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虛大師的佛教組織觀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黃夏年

　　近現代中國佛教，是一個形勢紛雜的時代。在這個特殊的時代，佛教界裏發生了各種各樣的重大事件。在這衆多紛纭多變的各種事變中，中國佛教的組織是不得不提到的，因爲它對當時中國佛教的發展起到重要的作用。作爲當代佛教組織的領軍人物——太虛大師，他對佛教組織的看法，值得我們加以關注和研究的學術對象。

　　一、近代中國佛教組織成立的背景

　　近代中國佛教組織的出現，乃是曆史發展的産物。中國佛教到了明清以後，特別是在清末，已經一蹶不振，當時被人稱爲爲死人服務和驅鬼的宗教，以及指責爲封建迷信。沒有生氣的佛教，嚴重地阻礙了它的健康發展，也歪曲了佛教在社會公衆中的形象。太虛大師曾經指出：

　　西漢以來，中國之社會，處儒教專化之下，佛法雖來中國，以避其排斥，僧乃遊方之外，住持佛教之淨儀。而社會之承受其化者，一爲功成身退之隱逸；一爲施政者借充神道設教之用，以鬼神禍福輔治愚民；故非僻于離世之禅寂，即爲腐于流俗之迷信，初未嘗宣傳佛法之真義于民衆，俾社會之倫理、政治、經濟裁成于佛之教化焉。唐、宋來爲僧化根本精神之禅宗，宋、明儒亦聞其風而自張門戶也。夫禅宗本高建于律與教義之基礎上者；元、明以降，律儀隳弛，教義淹晦，宗門亦漓爲大話欺人之口頭禅。持律、談教之淨土家，乃從而代之；故明、清來沙門居士之高者，大抵歸崇淨土。然晚清後儒化之中國民族，一被劫于西洋之武力侵略，再被劫于西洋之宗教侵略，叁被劫于西洋之民治侵略，四被劫于西洋之科學侵略，門戶洞開，藩籬盡撤。值此思想解放之時會，清末楊仁山居士汲汲流通精典，遊扶桑者既習聞佛故，康、譚、章、嚴、梁氏等之政論者，亦時好談佛，于是佛之教義浸爲士夫學子所留意。佛學研究會之居士團，亦萌芽于斯際，且嘗有學叢報以鼓吹之。至民七、余出爲有計劃有組織有紀律之倡導，佛之風化，遂流行社會。軍、政、商學之士，習之者漸趨興盛，唯識、叁論、真言之宗趣，亦探求日廣。第回觀住持佛法之僧寶則何如欤

　　自禅而淨，已成江河就下之趨勢，且今亦僅存印光法師之碩果。其他則乘機以掠名利恭敬，傳律、宏宗、演教雲者，亦滔滔爲應赴經忏之類耳。于是住持佛教之僧位，漸爲居士侵奪矣。然華嚴、天臺二家及余興學之結果，流布爲華嚴學院、法界學院、清涼學院，與天臺學院、明因講舍、山家講舍，及四川佛學院、閩南佛學院、弘慈佛學院等，亦不無承學之新僧也。但既無高等之道場以攝彼修學深造，複無改善僧製以適應施設之地，內不容于腐化僻化之舊僧，外被牽迫于民衆之輕蔑于僧；于是除少數之高蹈遐舉者，多有反僧而從俗、變化其生活者也。

　　面對如此衰落的中國佛教，有志之士紛紛呼籲要進行改革。中國最早的佛教刊物《佛學叢報》第一期上曾經刊出中央的文章《佛教進行商榷書》。作者認爲：“法王郅治，今古而常存，何期象教陵夷，爲茲世之诟病。嗚呼，居今日而言，淘汰沙門，幾成天演公例，亦吾侪自認不諱矣。……上焉者，厭世逃禅冥心枯寂；下焉者，假衣營養，贻玷梵林。無補世道人心，轉爲社會。藉口所謂獅子身中蟲，自啖其獅子之肉也，甯能與世界宗教競生並存乎哉。我諸方大德奈何不猛省時機，力圖振作耶。其隨波逐流，因循觀望者無論矣，即或能行吾道而正覺不明，自生障礙，遂致放任，棄本分者，往往而是。要皆智願薄弱，罔知觀機逗時，因勢利導，從根本而著手故也。……願我方諸大德秉佛不入地獄，誰人地獄之救生誓願，奉行其固有之清規，犧牲其耽逸之利養，籌集資財，廣興學校，納成年于軌物，培幼稚之靈明，拔濯陳根，灌輸新理，本吾徒禅教律，差別等法，證如來過現未不可得心用，示叁宗正鹄同爲一致進行，宏造善緣，普度苦海，闡揚祖乘，骖靳儒林，能力所充，輝耀佛界，其影響可及于全國社會。厥利造糜窮，實際造福，此乃因勢利導，解決根本上之問題也。”佛教徒爲了挽救正在衰頹的佛教命運，煞費苦心，提出了各種想法，同時也在致力于用各種方式，將佛教宣傳到社會，成立各種組織，團結起來保護佛教，振作叢林。

　　近代中國佛教組織衆多，曾經有過“中國佛教總會”、“佛教協進會”、佛教大同會以及佛學研究會等等組織。作爲中國佛教發展的見證者太虛大師對此曾有過一段精辟的總結。他說：

　　在昔雖亦有在寺院宣講經論之法師，而聽衆限于僧徒或少數善信男女，鮮能影響學界及一般社會人士者。迨楊仁山居士在金陵設佛學研究會，而章太炎等邀月霞法師赴日本爲留學生講經，蒯若木等在北平邀道階法師講研佛學，實開學界、政界之學佛風氣。入民初、李證剛七人籌設佛教會，發布文告，欲一舉而滅寺僧，代以居士佛教，旋以遭反對而自停止。時有狄楚卿等在滬出《佛學叢報》，範古農等亦于杭嘉設會研究佛學。至民國四年，因日本要求來中國傳布佛教，北京政局中人發起請谛閑、月霞二法師，開講經會，影響漸廣。民七、筆者與蔣作賓、陳元白、章太炎、張季直等在滬設覺社，公開演講佛學，並出《覺社季刊》——後改爲《海潮音》月刊——；自是漢口、北京、杭州、武昌、廣州各地，時有公開主講經法會；由各界學佛居士爲主體所組成之佛學會、佛學社、佛教正信會、佛教居士林等團體漸多。若靳雲鵬領導天津居士林，胡瑞霖領導華北居士林，皆負時望；而以謝健、梅光羲等之南京中國佛學會，爲有全國性質之組織。

　　從太虛這段話裏，我們可以知道，近代中國佛教的組織形式成立的背景是從弘傳佛教，宣講佛教文化的活動而開始的。當時整個中國佛教界沒有生氣，一些有眼光和有學問的佛教僧人，一些佛教學者和居士們爲了讓佛教能走人社會，積極開展講經研討的活動，佛教在這種形勢下開始出現了生機，共同的信仰，共修鑽研，促使人們走到了一起，成立了若幹衛教弘法的團體。

　　另一方面也與當時佛教界缺少人才，日本真宗乘機傳人中國，中國佛教受到了嚴重地來自域外的威脅，佛教界爲了自保，提倡辦教育，致力于培養人才，促使了僧教育會之類的組織出現。太虛曾經回憶：

　　當時國人去日本留學的很多一因覺得日本經過明治維新以後，已成爲一個強國，所以值得我們去就近學習——而日人到中國來的也不少。 日本盛行的真宗和曹洞宗底布教師也跟著來華了，故有曹洞宗的水野梅曉，在長沙與湖南僧界長老辦僧師範學校；而揚州天甯寺文希辦普通僧學校，亦因此而起。我國僧衆因受了國家社會對佛教摧殘，和日僧來華傳教影響，便起了依賴日僧保護寺産的心願；日人眼見我國佛教受摧殘，也效法西洋耶稣教來華傳教的辦法，引誘中國的僧寺受其保護，故杭州就有叁十多寺投入了日本真宗的懷抱。那時、日本真宗來華代表爲伊藤賢道。杭州各寺在真宗保護之下，如遇提僧産、占僧寺等情，就由日本領事出面保護。因了這些瓜葛而鬧出很大風潮，連地方長官如浙江巡撫也不敢做主判斷，把這種情形呈報中央政府——那時應該說是入奏皇上一。結果、一方面向日本交涉，把投入真宗的事情取消；一方面由政府下诏保護佛教，並令僧衆自辦教育，故有僧教育會的産生。于是全國各省各縣，紛起組織教育會，與普通教育會成了對立的形勢。

　　此外，佛教組織的出現還與當時的廟産興學有重要的關系。一些地方政府看上佛教寺院的廟産，欲將其收歸政府，于是打著辦學的旗號，將寺産沒收充公，佛教界迫于這種壓力，紛紛起來自保，成立了全國性的佛教組織，向中央政府請願，力圖保護寺産。太虛曾經說過：

　　南京臨時政府的時代，除我領導的“佛教協進會”及八指頭陀領導的“中華佛教總會”外，另有謝無量發起的“佛教大同會”，及李政綱、桂伯華、黎端甫等七人所發起的“佛教會”。大同會曾來與我洽商，未幾即滅。佛教會初起，布告、會章、及利、大總統複函，聲勢張甚。逮發第二布告，以斥罵僧尼四衆，有一舉摧滅之而另建李政綱等新佛教企圖，大受全國佛教徒的抨擊。反之、其時中華佛教總會，則依各省縣原有的僧教育會改組爲分支部，已有成爲全國佛教團體的趨勢，李政綱等乃自動將其佛教會宣布取消。然各省占寺奪産之風仍熾，而“中華佛教總會”尚未得北京政府批准，認爲法團。時道階爲北京法源寺主，文希亦在北京，乃邀八指赴北京以奠總會基礎。值內政部禮俗司杜某，方分別寺産以議提拔，八指力與爭論後，歸法源寺而殁。詩友熊希齡等以其事聞袁大總統，遂用教令公布“中華佛教總會”章程，會章始生效力，然趨重保守而無多改進的希望。上海開入指頭陀追悼會于靜安寺，我撮佛教協進會的要旨，演說佛教的學理革命、財産革命、組織革命以抒所悲憤。《佛學叢報》爲文抨擊，我作《敢問佛學叢報》以駁難，亦爲辛女革命中佛教波瀾的尾聲。

　　總之，爲了保護佛教的利益，讓佛教能夠重新振作起來，佛教界人士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們除了提出各種理念和提倡改革的思想之外，另一個重要的手段就是成立護教弘法的組織，以及僧教育的團體等等，近代中國的佛教，就是在這些方式運作下，重新開始複興起來的。

　　二，太虛的佛教僧製改革組織觀

　　太虛是近代民國時期佛教的領袖，在僧俗兩界中占有很高的地位。他有一個計劃，要建立不同的佛教組織，把全國的佛教徒組織起來。他說：“我的計劃是要全國的僧衆，每個都真正有住持佛教的資格。正信會是以攝化在家信衆爲目的，重在將佛法普遍深人民間，使全世界的人類，都變爲佛陀的信徒。這和僧團組織大不相同，僧團是住持佛法，這是專爲佛教普及人類。我國古來的佛教製度，全以出家人爲代表，在家佛徒沒有獨立組織，要實行佛法即須出家，在家是不能的；而且素有學佛要待年老和擺脫家庭環境的思想，故在家衆沒有離開出家衆的製度。我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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