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虚大师的佛教组织观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黄夏年
近现代中国佛教，是一个形势纷杂的时代。在这个特殊的时代，佛教界里发生了各种各样的重大事件。在这众多纷纭多变的各种事变中，中国佛教的组织是不得不提到的，因为它对当时中国佛教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作为当代佛教组织的领军人物——太虚大师，他对佛教组织的看法，值得我们加以关注和研究的学术对象。
一、近代中国佛教组织成立的背景
近代中国佛教组织的出现，乃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中国佛教到了明清以后，特别是在清末，已经一蹶不振，当时被人称为为死人服务和驱鬼的宗教，以及指责为封建迷信。没有生气的佛教，严重地阻碍了它的健康发展，也歪曲了佛教在社会公众中的形象。太虚大师曾经指出：
西汉以来，中国之社会，处儒教专化之下，佛法虽来中国，以避其排斥，僧乃游方之外，住持佛教之净仪。而社会之承受其化者，一为功成身退之隐逸；一为施政者借充神道设教之用，以鬼神祸福辅治愚民；故非僻于离世之禅寂，即为腐于流俗之迷信，初未尝宣传佛法之真义于民众，俾社会之伦理、政治、经济裁成于佛之教化焉。唐、宋来为僧化根本精神之禅宗，宋、明儒亦闻其风而自张门户也。夫禅宗本高建于律与教义之基础上者；元、明以降，律仪隳弛，教义淹晦，宗门亦漓为大话欺人之口头禅。持律、谈教之净土家，乃从而代之；故明、清来沙门居士之高者，大抵归崇净土。然晚清后儒化之中国民族，一被劫于西洋之武力侵略，再被劫于西洋之宗教侵略，三被劫于西洋之民治侵略，四被劫于西洋之科学侵略，门户洞开，藩篱尽撤。值此思想解放之时会，清末杨仁山居士汲汲流通精典，游扶桑者既习闻佛故，康、谭、章、严、梁氏等之政论者，亦时好谈佛，于是佛之教义浸为士夫学子所留意。佛学研究会之居士团，亦萌芽于斯际，且尝有学丛报以鼓吹之。至民七、余出为有计划有组织有纪律之倡导，佛之风化，遂流行社会。军、政、商学之士，习之者渐趋兴盛，唯识、三论、真言之宗趣，亦探求日广。第回观住持佛法之僧宝则何如欤
自禅而净，已成江河就下之趋势，且今亦仅存印光法师之硕果。其他则乘机以掠名利恭敬，传律、宏宗、演教云者，亦滔滔为应赴经忏之类耳。于是住持佛教之僧位，渐为居士侵夺矣。然华严、天台二家及余兴学之结果，流布为华严学院、法界学院、清凉学院，与天台学院、明因讲舍、山家讲舍，及四川佛学院、闽南佛学院、弘慈佛学院等，亦不无承学之新僧也。但既无高等之道场以摄彼修学深造，复无改善僧制以适应施设之地，内不容于腐化僻化之旧僧，外被牵迫于民众之轻蔑于僧；于是除少数之高蹈遐举者，多有反僧而从俗、变化其生活者也。
面对如此衰落的中国佛教，有志之士纷纷呼吁要进行改革。中国最早的佛教刊物《佛学丛报》第一期上曾经刊出中央的文章《佛教进行商榷书》。作者认为：“法王郅治，今古而常存，何期象教陵夷，为兹世之诟病。呜呼，居今日而言，淘汰沙门，几成天演公例，亦吾侪自认不讳矣。……上焉者，厌世逃禅冥心枯寂；下焉者，假衣营养，贻玷梵林。无补世道人心，转为社会。藉口所谓狮子身中虫，自啖其狮子之肉也，宁能与世界宗教竞生并存乎哉。我诸方大德奈何不猛省时机，力图振作耶。其随波逐流，因循观望者无论矣，即或能行吾道而正觉不明，自生障碍，遂致放任，弃本分者，往往而是。要皆智愿薄弱，罔知观机逗时，因势利导，从根本而着手故也。……愿我方诸大德秉佛不入地狱，谁人地狱之救生誓愿，奉行其固有之清规，牺牲其耽逸之利养，筹集资财，广兴学校，纳成年于轨物，培幼稚之灵明，拔濯陈根，灌输新理，本吾徒禅教律，差别等法，证如来过现未不可得心用，示三宗正鹄同为一致进行，宏造善缘，普度苦海，阐扬祖乘，骖靳儒林，能力所充，辉耀佛界，其影响可及于全国社会。厥利造糜穷，实际造福，此乃因势利导，解决根本上之问题也。”佛教徒为了挽救正在衰颓的佛教命运，煞费苦心，提出了各种想法，同时也在致力于用各种方式，将佛教宣传到社会，成立各种组织，团结起来保护佛教，振作丛林。
近代中国佛教组织众多，曾经有过“中国佛教总会”、“佛教协进会”、佛教大同会以及佛学研究会等等组织。作为中国佛教发展的见证者太虚大师对此曾有过一段精辟的总结。他说：
在昔虽亦有在寺院宣讲经论之法师，而听众限于僧徒或少数善信男女，鲜能影响学界及一般社会人士者。迨杨仁山居士在金陵设佛学研究会，而章太炎等邀月霞法师赴日本为留学生讲经，蒯若木等在北平邀道阶法师讲研佛学，实开学界、政界之学佛风气。入民初、李证刚七人筹设佛教会，发布文告，欲一举而灭寺僧，代以居士佛教，旋以遭反对而自停止。时有狄楚卿等在沪出《佛学丛报》，范古农等亦于杭嘉设会研究佛学。至民国四年，因日本要求来中国传布佛教，北京政局中人发起请谛闲、月霞二法师，开讲经会，影响渐广。民七、笔者与蒋作宾、陈元白、章太炎、张季直等在沪设觉社，公开演讲佛学，并出《觉社季刊》——后改为《海潮音》月刊——；自是汉口、北京、杭州、武昌、广州各地，时有公开主讲经法会；由各界学佛居士为主体所组成之佛学会、佛学社、佛教正信会、佛教居士林等团体渐多。若靳云鹏领导天津居士林，胡瑞霖领导华北居士林，皆负时望；而以谢健、梅光羲等之南京中国佛学会，为有全国性质之组织。
从太虚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知道，近代中国佛教的组织形式成立的背景是从弘传佛教，宣讲佛教文化的活动而开始的。当时整个中国佛教界没有生气，一些有眼光和有学问的佛教僧人，一些佛教学者和居士们为了让佛教能走人社会，积极开展讲经研讨的活动，佛教在这种形势下开始出现了生机，共同的信仰，共修钻研，促使人们走到了一起，成立了若干卫教弘法的团体。
另一方面也与当时佛教界缺少人才，日本真宗乘机传人中国，中国佛教受到了严重地来自域外的威胁，佛教界为了自保，提倡办教育，致力于培养人才，促使了僧教育会之类的组织出现。太虚曾经回忆：
当时国人去日本留学的很多一因觉得日本经过明治维新以后，已成为一个强国，所以值得我们去就近学习——而日人到中国来的也不少。 日本盛行的真宗和曹洞宗底布教师也跟着来华了，故有曹洞宗的水野梅晓，在长沙与湖南僧界长老办僧师范学校；而扬州天宁寺文希办普通僧学校，亦因此而起。我国僧众因受了国家社会对佛教摧残，和日僧来华传教影响，便起了依赖日僧保护寺产的心愿；日人眼见我国佛教受摧残，也效法西洋耶稣教来华传教的办法，引诱中国的僧寺受其保护，故杭州就有三十多寺投入了日本真宗的怀抱。那时、日本真宗来华代表为伊藤贤道。杭州各寺在真宗保护之下，如遇提僧产、占僧寺等情，就由日本领事出面保护。因了这些瓜葛而闹出很大风潮，连地方长官如浙江巡抚也不敢做主判断，把这种情形呈报中央政府——那时应该说是入奏皇上一。结果、一方面向日本交涉，把投入真宗的事情取消；一方面由政府下诏保护佛教，并令僧众自办教育，故有僧教育会的产生。于是全国各省各县，纷起组织教育会，与普通教育会成了对立的形势。
此外，佛教组织的出现还与当时的庙产兴学有重要的关系。一些地方政府看上佛教寺院的庙产，欲将其收归政府，于是打着办学的旗号，将寺产没收充公，佛教界迫于这种压力，纷纷起来自保，成立了全国性的佛教组织，向中央政府请愿，力图保护寺产。太虚曾经说过：
南京临时政府的时代，除我领导的“佛教协进会”及八指头陀领导的“中华佛教总会”外，另有谢无量发起的“佛教大同会”，及李政纲、桂伯华、黎端甫等七人所发起的“佛教会”。大同会曾来与我洽商，未几即灭。佛教会初起，布告、会章、及利、大总统复函，声势张甚。逮发第二布告，以斥骂僧尼四众，有一举摧灭之而另建李政纲等新佛教企图，大受全国佛教徒的抨击。反之、其时中华佛教总会，则依各省县原有的僧教育会改组为分支部，已有成为全国佛教团体的趋势，李政纲等乃自动将其佛教会宣布取消。然各省占寺夺产之风仍炽，而“中华佛教总会”尚未得北京政府批准，认为法团。时道阶为北京法源寺主，文希亦在北京，乃邀八指赴北京以奠总会基础。值内政部礼俗司杜某，方分别寺产以议提拔，八指力与争论后，归法源寺而殁。诗友熊希龄等以其事闻袁大总统，遂用教令公布“中华佛教总会”章程，会章始生效力，然趋重保守而无多改进的希望。上海开入指头陀追悼会于静安寺，我撮佛教协进会的要旨，演说佛教的学理革命、财产革命、组织革命以抒所悲愤。《佛学丛报》为文抨击，我作《敢问佛学丛报》以驳难，亦为辛女革命中佛教波澜的尾声。
总之，为了保护佛教的利益，让佛教能够重新振作起来，佛教界人士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除了提出各种理念和提倡改革的思想之外，另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成立护教弘法的组织，以及僧教育的团体等等，近代中国的佛教，就是在这些方式运作下，重新开始复兴起来的。
二，太虚的佛教僧制改革组织观
太虚是近代民国时期佛教的领袖，在僧俗两界中占有很高的地位。他有一个计划，要建立不同的佛教组织，把全国的佛教徒组织起来。他说：“我的计划是要全国的僧众，每个都真正有住持佛教的资格。正信会是以摄化在家信众为目的，重在将佛法普遍深人民间，使全世界的人类，都变为佛陀的信徒。这和僧团组织大不相同，僧团是住持佛法，这是专为佛教普及人类。我国古来的佛教制度，全以出家人为代表，在家佛徒没有独立组织，要实行佛法即须出家，在家是不能的；而且素有学佛要待年老和摆脱家庭环境的思想，故在家众没有离开出家众的制度。我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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