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看，整个世界万物都是无常的，皆处于一个生住住异灭的变化状态之中。所以“普世化”的特点也是符合佛教的教义理论的。

　　宗教的核心是崇拜，表现出来的就是一种在精神层面上的信仰。既有信仰就必有崇拜的对象，于是那些具有超自然位格的对象被奉为神明，神在宗教中是至高无上的力量，是人们追求或效仿并为之献身的超自然的存在，他不可缺少，又无处不在，于是宗教也就往往变成了“以神为本”的特点。

　　但是到了近现代，世界的宗教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在宗教生活中最主要的变化之一，就是宗教在肯定超验的神的信仰的情况下，又产生了以自我为中心而体验得救的一种新的宗教信仰趋势。换句话说，人们信仰宗教，可以直接与所信仰的对象，甚至不需要与信仰对象沟通来完成自己的宗教体验，从而得到自我的救赎或自我的实现。西方学者将这种近现代出现宗教信仰的变化，称之为是一种变得直接、没有目的、仅仅是在人们生存论和伦理上付出的宗教。所以这样的宗教没有信念，是完全自发的，没有束缚，没有内疚，没有原罪，没有前世业报等古代传统伦理的束缚，宗教到了这时，它能予人的就是非常实际的和充满快乐的实践，人们信仰宗教也仅仅是为了得到这些回报。简而言之，现在的宗教就是一种生活的宗教，其救赎予人解脱的最终目的虽然仍然没有改变，但是它的内容与形式已经有了绝大的变化了。

　　生活的宗教，强调的是以“我”为中心而得到内心的释放或精神的满足，它有可能不再是以神为信仰的中心或救赎作为其根本的特色了。生活的宗教可以说是体现了当代人的自信与信仰的自救形式，改变了以往的“他救”形式。从某种角度来说，就是宗教变得“以人为本”了。神仍然是高高在上的，但是他与教徒之间的沟通并不是非有不可，教徒对他仍然充满了敬畏，但是并不一定非要祈求神的恩宠。教徒可以把握自己的宗教生活，也可以让神从自我心中流出。神与人可以直接沟通，二者之间甚至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于是神人之间的中介——僧侣的作用有所消减，这就是近现代宗教特有的表现之一。宗教信仰从“以神为本”到“以人为本”的变化，将神人关系变得更加简单与直接，这表明了随着人类物质生活程度的提高，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促使人们的宗教的观念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宗教与社会始终是同步发展的。

　　世界多元化时代所带给宗教的影响，主要是针对各个宗教内部的情况而言，各种传统宗教内的派系整合，信众之间的重新分配与争夺，以及不断出现新兴的宗教与教派，宗教各系统内部的凝聚力或影响有进一步下降的情况。由于信徒对传统信仰的淡化，由于信徒对某宗教或现实不满意，由于信徒对某些思想理论的推崇，都可能会让信徒流失的情况发生，这在东西方国家的信徒中间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例如东方人抛弃了传统的宗教信仰，去改宗西方的宗教；反之，西方人不愿意信仰传统的宗教，转而信仰东方的宗教，总之，多元化的时代对传统宗教的冲击是最大的。

　　从当前世界宗教的发展趋势来看，宗教“世俗化”的成份的确正在进一步增大，每个宗教为了生存与发展，都在试图尽量向社会靠拢，尽量争取更多的信众，尽量扩大自己的地盘，尽量产生更大的影响，同时也想尽量抵御外来的其它宗教向自己的传统地盘渗透，于是就出现了西方学者所说的“文明冲突”越来越激烈的现象，虽然对这个问题当前世界各国学者，尤其是东西方学者有着截然对立的不同看法，但是由于因宗教和民族的问题而产生的“文明冲突”的情况的确是存在的，只不过它们更多的是通过政治或经济等世俗的领域里表现出来的，但是其根源应该受到宗教的影响必是无疑的。例如，当前世界发生的巴以冲突，印度的教派冲突等等，就与宗教的原因有着某种重要程度的联系。虽然我们现在无法对此能去予以根本的改变，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对话来进一步化解，通过沟能理解来尽可能实现公平竞争，最后达到天下大同。

　　对话亦好，沟通亦好，大家必须处在一个公平的话语环境下才可以实施，然而由于世界各国经济的发达程度不一样，它又往往影响了宗教与文化的交流，由此又会出现了不平等的霸权语境情形下的对话，例如当代世界由于西方国家经济发达，人文科学包括宗教的研究都是处在西方语境的影响下而进行操作，学术对话无疑受到了西方治学方法的影响，像佛教中的一些理论，如对唯识、般若的理解，西方学者往往将其分割成宇宙观、认识论等等各种范畴，这种分类法，虽然有助于更好地从深度和广度来认识佛教，但是它却破坏了佛教原有，并且一直强调的整体地认识观，肢解了佛教的原意。

　　所以，当代世界上不管在经济还是宗教，绝对平等的对话是没有的，对此，人们往往只能采取一种办法，就是求“同”存“异”，在大家共同认可的框架下，尽可能找到一个平衡点或支撑点，制订出一个尽可能让大家接受的规则来，例如当前世界宗教界以伦理来作为对话的基础，因为扬善却恶这一伦理思想是各个宗教都要强调的，从这点出发，或许可以找到一个契入的对话路径。

　　佛教是讲平等的宗教。佛教主张各宗教之间可以通过对话来建立密切地合作关系，互相尊重，平等相待是佛教一贯的做法。我们要讲的竞争，不是通过互相之间的贬损而实现的，而是经过各自的模范作用，取得人们的尊重与理解，获得社会的承认。

　　总之，当前世界宗教发生的事件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即我们对宗教要采取一个比较全面的看法，要认识到它的长期性、群众性，也要看到它的复杂性和国际性。佛教不能离开事物的发展规律，同时也受到了内外缘的牵制。由于信息交通技术的发展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时代，各个宗教已经不可能再像以往那样坐享其成，固守着自己的传统地盘，接受固有的传统信徒。宗教内外未来的竞争的势态已不可避免，重新调整或组合的现象势必要会发生，我们应该怎么办？答案只有一个，积极参与，在动态的变化中调整自己，在现代竞争社会的形势下，发挥传统优势，更好地去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走出一条新路。

　　当前，世界和平重点是反对战争，反对种族仇杀，尊重生命，尊重每一个人。佛教的“佛法不杀”的思想基础是佛教教义不杀生的理论，因为佛教认为，杀害生命是一种罪过，要受到惩罚，从而不能获得脱。所以佛教是明确反对战争的。佛陀的十大弟子之一的阿难尊者，以博闻强记，知识渊博而著名于世。摩揭陀国王和吠舍离国王都仰慕他的名声，在恒河边上派兵前来抢他。阿难为了避免两国兵戎相见，于是在船上自焚，以生命保卫了和平。

　　公元前３世纪，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曾经是一位暴君，在战争中一次就滥杀无辜１０万余人，后来他受到佛教徒的感化，翻然悔悟，虔信佛法，从此不再滥开杀戒。还宣布鸳鸯、鹦鹉、鹅、(秋鸟路鸟)、蝙蝠、鳖、龟、豪猪、犀、白鸠等２３种生物和其它四足生物都禁止食用。怀孕中和哺乳中的母羊、母猪也不准杀，羊等生下来的动物未满６个月遥也在禁屠之列等。并取消了一般帝王的狩猎行乐的活动。

　　中国南北朝时期，北方后赵政权的石勒、石虎等人以暴虐滥杀著称，佛教僧人佛图澄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一次，石虎曾经带有挑衅地问：“佛法本旨为何？”佛图澄直截了当地回答：“佛法不杀。”一句“佛法不杀”，概括了佛教的和平慈悲精神之本怀，明确地表达了反对使用暴力的不人道行为。也正因为他的规劝，使得“凡应被诛余残，蒙其益者，十有八九。”

　　值得指出的是，佛教所说的“不杀”，并不是没有原则的滥用。在佛教经典《大萨遮尼乾子受记经》里讲述，严炽大王曾经问大萨遮尼乾子：“大师，如果有外国的国王率军来侵略，将引起一场大的战争，我们应该怎样与他们进行斗争呢？”尼遮子回答说：“首先应当找到这位国王的亲友和有知识的人去劝国王，让他放弃这种打算，实现和解。如果这样做不成的话，那么就只好与他作战了。”石虎认为自己是天下之王，统治国家要以刑罚当依，既然已经开了杀戒，也就不在乎得到将来的福报了。佛图澄在对石虎解释“佛法不杀”时说，“不杀”是指不要去滥杀无辜的一般民众，对那些行恶多端，十恶不赦的坏人，危及于政权之人，则应杀就杀，应刑就刑。所以君王奉佛不是说一点不杀，关键是不要去滥杀无辜。君王只要内心有佛，认真奉持三宝，仍然会得到果报的。

　　“佛法不杀”是有针对性的，具体地说，只要有利于众生，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佛教的是“不杀”，反之则“可杀”。例如，在20世纪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战争中，中国佛教徒于国家危急，民族存亡的关头，挺身而出参加了救亡运动。佛教僧人提出了“上马杀贼，下马学佛”的口号，这是从事的正义事业，是保卫世界和平，惩罚恶魔的活动，它虽是“可杀”，但最终目的是为了永远“不杀”的千秋和平伟业，当然应属于“正行”了。佛教的“佛法不杀”，劝人慈悲的和平思想并没有过时，仍然有其存在的历史价值，被人们重视。

　　今天，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达已经完全不能与过去同日而语了，然而可悲的是，那些古代早已有之战争屠杀的悲惨的历史仍然重演，并没有因物质、精神、科技的巨大改变而停止。现在，人们仍然是无可奈何地面对因战争而造成的急待赈济的饥民，枯瘦如柴，营养失调的儿童，流离失所的难民潮滚动在世界各地。高科技发展而来的尖端武器原子弹、氢弹，乃至所谓的“常规武器”坦克、飞机、大炮，军舰，导弹包括手枪、步枪、机关枪等的杀伤力，远远超过了我们古代祖先使用的骑兵马队，刀光剑影威力百倍、千倍、万倍、几十万倍、几百万倍，其范围也从地面扩展到天空、水下，变成全方位的立体层面，更加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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