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益，其为大矣。”
12.“今禅门别行，由百丈始之，略叙大要，徧示后来，学者贵不妄其本也。”
《禅门规式》与《百丈规绳颂》在内容上类似，是我们了解百丈清规的主要资料，上列的十二项内容，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禅林的殿宇结构
“不立佛殿，唯构法堂”，表明原始禅林并没有佛殿存在，而特别突出了法堂的位置。法堂是一山住持上堂说法的场所，在这里住持秉持历代祖师的传承，担荷着如来的正法眼藏，住持代佛说法为禅宗宗要的主要形态。除此之外，在《禅门规式》中还有僧堂、方丈、寮舍的记载。作为集团生活不可欠缺的库堂、东司、浴室也应该存在。百丈禅师关于禅林构建的这一设想，在禅宗日后发展的过程中，则发生了重大变化。百丈不设佛殿的原因，与早期的禅师多居律院，弘扬祖师禅的禅风有关。其次唐代佛教寺院的佛殿，多为帝王将相、贵族及士大夫祝寿祈愿的场所，是都市佛教的一大特点，即上层社会成为佛教的主要外护，这对佛教在社会上的传播发展有着直接影响，但其脆弱性则在日后佛教流传当中日益显现，佛教自身出世的独立品格也逐渐淡化。原始禅院不立佛殿，就是百丈对这一现象审思后的结果，禅院确立自给自足的体制，也是早期禅师在追求超越方面所作的努力。当然，后来禅林佛殿的出现，同唐宋之际的社会经济变革等大背景有着直接关系。禅宗寺院佛殿的出现，在《景德传灯录》卷20，《云居道膺(—902)传》中，即有饶州刺史为禅师建大藏殿的记录。而在清规史上，佛殿明确的确立，并占有重要位置是在《入众日用清规》及《校订清规》之后。
(2)关于禅林的职位
《禅门规式》及《百丈绳规颂》也有简单的资料记载。为了禅林的日常运营，百丈制定了具体责任者的制度，即禅门十务。关于十务，《禅门规式》中只记:载了饭头、菜头、侍者、维那四职。德高望重的禅门耆宿尊称为长老或方丈。维那一语系梵汉兼举之词，维是纲维统理之意，那为梵语KARMA—DANA，音译为竭摩陀那，意译为授事，即以诸杂事指授于人。据《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1载：“时僧坊中无人知时限，唱时无人打楗锥，又无人洒扫涂治讲堂食处，无人相续铺床及教人净果菜食中虫饮食，时无人行水，众乱语时无人弹指等，佛令维那，轮番为次第也，谓知事之次第，相传云悦众。”可知维那一职原于佛制。在其它宗派，维那则为法要的勤行先导，掌理举唱回向等。维那作为僧官，在中国始于姚秦之际，当时同僧政、僧录共掌僧事，并享有一定待遇。《佛祖统记》卷36载:“令僧磐为国僧正，秩同待中，给车舆吏力。法钦为僧录，僧迁为悦众，班秩有差，各给亲信白从30人”。当时的维那，作为国家的中央级僧官，由官给俸秩。与后来寺院三纲中的维那在执掌范围上也有一定的区别。禅林中的维那职责，《禅苑清规》卷3说，“凡僧中事并主之”。不仅纲管僧尼的修学，并对寺中僧尼的日常生活均需照管。
典座之称在《禅门规式》中并没有提及，但在《五灯会元》卷9，有仰山慧寂在“沩山为直岁作务”的记载，沩山灵佑(771一853)与百丈怀海(720一853)是同时代的禅门大德，并且沩山在百丈禅林中任过典座之职，沩山的门人济济，嗣法弟子四、五十人，这是禅宗史上较早记载关于直岁的资料。若沩山门下设有直岁的话，在百丈门下亦应有直岁一职的存在。
在《大比丘三千威仪》卷下，规定了任直岁者应具备十德:“一者为三法尽力，二者若有比丘从远方来，当逆安稳，三者当给予床席与灯火三至七日，四者设房皆满，当自避持处与之，五者当数往问讯瞻视，六者当为说国土习俗，七者当忧所不具足，八者若中有共争者，不得有所助常，当和解令安稳，九者若宿不相与便安，不得于众中呵骂，亦不得呼人使共作某令主不可，十者不得与摩波利共争求长短，数于众中若行说之，亦不得取三法中所有物持行作恩惠。如法行者可作直岁。”
《大比丘三千威仪》共两卷，是安世高所译。从所列的十德来看，直岁多是在僧团中负责接待与处理僧众日常事务之职，直岁的十德也是直岁的十条准则。《大宋僧史略》卷中说:“或立直岁则直一年或直月、直半月、直日、皆悦众也，随方立之。都谓之三纲杂任其僧纲也，唐初数叶不立僧主，各寺设此三官而已。”在禅林中直岁的讲堂职责，据《禅苑清规》卷3记载:“直岁之职，凡系院中作务并主之。所谓修造院门、寮舍门窗、墙壁，动用什物，逐时修换严饰及提举碾磨、田园、庄舍、油坊、后槽鞍马、船车，洒扫、栽种，巡护山门，防警贼盗，差遣人工，抢拔庄客，并宜公心，勤力知时别宜。”
可见直岁在禅林中执掌范围之广。百丈时代的直岁情况，由于所见文献无多，所以我们只能透过《禅苑清规》记述探寻其大要。
典座之称，系从典座床一语而来。在《禅门规式》中也没有提及，但我们还是通过检查百丈同时代相关禅师的资料，探讨百丈座下的十务之职。《无门关》卷40的记载，沩山灵佑禅师在百丈座下任过典座之职。如果百丈丛林中有典座之位，在百丈古清规的十务中应有典座之职。《摩诃僧祇律》卷6上说:“佛在舍卫城时，由比丘陀骡摩罗子掌理九事。即典次付床座，差请会，分房舍，分衣物，分香花，分瓜果，知暖水人，分杂饼及典知随意举堪事人。典次即次第付与，查择其时付与床座时，该长老自右手上指出示灯明，依品次付与床座。”
在《大宋僧史略》卷中、《翻译名义集》卷4,《祖庭事苑》卷8中，称典座为知事，乃据典知九事而来，在禅林中为执掌大众斋粥之职。《禅苑清规》卷3的典座条中说，“典座之职，主大众斋粥，须运道心，随时改变，令大众受用安乐，亦不得枉费常住斋料及点检厨中，不得乱有抛撒”。此职随属料理饮食之杂职，但在佛寺中深受重视，往往由志行高洁发大心者担任。《禅门规式》中的菜头及饭头应是典座的下属之职。
关于方丈，《百丈规绳颂》上说:“凡具道眼，有可遵之德者，号曰长老。如西域道高腊长，呼须菩提之谓也。即为化主，即处于方丈，同净名之室，非私寝之室也。”可见方丈或化主其早期在禅院中的职责主要为领众修学，重点突出教化的作用。“禅苑清规”时代，则明确设立了以住持为中心和监院、维那、典座、直岁、四职事，以及首座、书状、藏主、知客、浴主、库头六职事的禅林管理体制。禅院的方丈或后来的住持，与寺院三纲中的寺主则有所不同。
寺主的梵文是VIHARA一SVAMIN，音译为毗柯罗莎弭，在印度已创先设立。造寺之人不是一定就是僧人，而且早期的寺主与汉地三纲中的寺主也不同。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义净在《求法高僧传》中都记载了有关寺主的资料。其中《大唐西域记》先后六次提及于那烂陀造寺的六个国王。此外，在《慈恩传》、《法显传》中也有寺主的资料，他们多是国王大臣或商人。这些寺主不是僧人，不住寺院，但是以他们的社会地位和雄厚的经济基础对寺院的影响则可以想像。赞宁在《大宋僧史略》中认为，中国寺主的起源与东汉时白马寺的创立有关，同时认为，东晋以后，此职方盛。《高僧传》卷10，《犍陀勒传》及《法苑珠林》卷24分别记载了西晋时犍陀勒与蜀僧静僧被推为寺主的情况。这就是说，在百丈清规创立之前，寺主作为三纲之一已被固定下来。并且这一制度已通行于朝野。如《大唐六典》卷4《祠部》载，“每寺上座一人、寺主一人、都维那一人、共纲管僧事。”《旧唐书》卷43，《职官志·祠部》，“每寺立三纲，以行业高者充之。每寺上座一人、寺主一人、都维那一人”。《唐律疏议》卷6上亦说:“寺有上座、寺主、都维那、是为三纲。”寺主的名称，在禅林清规中已由住持取代，三纲中的寺主对寺院进行行政管理，执掌寺院的具体寺务，有着浓厚的僧官色彩。禅林中的住持或方丈，则更强调修道的本位主义精神。化主在禅院是住持的早期用语，具有教化主任之意。《景德传灯录》卷14的用列说，“苟得悟禅师为化主，必能福我。”同书卷16载，“云居山昭化禅师道简，范阳人也。久居云居之室，密受真印。而分掌寺务，典司樵焚，以腊高居堂中为第一座。属膺和尚将临顺寂，主事僧问谁堪继嗣？曰，堂中简。主事僧虽承言，而未晓其旨。为之拣选。乃与众僧佥意，举第二座为化主。”卷23亦有“过在化主，不干汝事”的记载。
(3)修学生活
禅林的修学生活，《百丈绳规颂》上说：“其阖院大众，朝参夕聚。长老上堂升座，主事、徒众雁立侧聆，宾主问酬，激扬宗要者，是依法而住也。”长老的上堂说法及朝参夕聚的提举禅要，是早期禅院修学生活的主要内容。这一时期禅院亦举行坐禅，但在《百丈绳规颂》中还不见有更多的资料。只提及右肋吉祥卧，是为了坐禅太久而稍作调整。《禅门规式》中说，“除入室、请益，任学者勤怠”，这或许是说入室请益之外的修学生活，任听个人之便。对坐禅的明确规定，《禅苑清规》中有记载。日本僧侣荣西的《兴禅护国论》卷下及道元的《永平清规》中有关办道法的记载，仍是直接承袭南宋禅林。禅者在禅林中的次第，则以夏次决定。设置长连床及吉祥卧等规定，无疑是禅者日常起居的直接写照。其中，据《碧岩录》记载，长连床在僧堂内，分南床与北床，根据法腊的长幼决定席次。同时，亦可在长连床上坐禅，睡眠及食事，如“了事衲僧消一个，长连床上展脚卧”。长连床前有挂置衣物的施架，这一规定源于佛制。《毗奈耶杂事》卷13载，“佛言，不应随处而置衣服，当作衣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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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时期的禅宗教团与清规之研究(湛如法师)》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