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气馁，想方设法随处借贷，组织居士捐款，号召信众支持，在他的感召力下，筹得了善款，不仅解决了吃饭的大事，稳定了人心，还让寺院开始盘活，走上了良性循环的道路。接着慈运法师不间断地将修复工程全部展开，先修客堂，解决僧人住的问题，让僧人们安下心来，再修库房、禅堂、云水堂、钟楼等建筑，寺院渐具规模，香火日益旺盛。慈运法师深知“法赖人弘”的道理，一座寺院建设的再好，如果说没有人才，也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迅速迅速衰落，所以培养人才，使用人才是最重要的大事。有了人才，还要有良好的管理制度跟上，没有制度，同样也是散沙一盘，无法将寺院推向新高。他在建设寺院时就开始考虑到这个问题，招收了友法、月波、岐昌、一禅、本来、玉忠等法徒，设监院、知客、维那各职，让他们各负一职，执事各寮，负责寺院的管理。这些人在慈运法师的指导下，个个成才，后来都成为为寺一方的名僧，对四明地区佛教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寺院初具规模后，慈运法师又开始重雕佛像的工作，根据宁波地区佛教徒重视观音崇拜的特点，他重塑大殿千手观音圣像，又以南岳祝圣寺著名的五百罗汉像为粉本，塑罗汉像在观音殿周围。再接着修筑三圣殿，新塑三圣法身，佛像高二丈八尺，妙相庄严，闻名当地。整个工程历经三年才完工，慈运法师专门举行了为西方三圣像及千手观音圣像开光的盛典，各界名流政要和广大信众前来观瞻，人流如潮，欢声雷振，佛法重新，再续佛缘。

　　光绪十二年(1886)，慈运法师正好是七十寿辰，他开坛传授三坛戒法，皈依者甚众。他深谙佛教与政治的关系，将世间法看作与出世间法同样重要，佛教在中国要持续发展，取得统治者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离开了统治者的支持，佛教将会随时被瓦解，历史上发生的三武一宗灭佛的事件已经是最好的让明。于是他不顾年老体衰，亲自到北京，请朝廷颁发龙藏，朝廷对他的忠心与复兴佛法、弘化一方的事迹予以表扬，除批准颁发龙藏外，还敕赐“报恩寺”额。翌年，寺里为请来的藏经建立了藏经楼，将藏经全部安顿进去，提高了寺院的文化品位。慈运法师吃水不忘挖井人，他心系寺院，感念开山的前贤，重修开山祖师心镜祖塔。第二年，寺里新造自流井，建香积厨，又在湖南定做了一口重18000斤的大钟，浑厚的钟声几十里外都能听见，晨钟暮鼓，警醒人心，寺院更加庄严。光绪三十二年(1906 )，是慈运大师八十寿辰的诞日，寺院为了报答大师对七塔寺的贡献，专门开了一堂寿戒，各地的法子听到这一消息，纷纷前来受戒，凡是受戒的人，发给衣钵器具及海青。经过20余年的辛勤劳动，千年伽蓝七塔寺终于完工，新建的寺院不仅恢复了往日的气派，而且比过去更加宏伟与庄严。慈运法师的辛苦没有白费，修复七塔寺为他赢来了巨大的名声，全国各地都在传颂大师的状举，慧炬高悬，佛光远照海内外。法名远播，城市山林皆获恩泽。宣统二年(1910)八月二十九日，为了佛教献出自己一生的慈运法师在他生前为之奋斗，实现理想的七塔寺圆寂。世寿八十有四，僧腊六十有七。 耗传出，四明为之动容，信众排着长队依依向他告别。慈运大师荼毗后，弟子们将他的舍利塔安在天童玲珑岩下，这片曾经是他热爱和为之奋斗半个世纪的热土，盛载不尽后人对他的思念，他的四十八辈法嗣，继承乃师遗志，已经将他的宏法传道志愿，播及四面八方，分布在湘、滇、蜀、陕、闽、浙、苏、赣、皖、豫等大部分地区。南洋、印度、日本、台湾等地也有他的不少弟子。四明地区的天童寺、育王寺、观宗寺、雪窦寺、施祥寺、接待寺、总持寺、龙圣寺、看经寺、德云寺、大隐寺等大小数十百寺主持寺院工作的法师，大多数都出于他的门下，或受其恩惠。他们有的擅长于随机应化，有的擅长于开堂秉指，有的擅长于谈经宏教，有的擅长于精通禅奥，有的擅长建立寺刹。正是由于他的贡献，后人撰写塔铭赞曰： “维岳降神，诞彼三楚，湘南潭北，朱氏巨族。厥生大德，豫章剃度。大菩提寺，潜修默悟。化缘甬上，说法天童。中兴七塔，道化邳隆。中外信仰，缁素皈崇。灵山法侣，雨霈云从。清朝民国，继续兴隆。化被海外，道播寰中。法灯晃耀，彻照无穷。光光回互，法法宏通。临济妙旨，踞地称雄。慈力三昧，弥塞苍穹。光明幢子，永曜浙东。分映沙界。如日之中。”

　　二

　　慈运大师心系佛门，兴建寺院，培养人才，给后来人作出了光辉的榜样。我们今天来看慈运大师的卓越贡献，纪念他的丰功伟绩，回顾他的成长道路，总结他的成功经验，只能从他所处的时代环境来作一些简单的评论。

　　湖南长沙岳麓山的岳麓书院的二门上赫赫书写了““惟楚有才、于斯为甚”八个大字，意思是说楚湘之地，都得益于湖湘这块热土。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据湖南学者研究，湖南之所以能在中华文明历史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是因为来自于湖湘文化的精神，这就是“无所依傍，浩然独往”的精神，它成为湖南士民敢于冲决网罗的文化底蕴，演化出强烈的求新求变精神和坚决的反封建精神。湖南人卓励敢死和勇为天下先的气质风格鲜明地构成了湖湘文化中的“独立根性”，以及“淳朴重义”，“勇敢尚武”，“经世致用”，“自强不息”的品格。而这种精神根性与品格都在慈运大师的身上明显地表现出来。慈运大师的 “淳朴重义”是生活不受拘束，具有强烈的正义感。“勇敢尚武”是临难不惧、视死如归的精神。“经世致用”，是重视实践的务实精神。“自强不息”不断地要求自己，敢争天下先。慈运大师的弟子在他圆寂后，也给他总结了六大特点：即一、立志独守接待寺，烽烟不能乱其心，兵刃不足挫其志。佛火供事，仍然无缺，此则吾师之大雄也。二、永宁寺晨钟暮鼓，寒暑不休；诵经礼佛，昼夜无间。于是十方善信，慕道而来；远近檀那，闻名而至。一时声振，百里风归，此则吾师之大悲也。三、蓄意改造万寿寺，苦无施主，力难措手，低头曲躬者非一日，抱足增眠者亦有年，此则吾师之大忍也。四、恢复天童寺，渐广香火，远来近悦，日日增茂，三载期满，靡不赞美，此则吾师之大愿也。五、自倾囊钵，并募世缘，经营改造，革故鼎新万寿寺。至今功堪告竣，人已老我，虽非为名山之列，聊可安行脚之僧，此则吾师之大力也。六、二十余年七塔寺将见丛林规模，扩然维新。慧炬高悬，光明彻於海内；法衣远播，恩泽及於林间。此则吾师之大勋也。“大雄、大悲、大忍、大愿、大力、大勋”难道不也是湖湘文化“独立不羁，遁世不闷”的特殊品格吗。所以慈运大师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丰功，与他的家乡文化精神的薰陶是分不开的。

　　时代造就人才。湖南对中国文化与社会的贡献最大的时期是近现代。从清代道光时期开始，湖南的人才开始在数量上形成群体，在中国历史舞台上不断地产生着深刻地影响。据二十四史及各种人物辞典统计，道光年间(1820－1850)湖南人才在全国人才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已经由古代的不到1％上升到8—9％，人才数量在全国的排名，跃居第四位。这一时期湖南人才已经走出湖南省门，在政治上掌握了更多的权力，有了更多的参与和发言权。道光以前五朝，湖南人担任总督、巡抚大员的仅4人。道光30年中，湖南人任总督、巡抚的多达8人。慈运法师是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出家，这一年他18岁。道光三十年(1850)，慈运法师到了浙江普陀山礼观音大士，从此弘法于四明，虽然浙江给了他一个发展的历史舞台，但是他是从湖南到浙江的，而且又是在道光年间开始成长的，所以慈运法师应该被看作属于优秀的道光年间出现的湖南人才群体中的一员。

　　湖南近代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湖南人才的产生和发展。新的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对湖南发生了深刻的影响。湖南人与东南沿海地区毗邻，受东南沿海经济发展的影响，加之湖南人才所具有的政治优势和文化的发达，商品经济成为湖南人才创业的一个重要因素。遍布各地的湖南会馆即为明证。重视利商、便商、用商的思想，成为近代湖南人才的一个重要特点。慈运大师从小就投身于经商的活动中，贩米趋利的经历，为他以后从事恢复佛教事业的生涯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奠定他成为一个佛教经济管理型的人才。他在短时间内将一座座濒临倒闭的坍塌寺院重新修复，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头脑，是不能够做到的，因为在修复寺院的活动中，经济的管理与成本计算是必不可少的，慈运大师正是有过出家前的特殊的经历，所以他在繁杂的寺院建设中运作自如，顺理成章。正如他的胞弟朱佑琳所说：“以琳观兄之所为，自主席天童。以至恢复七塔。凡所设施，具有端绪。教授徒众，常数百人。修持律仪，毋敢违迂，过人之才，亦可想见。设使兄终老乡井，主持家政，当必承先启后，赫有光耀，非若琳之碌碌者。然自俗情测之，未必不以是为佛氏之幸，而朱氏之不幸。”

　　近代湖南人曾国藩在中国历史上也算做一个善于发现、培养人才，敢于使用、提拔人才的典型。他利用同乡、同学、亲友、师生等各种关系，把各类人才集合在自己周围。代表了湖南人的人才观的一面。慈运大师的过人之才也表现在这一方面。他注重实际，知道人才的重要性，在管理寺院的工作中，始终将人才的培养放在首位。尤其是善于在实际工作中培养人才。如他在天童寺让弟子们各负其职，培养他们的自主能力，发挥他们的聪明才干。所以才有“其得法入室者，四十余人，皆能建白，各擅所长，随机应化者若干，开堂秉指者数十，谈经宏教者五六，精通禅奥者二三，其他建立刹竿，敷扬海外者七八，诛茅辟地，异类中行者尤多。噫!法筵之众，何其盛也；法侣之胜，何其极也。”义龙律虎，俱出其门，春兰秋菊，各擅其美。

　　三

　　慈运大师虽然承受湖南家乡文化的薰陶，造就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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