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謙之先生與日本淨土教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黃夏年

　　一 緣 起

　　朱謙之(1899~1972)先生是當代我國著名的東方學家、哲學家、曆史學家。其字情牽，福建省福州市人。1899年12月4日(舊曆10月15日)生于一個數代從事醫生職業的家庭，從小就表現出天賦，在中學時熟讀我國的經史，曾自編《中國上古史》，並發表《英雄崇拜記》等小冊子。17歲以福建省第一名考取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北京師範大學前身)，後改入北京大學法預科，畢業于北京大學哲學系。在校期間，親聆學界名師的教誨，飽讀中外哲學文化書籍，先後發表了《周秦諸子學統述》和《太極新圖說》等文。朱謙之先生在校期間還滿懷革命激情投入“五四”運動這一轟轟烈烈的鬥爭，參加了學生示威遊行，編輯雜志，撰文抨擊時弊，宣傳無政府主義，提出種種改革社會和教育的主張。他在北大第一次貼出大學報，要求廢除考試製度等。翌年又首次在國內報刊上提出“勞動人民神聖”等口號。毛澤東主席在北大工作期間曾與朱謙之討論過無政府主義等問題。同年10月朱謙之因散發革命傳單遭軍閥當局逮捕，入獄百余日，經北京學生集會營救和全國各地聲援方獲得釋放。之後他往返于京、滬、杭各地，遁迹江湖之 間，過著“飄零身世托輕帆、浪漫生涯亦自豪”的生活。1924年，他應廈門大學之邀，出任教職。同年辭職再度隱居西湖葛嶺山下，門對宋代詩人林逋(和靖)故居，悉心從事著述。1929年獲中央研究院資助東渡日本潛心曆史哲學的研究。兩年後歸國，任暨南大學教授。從1932年起任中山大學教授，兼曆史系主任、哲學系主任、文學院院長、研究院文科研究所主任和曆史學部主任等職。抗日戰爭時期，他始終勤于職守，爲適應抗戰需要，曾大力提倡“南方文化運動”和“現代史學運動”，出資籌辦《現代史學》，對曆史研究中的“考今”工作起過一定的推動作用。在他的努力下，把中山大學曆史系辦成一個著名學系和研究機構，爲抗日戰爭培養了大批理論幹部。1952年全國院系調整，朱謙之回到了久別的母校——北大哲學系任教授，從事中國哲學史的教學和研究。1958年後又轉入東方哲學的研究工作，培養研究生和青年學者，對我國解放以後的東方哲學研究工作，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1964年北京大學東方哲學史教研組全體人員並入中國科學院落哲學社會科學部，組建世界宗教研究所，朱謙之擔任了研究員。盡管此時他已重病纏身，有時臥床不起，但仍著述不止，致力于宗教學的研究。1972年因腦溢血逝世，享年73歲。

　　朱謙之在學術界被稱爲“百科全書式的學者”，教學研究工作所涉及的領域十分廣泛，成果遍及曆史、哲學、文學、音樂、戲劇、考古、政治、經濟、宗教和中外交通文化關系等各個學科，有些成果在我國屬于開拓性、領先性的研究，至今無人超越。他一生著述等身，桃李滿天下，給後人留下了龐大的、珍貴的文化遺産。據不完全統計，有專著42部，譯著2部，論文百余篇，字數達上千萬。其中有18本著作(包括未刊稿)在1980年以後先後被整理出版或重新印行。2002年《朱謙之文集》共10卷，900萬字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該“文集”基本收錄了朱謙之先生的主要著作。[1]

　　二、朱謙之先生與佛教

　　朱謙之受教于舊式的傳統教育，儒家的“修、齊、治、平”入世思想和老莊的淡泊無爲，以及佛家的禅逸出世思想在他身上都得到了體現。五四時期他和其他熱血青年一樣，積極投身于革命救國的鬥爭，提出種種社會改革的主張，但是這時“中國的思想界，可以說不得是世界虛無主義的集中地……佛教的空觀和老子學說……在青年思想界，有日趨發達的趨勢。”因此他的革命哲學追求“虛空粉碎，在地平沈”的虛無主義理想，實受禅宗《高峰語錄》的影響。他被軍閥逮捕後，經曆了不少艱苦磨難，思想又轉向佛教，企圖用佛教改變人心乃至人生、社會，離京出家時發表的宣言中表達了這種思想：

　　“(一)用批評的精神，對現行的佛法，佛法的各派教宗，以及佛教的本身加以批評。

　　(二)提倡梵文，以爲提倡真正佛學之助力。

　　(叁)翻譯東西洋關于宗教革命的書籍，以爲實行佛教革命准備。”

　　朱謙之不僅主張對佛教進行改革，而且還計劃組織一種以實踐佛教原則的宗教新村。但是他通過在西湖出家生活一段時間的體驗，發現當時某些寺院實行的僧伽製是一種變形的家長製度，有些佛教僧徒過著苟且偷安的生活，這種情況是不能實現他的改革初衷的。爲此，他在憤慨、失望之余寫下了《反教》一詩：

　　“黑蜮蜮！……黑蜮蜮……

　　把教門的黑霧窟揭穿，看那一簇簇的寄生蟲，何處立足！

　　那皈依叁寶的叩頭蟲呢？

　　更不容他不生生餓斃！

　　我那時再焚燒七寶伽籃，

　　打倒羅漢，掃蕩妖氣，大踏步到那：

　　佛頂上，寶塔上，

　　高唱我大虛無的歌兒。

　　爾後，他又經好友介紹，向歐陽竟無求教，但終覺唯識學說不合他的旨趣。流離的生活使他接觸了現實社會的底蘊和大自然生活，逐漸對過去虛無主義思想進行了反思清理，認識到：

　　“因妄求解脫的緣故而欲毀棄宇宙乃至斷滅人生，那更是我一向的愚癡顛倒，對這深重的解脫只好是一種邪見罷了！

　　我的兄弟們呀！我懇求你。不要相信那超人間的希望的涅槃，讓你真誠恻怛的大悲心就實現這真生命在人間的人”。

　　朱先生思想的“回歸”，在表面上看有了巨大的轉變，但他的思想還在佛教軌道上運轉。他摒棄了空觀，但又接受了大乘“叁界唯一心”、“慈悲利他”等華嚴宗的思想。以後了經過多年的摸索和實際生活的體驗，終于接近並最後接受了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與佛教在信仰上割斷了聯系。朱先生晚年在回憶過去經曆和自敘詩中寫道：“少年破舊好空言，敢把乾坤一口吞。粉碎虛空沈大地，推翻世界從無元。唯情哲學身爲累，主義虛無首似昏。妄論奇談真應歎，歸根不出老禅門。”

　　朱謙之最終沒有接受佛教，他通過對佛教的了解，做了不少研究工作，他早年撰寫了《印度佛教對于原始基督教之影響》等文，這些闡述他的世界觀和未來理想的著作中都滲透著佛教禅觀和空觀的思想。“文化大革命”前夕，朱先生調到宗教所工作後，即開始對禅宗進行研究。他在《七十自述》中曾談到：“在這期間(作者案指到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之後)，我開始特別注意中國禅學。當我知道由中國傳到朝鮮和日本，而現在歐洲、美洲居然靡一時之中國禅宗……因此我著手翻譯了忽滑谷快天所著的《禅學思想史》和《朝鮮禅教史》(中文版名《中國禅學思想史》和《韓國禅教史》)二書。”在《韓國禅教史》的手稿底頁上，朱先生還寫有“本書譯出僅供個人將來寫《禅學史》時參考之用。以本書所搜集資料，均爲漢文中難見之書，可籍此窺見朝鮮佛教史之一斑。”但是因種種條件限製，他最終沒有完成撰寫《禅宗史》這個心願，只是留下了這二部譯著。但是這時他寫了《黃檗宗考》一文，由于是草稿，還需要整理出來才能發表。

　　叁、朱謙之先生所做的日本淨土教研究

　　朱謙之先生自20世紀20年代末東渡日本學習曆史哲學時，就開始對日本哲學表現了非常濃厚的興趣味，撰寫了一些日本哲學思想研究的文章，如在30 年代發表的《日本思想之叁時期》[2]，主要說明“日本思想的發達，是從神學階段到形而上學階段，從形而上學階段到科學階段”的一個發展過程，可以說，這時朱謙之先生已經對日本哲學有了較爲詳細的研究和比較具體的看法了。50年代以後，因爲朱先生在北大哲學系東方教研組工作，負責做東方哲學的研究，于是他把研究日本哲學作爲重點，寫下了一系列專著。[3]這些專著都是國內最新的學術成果，像《日本的朱子學》、《日本古學及陽明學》等書自出版後，即受到了學術界的注意，特別是日本學術界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而《日本哲學史》則是朱先生對日本哲學所做的研究的一個終端成果，此書出版後，他調到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世界宗教研究所，學術興趣轉向了宗教，再也沒有從事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出現了。

　　在《日本哲學史》裏，朱謙之先生將日本佛教哲學思想納入了他的研究視野。他根據馬克思主義的曆史唯物主義的原理，在研究方法中尤其重視曆史背景下的分析，試圖用曆史來說明佛教，而不是用佛教來說明曆史。他特別指出了佛教在日本思想史中的重要地位，強調“日本自稱“神國”，但也是“佛國”，據《日本國志》(卷叁十七)所載萬延元年(1860)統計，佛寺共四十六萬四千九百四十二所，中國佛教盛時尚不及其十分之一。”[4]同時他對日本佛教史作了曆史分期，認爲“日本佛教繼聖德太子之後，可分爲叁個時期：第一期以平安初期最澄之天臺宗、空海之真言宗爲代表；第二期以平安後期至鐮倉初期源信、源空(法然)之淨土宗，榮西、道元之禅宗爲代表；第叁期以鐮倉時期親鸾的淨土真宗、一遍的時宗、日蓮的法華宗爲代表。”[5]

　　(1)對淨土宗與淨土真宗及時宗等淨土思想的研究

　　按照他的看法，第二期的日本佛教，“淨土宗以源信與法然爲代表，禅宗以榮西與道元爲代表，不同于現實肯定的天臺、真言而傾向于現實否定，即離厭穢土與欣求淨土或耽禅悅。這些新宗派，形式上保留著平安朝佛教的鎮護國家的性質。”[6]對日本淨土宗而言，其先驅者源信“是以淨土思想而混合天臺與真言之先行思想，實現了佛教的日本化。他的主要著作有《往生要集》叁卷、《空觀》一卷等。到了《往生要集》，就全然宣出以念佛爲宗的宗旨，將法華思想與念佛思想混成融化了。此書強調佛教的無常觀和厭世觀，確立了與六道相對立的極樂世界的形象，主要內容是：離厭穢土與欣求淨土，並敘述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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