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得这是一种错误，故有在家与出家分别组织的制度；出家佛徒要提高其僧格和地位，能真正住持弘扬佛法，使人们崇仰为导师；在家佛徒则使其由研究信解佛法的学理，行为则以社会道德为基本，实行五戒十善之人间道德，改良社会、政治、文化、教育、风俗、习惯。这种平易近人的道德规律，最易于实行和普及人间，使人人都可以学佛，都可以做一个佛教徒。当时我对于改进佛教制度，有这样理论建立，我虽在闭关的时期没有作其它的活动，却集成了我对于改进佛教的理论。”太虚指出了佛教的把在家人排斥在外的“错误”，提出在家人也要成立诸如正信会这样的居士组织，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推动了在家人学佛的兴趣，保护了学佛教者的利益，在家人和出家人其实是不能分开的，因为缺少了哪个都不行。故太虚“深感尊重三宝，调融四众之诚愿，实为复兴中国佛教之精神要素。盖今后佛教之建立，须托命于四众——或七众有秩序之和合组织，不和合不能有秩序，无秩序亦不能成和合。”
虽然太虚有建立佛教组织的构想，但是他一直认为，在佛法僧三宝中，僧宝的权威与地位是不可撼动的，因此他在各种场合都极力地维护僧宝的地位，并且试图将所有的出家众组织起来，形成一股合力，再次振兴中国的佛教。他说：
执持营私，则出一家又入一家，离僧的真义更远了!要以僧团共同的生命为第一生命，至于个人、庵寺，都要属于大僧团生命中。要充实而且发扬大僧团生命，不因有自身、自寺、而使生障碍，影响僧周。如能有利于大僧团，即牺牲自身、自寺、亦应为之。现时佛教衰落，尤其中国佛教更衰落，要振兴佛教，必须充实且发挥僧团的力量。中国因宗族思想浓厚，影响到佛教亦成为一庵一寺变相家庭、徒子法孙的制度，此种现象，明末清初以后逐渐加盛，最为近代佛教衰落之要因!现在佛教会基本单位是以县为单位，尸县之中出家者都各有小庵或参学住持的丛林，如各守其私，就影响县佛会的健全；要能超过为一寺一庵的心量而力为一县的佛教会，县佛会遵照省佛会的指示办理，省佛会又受全国佛教会的指挥为基础。所以同时还要将力量贡献到省佛会乃至全国佛教会，如总会有所提倡，各省会、县会、就要努力遵办。在民国初年，我曾作过整理僧伽制度论，对在家信徒的名“佛教正信会”，出家的别名“佛教住持会”，以僧就是会了。现在就普通习惯称佛教会，并容信徒参加，但仍以僧众为主，而信众则为协助。故今后要以全国佛教会为已出家入僧的人第一生命。其余、皆为充实及发扬此大生命——(僧)——而起的事。
可以看出，在太虚的思想里，僧团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了，因为佛教的传承，是要靠人来实现的，所以僧人是佛法的直接传承者和传播者。出家人住在寺院里，过着六和敬的生活，因此僧团才把“共同的生命为第一生命”，所有的一切都要以僧团的利益为出发点，为此“要充实而且发扬大僧团生命。”“或作佛团所办的社会实业，地方公益，或办佛教会等等机关，均赖有出家人为之办理主持。盖佛法之建立，以世界众生为依止，故作资生事业，乃是佛教的本分。”因此他强调“僧观”非常重要，并且构思了具体的僧观内容。他的僧观内容如下：
甲 胜义僧宝虽在三乘圣众或贤圣众，但此土之住持僧宝，必在出家五众，尤在苾刍众。
乙 他方净土虽或纯一菩萨僧，无有在家出家之别，但此浊土则须出家菩萨乃入僧宝。
丙 住世持教之佛徒团，应依七众律仪而建立。在家二众佛徒，虽非全僧，亦非全俗，此为已进三宝之门者，异于隔离三宝之凡俗，故曰近事，为介于僧与俗之间，可称为“居俗近僧众”。受三皈以上及日本之真宗徒等，皆摄属于此。由此中修转轮王十善行者，摄化民众，建设新社会，利乐人世。
丁 尊敬三乘贤圣僧，弥勒菩萨等虽现天相，亦同大乘圣僧尊敬。
戊 崇敬出家住持僧众——但最低限度，须明佛法大义、信心充足、能持英刍四根本戒者，乃认为出家住持僧众。
己 不知佛法亦无信心且不持戒者，应驱出于僧众之外，不认其为出家僧众。
庚 由具僧相僧德之僧众建设佛教清净幢相之新僧宝，师表人天。此为《觉社丛书》第一刊以来一贯之宗旨。若能成立一海潮音学社以持续此对于佛法僧之宗旨者，则为持续海潮音生命。否则虽仍月刊一编，亦非复海潮音之持续。徒众中亦有分办《海潮音》流类之杂志者，若四川、泰州、陕西等之佛化刊物；亦有办佛学院流类之学院者，若闽南、四川等佛学院，及乳狮学院，觉贤学校、佛化学校等。亦有办正信会流类之在家佛徒团者，若北京佛学研究会、泰洲念佛会等。更有持续或创设之佛徒集团者，若北京之世界佛教联合会事务所，中华佛教联合会筹备处，及各地曾办之佛教联合会与佛徒协会等。凡是等等，今虽未能鲜明此一佛法救世运动之标帜，而为此一运动之主军；但从此若能认清住持僧与正信众分宜所在之宗旨，分工互助以坚持不退，进行不懈，亦未尝非将来得告成功之因素也，愿皆勉旃!
太虚是中国佛教改革的先驱，他的志向是“志在整理僧伽制度，行在瑜伽菩萨戒本”，因此他在当时中国佛教界中开始了他的佛教革命运动。他的志在整理僧伽制度的想法是一个有具体理论，且有操作实践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建立佛教组织是这个想法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太虚说：“民十五、六间，社会起大变动，河南省等有毁灭僧寺之案，全国僧寺岌岌危殆。至十七年，在庙产兴学呼声下，有内政部新订管理寺庙条例公布，颇能激起全国寺僧保护寺产之热情。时笔者在南京筹设中国佛学会，开办僧众训练班，并定次年召开全国佛教徒会议。上海另有江、浙佛教联合会之设，亦提出整理僧伽方案。然改革或整理僧寺，为笔者民初首先启发之运动，民四着整理僧伽制度论，曾订详细之办法，后于《海潮音》月刊等亦屡有关于改善僧制、寺制之论述。至民十七、八间，遂颇有成熟之势。故民十八组中国佛教会及分设各省县佛教会，以成全国系统之组织，笔者于其时一二年间实主持之。”②虽然这个革命运动最后失败了，但是他的影响还是波及世人，并且直到今天。他认为，中国佛教的衰落，直接的原因就是中国社会的宗教观念影响，使“一庵一寺变相家庭”，最终形成了“徒子法孙的制度”。现在要复兴佛教，僧人的力量要充分地发挥出来，要改变“一庵一寺变相家庭”和“徒子法孙的制度”，变家天下为公天下，如此佛教才能重新焕发出生机。在他所构想的佛教改革理论体系中，三大革命是其最早提出的理念，其中“僧制革命”最早就叫做“组织革命”，表达了太虚的想法。他后来回忆说：
偶然的关系，我与许多种的革命人物思想接近了，遂于佛教燃起了革命热情，在辛女革命的侠情朝气中，提出了教理(那时叫学理)革命，僧制(那时叫组织)革命，寺产(那时叫财产)革命的口号——这三句口号，曾为当时《佛学丛报》所批驳，我又作《敢问佛学丛报》的反驳——；与若干曾受新教育的僧青年为中心，设立了佛教协进会。
太虚在坚持以僧人为本位的前提下，强调要发挥僧人的作用，而要让这种作用能够充分的发挥，组织上的保证肯定是必不可少的，为此他又提出了“僧自治会”的概念，认为：
依照当时各行有各行的行会设立，我又提倡“僧自治会”。意思是说：僧众应该实行独立自治，自己管理自己，不受地方豪绅的压迫。当时地方人士，往往利用“十方”二字发生干涉，连法院的法官也弄不清，都以为“十方”僧寺是指地方人民而言，故时有自称“十方”驱僧提产的事件发生。他们实不知道“十方”是指的十方常住僧伽，故我针对他们的误解而有组织“僧自治会”的提议，但这理论始终未见实行。
虽然太虚的“僧自治会”从没有成功过，但是他曾经“指出一个佛教革命的根本办法”，这个办法就是：“最根本者，为革命僧团之能有健全的组织。其宗旨为：1．革除：甲、君相利用神道设教的迷信；乙、家族化剃派、祛派的私传产制。2．革改：甲、遯隐改精进修习，化导社会；乙、度死奉事鬼神，改资生服务人群。3．建设：甲、依三民主义文化建由人而菩萨、而佛的人生佛教；乙、以人生佛教建中国僧寺制；丙、收新化旧成中国大乘人生的信众制；丁、以人生佛教成十善风化的国俗及人世。这其中，关于佛教革命的僧制，则为佛僧主义；至于佛教普到民间的，则为佛化主义，佛国主义；文虽简略，义甚扼要。僧制论、正信会理论的精要，都含摄其中。当时唯一希求，是要有主干的组织去依次进行。我作这篇训辞的本旨，不是公开发表，是给予从事改进佛教运动的现代僧伽社去作实际运动。可惜大醒、芝峰在现代僧伽发表了我的训辞，以致成为文字上的东西。而现代僧伽社亦仅改为一个月刊社，不能组织成革命僧团。那时、我因预备好欧、美之行，故对于此事亦未能顾及，而十八年冬演为会觉、慈航等在安庆迎江寺昙华一现的失败行动。而我发表人工与佛学，志行的自述，僧自治会等言论，与提倡世界的中华的佛教联合会之组织，亦为此期运动的波澜。”
“革除”、“革改”、“建设”成为太虚佛教改革僧团组织思想的三部曲，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关涉到僧制的问题，亦即是“为革命僧团之能有健全的组织”，可见太虚是希望有一个健全的佛教组织来领导这场革命，让改革佛教的事业能够顺利地进行。虽然他强调了僧人本位的重要性，并且以僧宝为第一，但是他还是非常清醒地区分了在家众与出家众的不同情况，以及所应该承担的不同职责，包括僧伽组织与政治党团的关系。他说：
我尝提倡僧伽议政不干治，亦曾指导僧伽参加乡区代表县省参议国大代表之竞选。但我主张僧人以国民立场的公民资格竞选，并由僧众会员为主要分子之国省县三级佛教会的人民合法团体——宗教团体是文化团体、或自由职业团体——而发动，故用不着另组政党。
若组佛教政党，以出家僧徒领导主持欤
以在家信徒领导主持欤
前者则无论僧徒政治的学习经验，均不够条件，即令学习经验条件均够，但组党仅参与人民政权做议员欤
亦参与政府治权做官吏欤
做执军掌政司法的官吏，则非复宗教师的僧侣；做僧侣则同时不得是官吏，犹之做自由职业的律师则不得同时是司法的检察官或法官也。僧做代表人民议政的议员，固无不可，犹之商民农民工民自由职业民之为议员，仍得是商店经理或新闻记者。但政党无不以占多数组政府或分得掌政府治权的官位为目的。只参与人民议政，则无组织政党之需要。后者则在家信徒原有一部分的做议员做官吏的，组党或亦可更增加其人数。但佛教党以在家信徒为领导主持，则佛教徒向以出家僧徒为首众之制度，便为倒置而破坏。故在家信徒尽可参加各党各派或另组别种名义之政党，不应以佛教名义而组党。
政教关系一直是世界各国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的问题，自从法国大革命提出了政教分离的政治主张之后，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政教关系似乎不再在西方一些国家政治生活中显得十分重要了。但是在东方专制国家，政教关系却一直都存在，特别是在一些以某一宗教为国教的国家，政教关系往往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变得非常重要，甚至影响了政府的工作。在中国，政教关系却是一个特例，由于佛教一直是游离于世外的宗教，从来也没有被当做国教，所以佛教在中国政教关系中显得并不重要，而且中国一直是皇权大于神权的国家，佛教只能在国家朝廷的庇护下得以生存，即释道安法师所说的“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规则来活动。太虚是一位现代主义者，他一直主张佛教要随顺历史潮流而前进，他明确宣布不能成立佛教政党，这是由于出家人的身份所决定的，他又强调不能以佛教的名义组织政党，这也是因为佛教的宗教特殊性而确定的，所以太虚严格区分了政党与僧伽组织的区别，他所说的僧团的健全组织是严格限定在佛教界内部，而不是针对整个世俗社会而说的，也就是说，佛教界的组织与世俗社会的政治党团组织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但是虽然佛教组织不是政党，并不能说明佛教不关心政治，所以太虚又提出了“僧伽议政不干治”的思想，并且鼓励佛教两众积极参加议员的竞选，有佛教信仰的人也可以参加不同的政治群体或政党，应该说较好地把握了信仰与国家的关系，体现了信仰是私人的事情，不应干预国家政治，所以他的“议政不干治”的思想亦为现在的社会所接受下来。
三、结 语
太虚大师既是一个佛教理论的组织者，也是一个佛教行动的实践者，他在一生就在进行佛教改革活动中，一直在不断地进行佛教组织的工作。但是他的佛教革命是失败的，其最重要的原因正如他所讲的，“出于个人的性情气质固多，而由境遇使然亦非少。……大抵皆出于偶然幸致，未经过熟谋深虑，劳力苦行，所以往往出于随缘应付的态度，轻易散漫，不能坚牢强毅，抱持固执。”不过，除了这些原因之外，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与太虚改革佛教的想法太超前有关，当时佛教界的保守派势力强大，占据了主要的寺院，控制了寺院经济的命脉，握有实权，太虚的改革主张触动了一部分人的利益，因此他受到了来自这部分人的反对。太虚想在全国建立佛教组织，特别是把所有的僧人都给统一起采，成为佛教会的成员的想法是非常好的，其提出的计划也要一定的可操作性，可是在当时的社会，佛教僧团的素质太低，许多出家人的文化程度也不高，更重要的是僧人正在为生存而斗争，太虚的建立佛教组织的想法之所以能够实现，与反对寺庙兴学的运动有重要的关系，为了保护寺产，各地的寺院和僧人们被迫组织起来，一旦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佛教的组织作用就降低了，佛教界内部的内讧就开始了。太虚看到了这一点，努力提倡提高僧人的水平，诸如提倡兴办僧教育，做佛教文化，鼓励学术研究，在社会上宣传人间佛教的思想，等等，但是百年树林，培养人才不是在朝夕之间就能完成的，所以太虚在这方面走得过于激进，因而欲速则不达，使他的许多好想法不能够得到完全体现，这是他的可悲之处。值得欣慰的是，经过近一百年来的佛教界人士的努力，太虚的理念已经被佛教界广为接受，他所提出的人间佛教思想也成为当代佛教发展的方向，而他所提倡的佛教组织观，也在新中国实现，当代中国佛教徒的联合组织——中国佛教协会正在领导全国佛教徒走上了新生，中国佛教走进了黄金时期，在九泉之下的太虚，可以放心了。
《太虚大师的佛教组织观》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