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然而溥常法师的所有这一切活动，无疑得到了圆瑛法师的巨大支持。圆瑛大师支持溥常法师修宗谱，撰写《报恩堂宗谱序》云：
夫拈花一笑，妙契佛心；面壁九年，高提祖印。不立语言文字，教外别传：直接上根利智，当下顿证。由是一花现瑞，五叶流芳，宗风丕振于中华。法乳远注于临济。而我七塔报恩禅寺，传临济正宗第三十九世，先师慈运老和尚，从光绪十六年，入寺中兴，甫拾稔，而丛林之规模全具，传法四十八人，或主持法席，多皆为匠为师；或分化诸方，到处宏宗宏教。法门既广，须溯流源，宗谱未成，莫知系统。何聿而有溥常法兄，不惜精神，发心登记，编成宗谱，印发执持，俾同系共仰祖庭，常住尽明支派。本寺既定为法门选贤丛林，而宗谱为不可少之事，兹既编成，嘱余为序，只得略叙缘起如此。
民国二十四年春，报恩退隐圆瑛宏悟谨序。
圆瑛大师在“序”里强调了修宗谱对七塔寺追宗溯源，保存法脉系统的重要性，同时也指出了这件事情对寺院的“俾同系共仰祖庭，常住尽明支派”的作用，特别是对七塔寺实行的住持选贤制的人选考察有不可缺少的意义。他又应七塔报恩佛学院的要求，撰写《报恩佛字阮阮刊题词》：
超九界以独尊，踞一乘而而无上者，佛也。降迹阎浮，诞生印度，应机示现，说法利生。其学理之渊宏，宗旨之纯粹，久为东西各学者所公认，于世界亚洲有伟大之史绩。溯自金人应梦，圣教西来，白马驮经，慧光东照。历千余年，贤哲继起，宏宗演教之士，代不乏人。必及叔李，去圣时遥，正法寝衰，科学发达，指佛教为迷信，视僧侪为废民，其故皆由缺乏僧才，宏扬大化。故使三藏圣教，晦而不彰。则佛学院之设，固不容缓也。而我七塔报恩禅寺，为浙东古刹，甬上丛林，自慈老人中兴以来，百废俱举，有欲培植僧材。荷担佛法，阐扬大乘，普利人群，故有报恩佛学院之出世。经云，假使预戴恒沙劫，身为床坐遍三千，若不说法度众生，是则不名报恩者。频年诸方宏法，未得相兴诸生，晤对一堂，但望既为佛子，自当爱惜光阴，立志学佛，从闻而思，从思而修，从修而证，依此学佛之途径，一直往前，解行相应，品学双优。他日堪为人天师范，续佛慧命，报佛深恩，是所望焉。今者，本院院长溥常和尚，同教务主任谛闻法师，欲将办学情形，学生成绩，汇出院刊一册。俾令见闻随喜，爰述数词，以示忻忭云尔。
民国二十五年秋本寺退居圆瑛题
清末民初，中国佛教已经步入了衰微，佛教僧团内部一盘散沙，寺院割据。一些僧人文化素质不高，持戒不严，据说当时江南名刹镇江金山寺的僧侣中，连找一个会写字的僧人都没有。人才的匮缺，影响了僧团的发展，也使整个佛教界缺少生气，受到了社会上各种力量及不同人士的攻击与批评。有人指责佛教是“封建迷信”和“消极主义”。有人主张“庙产兴学”，驱逐僧侣，封闭寺院，打击和限制佛教，致使教案经常发生，屡屡不绝，引起了僧伽内外人士的关注。圆瑛大师对此深有体会，并指出了要害所在。他说： “现在我们的佛教，就是缺乏人才，无论哪一方面，都期待着人才去做事。我主席中国佛教会，差不多有七八年了，在在处处都感觉得人才的需要。” (《报恩佛学院院刊》)所以他对年青的佛子非常爱护，勉励青年学僧“立志学佛，从闻而思，从思而修，从修而证，依此学佛之途径，一直往前”，做一名“解行相应，品学双优。他日堪为人天师范，续佛慧命，报佛深思”的人。每当年青学僧去看望他时，他都热情接待，谆谆教导，开示说法。1935年，大悲法师在天童寺升座，圆瑛大师特地通知谛闻法师将七塔报恩佛学院的学僧带到天童寺参加升座典礼。其目的并不是要学僧们前去捧场，而是想要学僧们通过参加升座典礼的活动，树立起学佛向上的信心，更加努力学习，做未来的佛教栋梁。学僧们参加完仪式，来到了圆瑛大师的寮房参拜，他老人家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 “你们都是青年有为的人，切不要流于经忏，被恶习所染，个个立起大志，向着振兴佛教的目标走去。” “你们青年的人，第一要立志向上，不可飘流。一生事业成就，就是成佛作祖，全在青年时代作基础。现在我们佛教的一切，均待着你们青年学僧去努力。我觉得在这百废待举，百业待兴的佛教，正是你们青年学僧表现好身手的绝好时机。现在我们的佛教一切落人后，一切都不如人。在佛教声誉方面，当然是不好的。不过世间任何事情，都是由落人后而赶到人前，由不如人而做到胜过于人的，所以我们的佛教，一时的落人后，一时的不如人，并不足为羞耻，而不赶不做，因此而永落人后，永不如人，这才是佛教的大耻辱。这种赶与做的工作，就要你们青年学僧去担负起来。” (《报恩佛学院院刊》)
四、结 语
七塔寺是宁波地区三大寺之一，它在佛教界的影响得自于慈运法师的用力和感召力而致。圆瑛大师作为慈运法师门下的一名法匠，与七塔寺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他全面地继续了慈运法师的遗志，对现代中国佛教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七塔寺作为圆瑛大师生前住持过的寺院，对圆瑛大师的一生有过特别重要的影响，也是圆瑛大师在佛教界内的教务生涯的转折点。圆瑛大师在佛教界的崇高地位就是在七塔寺接慈运老法师的法以后开始的。在此之前，他虽然一直活跃在佛教界里，但是这时他并没有在教界里担任地位比较高的僧职。以后，由于他取得了临济宗传人的心印，为他在教界的地位和传教生涯打下了有利的条件，圆瑛大师在七塔寺经过“神人双选”：，之后，担任了七塔寺的住持，又在退居七塔寺住持之后，再去就任宁波最重要的寺院天童寺的住持，以后又担任了雪峰寺的住持等等，以及宁波接待寺、福州大雪峰寺、宁波七塔寺、闽侯大雪峰寺、林阳寺、鼓山涌泉寺等多座名刹住持，重兴泉州开元寺、福州法海寺，促使“太白争迎”，“雪峰公聘”的现象，说明了他在佛教界的影响至深。他还创办了“宁波佛教孤儿院”、“宁波接待寺佛教讲习所”、“泉州开元慈儿院”、“宁波普益学校”、“镇海僧立国民学校”等多所慈善教育机关，乃至担任“宁波市佛教会会长”、发起组织“中国佛教会”，亲任会长，主持会务六载，以及解放以后担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等要职，所有这些，都与圆瑛大师的崇高地位是分不开的。圆瑛大师重视七塔寺的发展，修建七塔寺的建筑，积极参加七塔寺的各项活动，关心七塔寺僧众的生活，支持七塔寺的佛教教育和文化出版事业，七塔寺能在慈运长老之后仍然保持一个朝气逢勃的向上势头，取得好的成绩，无疑与圆瑛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参考书目：
《圆瑛年谱》，明 主编，上海圆明讲堂，1989年版。
《圆瑛法汇》(九)，北京广济寺，1999年2月版。
《报恩佛学院院刊》，七塔报恩佛学院院刊编辑部。佛历二九六三年、1936年10月出版。宁波钧和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七塔寺志》，张秉全主编，1994年七塔寺出版。
[1]关于此文，《七塔寺志》与《圆瑛法汇(九)》略有不同。凡在括号里句，为《七塔寺志》所衍。本文依《圆瑛法汇》文录。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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