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谦之先生与日本净土教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黄夏年
一 缘 起
朱谦之(1899~1972)先生是当代我国著名的东方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其字情牵，福建省福州市人。1899年12月4日(旧历10月15日)生于一个数代从事医生职业的家庭，从小就表现出天赋，在中学时熟读我国的经史，曾自编《中国上古史》，并发表《英雄崇拜记》等小册子。17岁以福建省第一名考取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前身)，后改入北京大学法预科，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在校期间，亲聆学界名师的教诲，饱读中外哲学文化书籍，先后发表了《周秦诸子学统述》和《太极新图说》等文。朱谦之先生在校期间还满怀革命激情投入“五四”运动这一轰轰烈烈的斗争，参加了学生示威游行，编辑杂志，撰文抨击时弊，宣传无政府主义，提出种种改革社会和教育的主张。他在北大第一次贴出大学报，要求废除考试制度等。翌年又首次在国内报刊上提出“劳动人民神圣”等口号。毛泽东主席在北大工作期间曾与朱谦之讨论过无政府主义等问题。同年10月朱谦之因散发革命传单遭军阀当局逮捕，入狱百余日，经北京学生集会营救和全国各地声援方获得释放。之后他往返于京、沪、杭各地，遁迹江湖之 间，过着“飘零身世托轻帆、浪漫生涯亦自豪”的生活。1924年，他应厦门大学之邀，出任教职。同年辞职再度隐居西湖葛岭山下，门对宋代诗人林逋(和靖)故居，悉心从事著述。1929年获中央研究院资助东渡日本潜心历史哲学的研究。两年后归国，任暨南大学教授。从1932年起任中山大学教授，兼历史系主任、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研究院文科研究所主任和历史学部主任等职。抗日战争时期，他始终勤于职守，为适应抗战需要，曾大力提倡“南方文化运动”和“现代史学运动”，出资筹办《现代史学》，对历史研究中的“考今”工作起过一定的推动作用。在他的努力下，把中山大学历史系办成一个著名学系和研究机构，为抗日战争培养了大批理论干部。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朱谦之回到了久别的母校——北大哲学系任教授，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1958年后又转入东方哲学的研究工作，培养研究生和青年学者，对我国解放以后的东方哲学研究工作，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964年北京大学东方哲学史教研组全体人员并入中国科学院落哲学社会科学部，组建世界宗教研究所，朱谦之担任了研究员。尽管此时他已重病缠身，有时卧床不起，但仍著述不止，致力于宗教学的研究。1972年因脑溢血逝世，享年73岁。
朱谦之在学术界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教学研究工作所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成果遍及历史、哲学、文学、音乐、戏剧、考古、政治、经济、宗教和中外交通文化关系等各个学科，有些成果在我国属于开拓性、领先性的研究，至今无人超越。他一生著述等身，桃李满天下，给后人留下了庞大的、珍贵的文化遗产。据不完全统计，有专著42部，译著2部，论文百余篇，字数达上千万。其中有18本著作(包括未刊稿)在1980年以后先后被整理出版或重新印行。2002年《朱谦之文集》共10卷，900万字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该“文集”基本收录了朱谦之先生的主要著作。[1]
二、朱谦之先生与佛教
朱谦之受教于旧式的传统教育，儒家的“修、齐、治、平”入世思想和老庄的淡泊无为，以及佛家的禅逸出世思想在他身上都得到了体现。五四时期他和其他热血青年一样，积极投身于革命救国的斗争，提出种种社会改革的主张，但是这时“中国的思想界，可以说不得是世界虚无主义的集中地……佛教的空观和老子学说……在青年思想界，有日趋发达的趋势。”因此他的革命哲学追求“虚空粉碎，在地平沉”的虚无主义理想，实受禅宗《高峰语录》的影响。他被军阀逮捕后，经历了不少艰苦磨难，思想又转向佛教，企图用佛教改变人心乃至人生、社会，离京出家时发表的宣言中表达了这种思想：
“(一)用批评的精神，对现行的佛法，佛法的各派教宗，以及佛教的本身加以批评。
(二)提倡梵文，以为提倡真正佛学之助力。
(三)翻译东西洋关于宗教革命的书籍，以为实行佛教革命准备。”
朱谦之不仅主张对佛教进行改革，而且还计划组织一种以实践佛教原则的宗教新村。但是他通过在西湖出家生活一段时间的体验，发现当时某些寺院实行的僧伽制是一种变形的家长制度，有些佛教僧徒过着苟且偷安的生活，这种情况是不能实现他的改革初衷的。为此，他在愤慨、失望之余写下了《反教》一诗：
“黑蜮蜮！……黑蜮蜮……
把教门的黑雾窟揭穿，看那一簇簇的寄生虫，何处立足！
那皈依三宝的叩头虫呢？
更不容他不生生饿毙！
我那时再焚烧七宝伽篮，
打倒罗汉，扫荡妖气，大踏步到那：
佛顶上，宝塔上，
高唱我大虚无的歌儿。
尔后，他又经好友介绍，向欧阳竟无求教，但终觉唯识学说不合他的旨趣。流离的生活使他接触了现实社会的底蕴和大自然生活，逐渐对过去虚无主义思想进行了反思清理，认识到：
“因妄求解脱的缘故而欲毁弃宇宙乃至断灭人生，那更是我一向的愚痴颠倒，对这深重的解脱只好是一种邪见罢了！
我的兄弟们呀！我恳求你。不要相信那超人间的希望的涅槃，让你真诚恻怛的大悲心就实现这真生命在人间的人”。
朱先生思想的“回归”，在表面上看有了巨大的转变，但他的思想还在佛教轨道上运转。他摒弃了空观，但又接受了大乘“三界唯一心”、“慈悲利他”等华严宗的思想。以后了经过多年的摸索和实际生活的体验，终于接近并最后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与佛教在信仰上割断了联系。朱先生晚年在回忆过去经历和自叙诗中写道：“少年破旧好空言，敢把乾坤一口吞。粉碎虚空沉大地，推翻世界从无元。唯情哲学身为累，主义虚无首似昏。妄论奇谈真应叹，归根不出老禅门。”
朱谦之最终没有接受佛教，他通过对佛教的了解，做了不少研究工作，他早年撰写了《印度佛教对于原始基督教之影响》等文，这些阐述他的世界观和未来理想的著作中都渗透着佛教禅观和空观的思想。“文化大革命”前夕，朱先生调到宗教所工作后，即开始对禅宗进行研究。他在《七十自述》中曾谈到：“在这期间(作者案指到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之后)，我开始特别注意中国禅学。当我知道由中国传到朝鲜和日本，而现在欧洲、美洲居然靡一时之中国禅宗……因此我着手翻译了忽滑谷快天所著的《禅学思想史》和《朝鲜禅教史》(中文版名《中国禅学思想史》和《韩国禅教史》)二书。”在《韩国禅教史》的手稿底页上，朱先生还写有“本书译出仅供个人将来写《禅学史》时参考之用。以本书所搜集资料，均为汉文中难见之书，可籍此窥见朝鲜佛教史之一斑。”但是因种种条件限制，他最终没有完成撰写《禅宗史》这个心愿，只是留下了这二部译著。但是这时他写了《黄檗宗考》一文，由于是草稿，还需要整理出来才能发表。
三、朱谦之先生所做的日本净土教研究
朱谦之先生自20世纪20年代末东渡日本学习历史哲学时，就开始对日本哲学表现了非常浓厚的兴趣味，撰写了一些日本哲学思想研究的文章，如在30 年代发表的《日本思想之三时期》[2]，主要说明“日本思想的发达，是从神学阶段到形而上学阶段，从形而上学阶段到科学阶段”的一个发展过程，可以说，这时朱谦之先生已经对日本哲学有了较为详细的研究和比较具体的看法了。50年代以后，因为朱先生在北大哲学系东方教研组工作，负责做东方哲学的研究，于是他把研究日本哲学作为重点，写下了一系列专著。[3]这些专著都是国内最新的学术成果，像《日本的朱子学》、《日本古学及阳明学》等书自出版后，即受到了学术界的注意，特别是日本学术界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而《日本哲学史》则是朱先生对日本哲学所做的研究的一个终端成果，此书出版后，他调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世界宗教研究所，学术兴趣转向了宗教，再也没有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出现了。
在《日本哲学史》里，朱谦之先生将日本佛教哲学思想纳入了他的研究视野。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在研究方法中尤其重视历史背景下的分析，试图用历史来说明佛教，而不是用佛教来说明历史。他特别指出了佛教在日本思想史中的重要地位，强调“日本自称“神国”，但也是“佛国”，据《日本国志》(卷三十七)所载万延元年(1860)统计，佛寺共四十六万四千九百四十二所，中国佛教盛时尚不及其十分之一。”[4]同时他对日本佛教史作了历史分期，认为“日本佛教继圣德太子之后，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以平安初期最澄之天台宗、空海之真言宗为代表；第二期以平安后期至镰仓初期源信、源空(法然)之净土宗，荣西、道元之禅宗为代表；第三期以镰仓时期亲鸾的净土真宗、一遍的时宗、日莲的法华宗为代表。”[5]
(1)对净土宗与净土真宗及时宗等净土思想的研究
按照他的看法，第二期的日本佛教，“净土宗以源信与法然为代表，禅宗以荣西与道元为代表，不同于现实肯定的天台、真言而倾向于现实否定，即离厌秽土与欣求净土或耽禅悦。这些新宗派，形式上保留着平安朝佛教的镇护国家的性质。”[6]对日本净土宗而言，其先驱者源信“是以净土思想而混合天台与真言之先行思想，实现了佛教的日本化。他的主要著作有《往生要集》三卷、《空观》一卷等。到了《往生要集》，就全然宣出以念佛为宗的宗旨，将法华思想与念佛思想混成融化了。此书强调佛教的无常观和厌世观，确立了与六道相对立的极乐世界的形象，主要内容是：离厌秽土与欣求净土，并叙述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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