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氣餒，想方設法隨處借貸，組織居士捐款，號召信衆支持，在他的感召力下，籌得了善款，不僅解決了吃飯的大事，穩定了人心，還讓寺院開始盤活，走上了良性循環的道路。接著慈運法師不間斷地將修複工程全部展開，先修客堂，解決僧人住的問題，讓僧人們安下心來，再修庫房、禅堂、雲水堂、鍾樓等建築，寺院漸具規模，香火日益旺盛。慈運法師深知“法賴人弘”的道理，一座寺院建設的再好，如果說沒有人才，也會在很短的時間內就迅速迅速衰落，所以培養人才，使用人才是最重要的大事。有了人才，還要有良好的管理製度跟上，沒有製度，同樣也是散沙一盤，無法將寺院推向新高。他在建設寺院時就開始考慮到這個問題，招收了友法、月波、岐昌、一禅、本來、玉忠等法徒，設監院、知客、維那各職，讓他們各負一職，執事各寮，負責寺院的管理。這些人在慈運法師的指導下，個個成才，後來都成爲爲寺一方的名僧，對四明地區佛教的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在寺院初具規模後，慈運法師又開始重雕佛像的工作，根據甯波地區佛教徒重視觀音崇拜的特點，他重塑大殿千手觀音聖像，又以南嶽祝聖寺著名的五百羅漢像爲粉本，塑羅漢像在觀音殿周圍。再接著修築叁聖殿，新塑叁聖法身，佛像高二丈八尺，妙相莊嚴，聞名當地。整個工程曆經叁年才完工，慈運法師專門舉行了爲西方叁聖像及千手觀音聖像開光的盛典，各界名流政要和廣大信衆前來觀瞻，人流如潮，歡聲雷振，佛法重新，再續佛緣。
光緒十二年(1886)，慈運法師正好是七十壽辰，他開壇傳授叁壇戒法，皈依者甚衆。他深谙佛教與政治的關系，將世間法看作與出世間法同樣重要，佛教在中國要持續發展，取得統治者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離開了統治者的支持，佛教將會隨時被瓦解，曆史上發生的叁武一宗滅佛的事件已經是最好的讓明。于是他不顧年老體衰，親自到北京，請朝廷頒發龍藏，朝廷對他的忠心與複興佛法、弘化一方的事迹予以表揚，除批准頒發龍藏外，還敕賜“報恩寺”額。翌年，寺裏爲請來的藏經建立了藏經樓，將藏經全部安頓進去，提高了寺院的文化品位。慈運法師吃水不忘挖井人，他心系寺院，感念開山的前賢，重修開山祖師心鏡祖塔。第二年，寺裏新造自流井，建香積廚，又在湖南定做了一口重18000斤的大鍾，渾厚的鍾聲幾十裏外都能聽見，晨鍾暮鼓，警醒人心，寺院更加莊嚴。光緒叁十二年(1906 )，是慈運大師八十壽辰的誕日，寺院爲了報答大師對七塔寺的貢獻，專門開了一堂壽戒，各地的法子聽到這一消息，紛紛前來受戒，凡是受戒的人，發給衣缽器具及海青。經過20余年的辛勤勞動，千年伽藍七塔寺終于完工，新建的寺院不僅恢複了往日的氣派，而且比過去更加宏偉與莊嚴。慈運法師的辛苦沒有白費，修複七塔寺爲他贏來了巨大的名聲，全國各地都在傳頌大師的狀舉，慧炬高懸，佛光遠照海內外。法名遠播，城市山林皆獲恩澤。宣統二年(1910)八月二十九日，爲了佛教獻出自己一生的慈運法師在他生前爲之奮鬥，實現理想的七塔寺圓寂。世壽八十有四，僧臘六十有七。 耗傳出，四明爲之動容，信衆排著長隊依依向他告別。慈運大師荼毗後，弟子們將他的舍利塔安在天童玲珑岩下，這片曾經是他熱愛和爲之奮鬥半個世紀的熱土，盛載不盡後人對他的思念，他的四十八輩法嗣，繼承乃師遺志，已經將他的宏法傳道志願，播及四面八方，分布在湘、滇、蜀、陝、閩、浙、蘇、贛、皖、豫等大部分地區。南洋、印度、日本、臺灣等地也有他的不少弟子。四明地區的天童寺、育王寺、觀宗寺、雪窦寺、施祥寺、接待寺、總持寺、龍聖寺、看經寺、德雲寺、大隱寺等大小數十百寺主持寺院工作的法師，大多數都出于他的門下，或受其恩惠。他們有的擅長于隨機應化，有的擅長于開堂秉指，有的擅長于談經宏教，有的擅長于精通禅奧，有的擅長建立寺刹。正是由于他的貢獻，後人撰寫塔銘贊曰： “維嶽降神，誕彼叁楚，湘南潭北，朱氏巨族。厥生大德，豫章剃度。大菩提寺，潛修默悟。化緣甬上，說法天童。中興七塔，道化邳隆。中外信仰，缁素皈崇。靈山法侶，雨霈雲從。清朝民國，繼續興隆。化被海外，道播寰中。法燈晃耀，徹照無窮。光光回互，法法宏通。臨濟妙旨，踞地稱雄。慈力叁昧，彌塞蒼穹。光明幢子，永曜浙東。分映沙界。如日之中。”
二
慈運大師心系佛門，興建寺院，培養人才，給後來人作出了光輝的榜樣。我們今天來看慈運大師的卓越貢獻，紀念他的豐功偉績，回顧他的成長道路，總結他的成功經驗，只能從他所處的時代環境來作一些簡單的評論。
湖南長沙嶽麓山的嶽麓書院的二門上赫赫書寫了““惟楚有才、于斯爲甚”八個大字，意思是說楚湘之地，都得益于湖湘這塊熱土。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據湖南學者研究，湖南之所以能在中華文明曆史上作出了卓越的貢獻，是因爲來自于湖湘文化的精神，這就是“無所依傍，浩然獨往”的精神，它成爲湖南士民敢于沖決網羅的文化底蘊，演化出強烈的求新求變精神和堅決的反封建精神。湖南人卓勵敢死和勇爲天下先的氣質風格鮮明地構成了湖湘文化中的“獨立根性”，以及“淳樸重義”，“勇敢尚武”，“經世致用”，“自強不息”的品格。而這種精神根性與品格都在慈運大師的身上明顯地表現出來。慈運大師的 “淳樸重義”是生活不受拘束，具有強烈的正義感。“勇敢尚武”是臨難不懼、視死如歸的精神。“經世致用”，是重視實踐的務實精神。“自強不息”不斷地要求自己，敢爭天下先。慈運大師的弟子在他圓寂後，也給他總結了六大特點：即一、立志獨守接待寺，烽煙不能亂其心，兵刃不足挫其志。佛火供事，仍然無缺，此則吾師之大雄也。二、永甯寺晨鍾暮鼓，寒暑不休；誦經禮佛，晝夜無間。于是十方善信，慕道而來；遠近檀那，聞名而至。一時聲振，百裏風歸，此則吾師之大悲也。叁、蓄意改造萬壽寺，苦無施主，力難措手，低頭曲躬者非一日，抱足增眠者亦有年，此則吾師之大忍也。四、恢複天童寺，漸廣香火，遠來近悅，日日增茂，叁載期滿，靡不贊美，此則吾師之大願也。五、自傾囊缽，並募世緣，經營改造，革故鼎新萬壽寺。至今功堪告竣，人已老我，雖非爲名山之列，聊可安行腳之僧，此則吾師之大力也。六、二十余年七塔寺將見叢林規模，擴然維新。慧炬高懸，光明徹於海內；法衣遠播，恩澤及於林間。此則吾師之大勳也。“大雄、大悲、大忍、大願、大力、大勳”難道不也是湖湘文化“獨立不羁，遁世不悶”的特殊品格嗎。所以慈運大師之所以能夠取得如此豐功，與他的家鄉文化精神的薰陶是分不開的。
時代造就人才。湖南對中國文化與社會的貢獻最大的時期是近現代。從清代道光時期開始，湖南的人才開始在數量上形成群體，在中國曆史舞臺上不斷地産生著深刻地影響。據二十四史及各種人物辭典統計，道光年間(1820－1850)湖南人才在全國人才總數中所占的比例已經由古代的不到1％上升到8—9％，人才數量在全國的排名，躍居第四位。這一時期湖南人才已經走出湖南省門，在政治上掌握了更多的權力，有了更多的參與和發言權。道光以前五朝，湖南人擔任總督、巡撫大員的僅4人。道光30年中，湖南人任總督、巡撫的多達8人。慈運法師是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出家，這一年他18歲。道光叁十年(1850)，慈運法師到了浙江普陀山禮觀音大士，從此弘法于四明，雖然浙江給了他一個發展的曆史舞臺，但是他是從湖南到浙江的，而且又是在道光年間開始成長的，所以慈運法師應該被看作屬于優秀的道光年間出現的湖南人才群體中的一員。
湖南近代經濟的發展，促進了湖南人才的産生和發展。新的資本主義經濟萌芽，對湖南發生了深刻的影響。湖南人與東南沿海地區毗鄰，受東南沿海經濟發展的影響，加之湖南人才所具有的政治優勢和文化的發達，商品經濟成爲湖南人才創業的一個重要因素。遍布各地的湖南會館即爲明證。重視利商、便商、用商的思想，成爲近代湖南人才的一個重要特點。慈運大師從小就投身于經商的活動中，販米趨利的經曆，爲他以後從事恢複佛教事業的生涯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基礎，奠定他成爲一個佛教經濟管理型的人才。他在短時間內將一座座瀕臨倒閉的坍塌寺院重新修複，如果沒有一定的經濟頭腦，是不能夠做到的，因爲在修複寺院的活動中，經濟的管理與成本計算是必不可少的，慈運大師正是有過出家前的特殊的經曆，所以他在繁雜的寺院建設中運作自如，順理成章。正如他的胞弟朱佑琳所說：“以琳觀兄之所爲，自主席天童。以至恢複七塔。凡所設施，具有端緒。教授徒衆，常數百人。修持律儀，毋敢違迂，過人之才，亦可想見。設使兄終老鄉井，主持家政，當必承先啓後，赫有光耀，非若琳之碌碌者。然自俗情測之，未必不以是爲佛氏之幸，而朱氏之不幸。”
近代湖南人曾國藩在中國曆史上也算做一個善于發現、培養人才，敢于使用、提拔人才的典型。他利用同鄉、同學、親友、師生等各種關系，把各類人才集合在自己周圍。代表了湖南人的人才觀的一面。慈運大師的過人之才也表現在這一方面。他注重實際，知道人才的重要性，在管理寺院的工作中，始終將人才的培養放在首位。尤其是善于在實際工作中培養人才。如他在天童寺讓弟子們各負其職，培養他們的自主能力，發揮他們的聰明才幹。所以才有“其得法入室者，四十余人，皆能建白，各擅所長，隨機應化者若幹，開堂秉指者數十，談經宏教者五六，精通禅奧者二叁，其他建立刹竿，敷揚海外者七八，誅茅辟地，異類中行者尤多。噫!法筵之衆，何其盛也；法侶之勝，何其極也。”義龍律虎，俱出其門，春蘭秋菊，各擅其美。
叁
慈運大師雖然承受湖南家鄉文化的薰陶，造就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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