师承关系比较复杂，所以这种谱系只能是简略的：　　

　　宋僧元照在《南山律宗祖承图录》中把从法聪到道宣这一师传系统之前加上昙无德和昙摩迦罗，而成为“律宗九祖”。南宋释志磐在其《佛祖统纪》中，也采用了这一说法。(《佛祖统纪》卷二十九)　　

　　第二节唐代的律师　　

　　一、律师受到社会的敬重　　

　　唐代帝王对佛教戒律和律师都非常重视，律师的社会地位也相当高。在国家的一些佛事或政治活动中，也大都有律师参加，律师受到缁素、朝野的普遍重视。　　

　　如贞观八年(634)，太宗为其母太穆皇后于宫城之西造弘福寺，律师智首受召为弘福寺上座。证圣元年(695)义净回到洛阳时，武则天甚至亲自在城外迎接他。景龙二年(708)，中宗孝和皇帝延文纲律师入宫内道场行道。文纲也曾于宫中坐夏，为二圣及内尼讲《四分律》一遍，并于是年在乾陵宫为内尼受戒。开元十五年(727)八月，文纲律师入灭后，为其送葬者缁素有数万人，填城塞川。唐德宗不仅诏律师道澄入宫授戒，赐号大圆律师，还制其到诸寺宣讲。乾元元年(758)，唐肃宗诏天下二十七寺，各奏大德七人长讲戒律。这与陈宣帝要初出家的僧尼首先习律的动机相同。这一切，不仅促进了律学的发展，也壮大了律师队伍，提高了律师的社会声望。(参见《续高僧传》和《宋高僧传》相关僧传)　　

　　律师也受到社会士绅的普遍尊重。像建中、贞元年间的释道标，与之谊深者有相国李吉甫、大司空严公绶、右仆射韩公皋、礼部侍郎吕公渭、滑毫节制卢公群等中央和地方官吏。抚州景云寺上恒与颜真卿等人为友。(《宋高僧传》卷十六《上恒传》)被称为“毗昙孔子”的释慧琳也与兵部郎中裴常棣、刑部侍郎杨凭、给事中卢元辅、中书舍人白居易、太府卿李幼公、刑部郎中崔鄯等相善。(《宋高僧传》卷十六《慧琳传》)白居易更是与释慧琳、庐山东林宝称律师等诸多律师为友，为其撰写塔铭。其他有昙一与贺知章、怀素与王勃、法慎与王昌龄等都相处为善、唱和得体。　　

　　当然，这种地位往往来源于律师自己的持律严谨、德高望重的人格魅力和感召力。如唐江州兴果寺神凑，“行在《四分律》”，登坛秉法三十年间，一盂而食一榻而居，衣缝臬麻，坐荐槁秸，死时受到白居易礼赞。(《宋高僧传》卷十六《神凑传》)释道宣，持禁竖牢、扪虱以绵、纸裹投于地，故持律声振竺乾，编修美流天下。(《宋高僧传》卷十四《道宣传》)释玄琬，偏以苦节自修善德，言为世范，律仪驰誉，缁素收归，华夷诸国僧尼从受具戒者三干余人，王公僚佐爰及皂隶，从受归戒者二十余万。甚至左仆射萧玛兄弟、右仆射杜如晦等，临终委命召玄豌为其历劫师资。(《续高僧传》卷二十二《玄琬传》)律师灵彻，初游学于京师，名闻一方，缁流嫉共举，后入会稽居越州云门寺，一时公卿负才望，刘长卿、严维、皇甫曾等皆投刺结友。灵彻的诗文也与皎然、僧标齐名。(《释氏通鉴》卷十)　　

　　其他还如：　　

　　柳宗元为南岳云峰律师撰塔铭；　　

　　柳宗元作南岳大明律师碑；　　

　　白居易为抚州景云寺律师上弘制碑；　　

　　秘丞刘轲撰庐山东林宝称律师塔碑；　　

　　尚书刘禹锡为灵彻律师的文集(二十卷)作序；　　

　　王勃为怀素的《四分律开宗记》作序；　　

　　颜真卿撰《抚州宝应寺律藏院戒坛记》等等。(《释氏通鉴》卷十，《全唐文》卷一百八十、卷三百三十八等)　　

　　正是在这种僧俗、儒释间的互相参学、深入交往的过程中，儒释之间有了更深的了解，对佛教戒律也能体会得更深。柳宗元即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他在其所撰的《南岳大明律师碑》中这样说：“儒以礼立仁义，无之则坏；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则丧。是以离礼于仁义者，不可与言·儒；异律于定慧者，不可与言佛。”(《释氏通鉴》卷十)　　

　　唐代的律学有着浓厚的群众基础，学律者广泛。如庐山东林宝称律师，一生讲《四分律》二十七遍，前后临坛十四会，以戒律度数万人。抚州景云寺律师主法二十年，度者一万五千余人。南岳云峰律师法证，弟子三干人，度学者五万人。(《释氏通鉴》卷十)　　

　　随着社会对律学的热情越来越高，江左之地的一些律师也有着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和感召力。如律师昙一，在天宝十四年(

　　56)钱塘大潮时，率律学干人念摩诃般若，以祈潮退。开元年间在江左弘《四分律》的释玄俨也很受社会欢迎，润州刺史齐浣、越州都督景诚、采访卢见义、泗州刺史王弼等都曾对其崇敬有加、禀承法训。齐擀为了能让释玄俨为新出家者躬授具戒，不惜方舟结乘，奉迎玄俨于丹阳、余杭、吴兴诸郡。玄俨自广陵迄于信安，地方千里，道俗受法者殆出万人，凡礼佛名经一百遍，设无遮大会十筵。(《宋高僧传》卷十四《玄俨传》)　　

　　隋唐之时，诸多律师尽管以弘律为务，但其思想深处仍然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和精神的深刻影响，并没有像东林慧远那样认为“儒道九流皆糠秕耳”。像唐襄州辩觉寺清江即善篇章，儒家笔语、体高辞典。(《宋高僧传》卷十五《清江传》)释常达，通阴符老庄百家之书，学尽二王之笔迹。(《宋高僧传》卷十六《常达传》)唐京师西明寺圆照律师，不仅寻究经论，访问师承，通维摩、法华、因明、唯识、涅槃、中观、华严等经，深入堂皇，而且仍旁求于儒墨，兼擅美于风骚。(《宋高僧传》卷十五《圆照传》)唐京师安国寺如净律师则是“辞笔偕长，博达儒典”。(《宋高僧传》卷十五《如净传》)律师释灵一，居余杭宜丰寺，禅诵之暇，辄赋诗歌，与朱放、张继、皇甫曾诸士人为尘外友，《全唐诗》中收有其诗作四十三首。《全唐诗》卷八百零九中选有灵一诗共四十三首。有时贤对其赞称道：“梵·书钞；律下余纸，净院焚香独受持。童子病来烟火绝，清泉漱口过斋时。”(姚合《寄灵一律师》，《全唐诗》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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