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古奪今，鈔疏山積，學徒雲踴，齊流五部之輝，通開衆見之表。
智首之時，盡管洪遵開創《四分律》使道俗相隨，但關中僧衆仍有一些奉《僧只律》者。道宣指出，自律部東闡六百多年，傳度歸戒多迷體相，五部混而未分，二見紛其交雜。海內受戒，並誦法正部之文，至于行護，則又隨相多委，師資相襲。鑒于所傳文律儀尚不明，智首在講肆之余，乃銜慨披括往往發蒙，比較其同異，定其廢立，補其遺漏，尋閱叁藏衆經，四年考定其有詞旨與律相關者，並對疏條會其前失，編述而成《五部區分鈔》二十一卷，並著有《四分律疏》(後世又稱《廣疏》、《大疏》)十二卷、《出要律儀綱目章》一卷、《小阿彌陀經鈔》二卷等。智首著疏能解衆律師所未解，令衆釋然，所以律部之受崇于唐代，其力居多。惜《四分律疏》今已散佚，僅存第九卷，今見于《卍續藏經》中。
唐貞觀元年(627)，有天竺叁藏波羅頗迦羅蜜多羅(意爲“明知識”)赍來梵本，擬譯成唐文，太宗乃诏所司，尋才翻譯，智首獲選爲證義，凡有義涉律宗者，皆咨而取正。貞觀八年(634)，太宗爲其母太穆皇後在長安造弘福寺，智首受召爲上座，並任僧綱。貞觀九年(635)，智首九十六歲時入化。皇上哀悼，並敕令費用由百司供給。自隋至唐，僧無國葬，時爲智首始開模楷，仆射房玄齡等公卿親盡哀。(《續高僧傳》卷二十二《智首傳》)智首有弟子道宣、道世、慧滿、道興、智興等。由于智首對律學的卓越貢獻，被後世公認爲“四分律宗”第八祖。
至智首時，衆律翻譯已達四百余卷，但因循講解，由來已亂，盡管洪遵律師在關內創開《四分律》，兼經通誨，道俗奔隨，但傳文律儀，尚有不足。正是智首括其同異、定其廢立，使《四分律》最終一統。對于智首的律學貢獻，道宣稱贊道：
尋文比義，自言迥拔，及玄思厲勇，通貫群宗，剛正嚴明，風飚遺緒
者，莫尚于首矣。故未至立年，頻開律府。……得諸部方，駕于唐衢，
七衆同睇于貞觀者，首之力矣。(《續高僧傳》卷二十二《釋智首傳》)
在律學思想上，智首把戒行分爲屍止持”和“作持”，這直接影響其後的道宣的思想。如智首說：
由聖開聽，作法順教，即無其罪，名作持。若止不作法，身作有
違，名上犯。若據作事邊，名作犯。此上作口。犯業思體，一名有
異。上法上事，必竟不爲，名止持。(《四分律疏》卷九)
自魏法聰律師始講《四分律》至隋末唐初，研習《四分律》者已近十八家，(參見景霄《四分律鈔簡正記》卷一)但日僧慧門卻認爲，自佛陀耶舍譯出《四分律》起到道宣止，作疏者“二十有家”。雖都爲出類拔萃之智術，但也未得醇全。
但是無論如何，律師們在對《四分律》的剖析奧義、闡釋玄旨的過程中，形成了一個完整的師傳隊伍，爲“四分律宗”的形成奠定了基礎。其間，《四分律》的主要注疏有：
道覆纂成《四分律疏》六卷；
北齊慧光律師造《疏》一百二十紙；
道雲律師修《疏》九卷；
道晖撰《疏》七卷；
隋法願裁《疏》十卷；
慧滿律師造《疏》二十卷；
唐智首律師述《疏》二十一卷。
在《四分律》學的發展史上，智首的總結性著作《五部區分鈔》爲此前的諸本律學的發展畫上了句號。至此，《四分律》確立了自己的最終地位，“四分律宗”的基本形態也因之而被大致地整理了出來，“四分律宗”的理論輪廓已經顯現。道宣正是在衆多律師大德對諸部廣律尤其是《四分律》弘研的基礎上，“以首疏爲本，造刪補律鈔叁卷，稍爲會要，行事逗機”而創開律宗的。(《宋高僧傳》卷十五《辯秀傳》)
盡管曆史上弘傳《四分律》者衆多，但是唐代《四分律》之叁家立宗者，都屬慧光一系。
綜上所述，可把道宣之前《四分律》的譜系簡列如下，因爲他們之間的師承關系比較複雜，所以這種譜系只能是簡略的：
宋僧元照在《南山律宗祖承圖錄》中把從法聰到道宣這一師傳系統之前加上昙無德和昙摩迦羅，而成爲“律宗九祖”。南宋釋志磐在其《佛祖統紀》中，也采用了這一說法。(《佛祖統紀》卷二十九)
第二節唐代的律師
一、律師受到社會的敬重
唐代帝王對佛教戒律和律師都非常重視，律師的社會地位也相當高。在國家的一些佛事或政治活動中，也大都有律師參加，律師受到缁素、朝野的普遍重視。
如貞觀八年(634)，太宗爲其母太穆皇後于宮城之西造弘福寺，律師智首受召爲弘福寺上座。證聖元年(695)義淨回到洛陽時，武則天甚至親自在城外迎接他。景龍二年(708)，中宗孝和皇帝延文綱律師入宮內道場行道。文綱也曾于宮中坐夏，爲二聖及內尼講《四分律》一遍，並于是年在乾陵宮爲內尼受戒。開元十五年(727)八月，文綱律師入滅後，爲其送葬者缁素有數萬人，填城塞川。唐德宗不僅诏律師道澄入宮授戒，賜號大圓律師，還製其到諸寺宣講。乾元元年(758)，唐肅宗诏天下二十七寺，各奏大德七人長講戒律。這與陳宣帝要初出家的僧尼首先習律的動機相同。這一切，不僅促進了律學的發展，也壯大了律師隊伍，提高了律師的社會聲望。(參見《續高僧傳》和《宋高僧傳》相關僧傳)
律師也受到社會士紳的普遍尊重。像建中、貞元年間的釋道標，與之誼深者有相國李吉甫、大司空嚴公绶、右仆射韓公臯、禮部侍郎呂公渭、滑毫節製盧公群等中央和地方官吏。撫州景雲寺上恒與顔真卿等人爲友。(《宋高僧傳》卷十六《上恒傳》)被稱爲“毗昙孔子”的釋慧琳也與兵部郎中裴常棣、刑部侍郎楊憑、給事中盧元輔、中書舍人白居易、太府卿李幼公、刑部郎中崔鄯等相善。(《宋高僧傳》卷十六《慧琳傳》)白居易更是與釋慧琳、廬山東林寶稱律師等諸多律師爲友，爲其撰寫塔銘。其他有昙一與賀知章、懷素與王勃、法慎與王昌齡等都相處爲善、唱和得體。
當然，這種地位往往來源于律師自己的持律嚴謹、德高望重的人格魅力和感召力。如唐江州興果寺神湊，“行在《四分律》”，登壇秉法叁十年間，一盂而食一榻而居，衣縫臬麻，坐薦槁稭，死時受到白居易禮贊。(《宋高僧傳》卷十六《神湊傳》)釋道宣，持禁豎牢、扪虱以綿、紙裹投于地，故持律聲振竺乾，編修美流天下。(《宋高僧傳》卷十四《道宣傳》)釋玄琬，偏以苦節自修善德，言爲世範，律儀馳譽，缁素收歸，華夷諸國僧尼從受具戒者叁幹余人，王公僚佐爰及皂隸，從受歸戒者二十余萬。甚至左仆射蕭瑪兄弟、右仆射杜如晦等，臨終委命召玄豌爲其曆劫師資。(《續高僧傳》卷二十二《玄琬傳》)律師靈徹，初遊學于京師，名聞一方，缁流嫉共舉，後入會稽居越州雲門寺，一時公卿負才望，劉長卿、嚴維、皇甫曾等皆投刺結友。靈徹的詩文也與皎然、僧標齊名。(《釋氏通鑒》卷十)
其他還如：
柳宗元爲南嶽雲峰律師撰塔銘；
柳宗元作南嶽大明律師碑；
白居易爲撫州景雲寺律師上弘製碑；
秘丞劉轲撰廬山東林寶稱律師塔碑；
尚書劉禹錫爲靈徹律師的文集(二十卷)作序；
王勃爲懷素的《四分律開宗記》作序；
顔真卿撰《撫州寶應寺律藏院戒壇記》等等。(《釋氏通鑒》卷十，《全唐文》卷一百八十、卷叁百叁十八等)
正是在這種僧俗、儒釋間的互相參學、深入交往的過程中，儒釋之間有了更深的了解，對佛教戒律也能體會得更深。柳宗元即是其中的一個代表，他在其所撰的《南嶽大明律師碑》中這樣說：“儒以禮立仁義，無之則壞；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則喪。是以離禮于仁義者，不可與言·儒；異律于定慧者，不可與言佛。”(《釋氏通鑒》卷十)
唐代的律學有著濃厚的群衆基礎，學律者廣泛。如廬山東林寶稱律師，一生講《四分律》二十七遍，前後臨壇十四會，以戒律度數萬人。撫州景雲寺律師主法二十年，度者一萬五千余人。南嶽雲峰律師法證，弟子叁幹人，度學者五萬人。(《釋氏通鑒》卷十)
隨著社會對律學的熱情越來越高，江左之地的一些律師也有著強大的社會影響力和感召力。如律師昙一，在天寶十四年(
56)錢塘大潮時，率律學幹人念摩诃般若，以祈潮退。開元年間在江左弘《四分律》的釋玄俨也很受社會歡迎，潤州刺史齊浣、越州都督景誠、采訪盧見義、泗州刺史王弼等都曾對其崇敬有加、禀承法訓。齊擀爲了能讓釋玄俨爲新出家者躬授具戒，不惜方舟結乘，奉迎玄俨于丹陽、余杭、吳興諸郡。玄俨自廣陵迄于信安，地方千裏，道俗受法者殆出萬人，凡禮佛名經一百遍，設無遮大會十筵。(《宋高僧傳》卷十四《玄俨傳》)
隋唐之時，諸多律師盡管以弘律爲務，但其思想深處仍然深受中國傳統文化和精神的深刻影響，並沒有像東林慧遠那樣認爲“儒道九流皆糠秕耳”。像唐襄州辯覺寺清江即善篇章，儒家筆語、體高辭典。(《宋高僧傳》卷十五《清江傳》)釋常達，通陰符老莊百家之書，學盡二王之筆迹。(《宋高僧傳》卷十六《常達傳》)唐京師西明寺圓照律師，不僅尋究經論，訪問師承，通維摩、法華、因明、唯識、涅槃、中觀、華嚴等經，深入堂皇，而且仍旁求于儒墨，兼擅美于風騷。(《宋高僧傳》卷十五《圓照傳》)唐京師安國寺如淨律師則是“辭筆偕長，博達儒典”。(《宋高僧傳》卷十五《如淨傳》)律師釋靈一，居余杭宜豐寺，禅誦之暇，辄賦詩歌，與朱放、張繼、皇甫曾諸士人爲塵外友，《全唐詩》中收有其詩作四十叁首。《全唐詩》卷八百零九中選有靈一詩共四十叁首。有時賢對其贊稱道：“梵·書鈔；律下余紙，淨院焚香獨受持。童子病來煙火絕，清泉漱口過齋時。”(姚合《寄靈一律師》，《全唐詩》卷四…
《律學的繁榮：隋唐時期的律師和律學(王建光)》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