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如居士，编辑部和发行部迁往北京东城大佛寺。这时由于《海潮音》得到唐大圆、张化声、张希声等人的投稿，变得“倍有生气”。[9]然而史一如同时又兼任武昌佛学院教员，故在北京编到第三卷第六期后，因工作不方便，从第七期起编辑部和发行再迁往武昌佛学院，改由武昌正信印务馆印刷，汉口佛经流通处发行。到第四卷第五期时，史一如亦因生病而离职，并于1924年下半年病世。之后《海潮音》改由唐大圆编辑。从第九期再由张化声居士编辑。1925年秋，唐大圆回湘，太虚上庐山，《海潮音》第九期改由太虚指导会觉、克全、满智等在庐山大林寺编发，印刷交上海泰东代办。[10]1926年太虚于上海虹口设佛化教育社，由陈秉良、刘仁宣住社，《海潮音》委陈秉良编辑，太虚寓居雪窦分院或育王分院的息庐，就近指导，仍由泰东图书局代印发行。从第七卷第五期起又由唐大定编，第八期起由谷馨山上海法藏寺发行。第八卷第四期起，由楞伽山民(悦安)编，经费由玉慧观支持与发行。
这时《海潮音》因人才与资金发生困难，太虚发表《要言》，请求佛教界支持，得到了泰县钱诚善、王诚普二居士的响应。但是所拨付资金太少，仍然不能周转，太虚又于第十二期上发表乃《告徒众书》，到第九卷第八期时，《海潮音》已经无力再办，只好宣布停刊。泰县居士林为了能将这份刊物办下去，接手由钱诚善编辑，王诚普发行，发心继续维持，编辑部则迁往泰县三年。第十二卷由佛学书局担任印刷和发行，满智编辑，每年补贴佛学书局五百元以上。满智奉太虚法师之命入川主持汉藏教理院入学工作，《海潮音》第十三卷在汉口由法舫编辑，第十四卷九期前由芝峰编辑，第十期起由大醒编辑，形式与质量方面，亦时有改良进步。第十五卷由大醒、法舫编辑，止安发行在汉口印刷。1938年苇舫在武汉留守世界佛学苑，兼编《海潮音》，受战争影响，《海潮音》先后迁徙到衡阳、贵阳、最后移至重庆长安寺编辑。1939年连日重庆大空袭，《海潮音》无法出版，从十八卷第三期起，移昆明，由尘空编辑，由于度日艰难，曾经将三期(编三四五六期合刊)编为一册，由昆明朝报馆临时代印。之后再移重庆北碚缙云寺，由法舫编辑。1942年8月，改由福善编辑。抗战胜利后，《海潮音》先迁到汉口，太虚法师回到南京，再迁南京普照寺，福善编出第一期之后，由尘空继续编辑。太虚圆寂后，1948年一月，《海潮音》由大醒编辑。1950年二月，大醒法师来台湾，《海潮音》也移台湾发行。1953年大醒法师去世，《海潮音》没有人负责，由李子宽、贾怀谦，勉力维持下去。为了维持太虚大师创办的，维持了三十多年的《海潮音》，李子宽邀集部分护法集议，决定由李基鸿(子宽)为发行人，推印顺为社长，续明为《海潮音》编辑。之后因李子宽与编辑合不来，改由印顺负责编辑。1955年由乐观任发行人兼编辑。1973年，印顺辞去《海潮音》社长，改由他人负责编辑，现在《海潮音》仍然在台湾发行。但是自印顺辞职后，其影响也越来越小，“如挂在善导寺门口，那块“海潮音月刊社”的招牌，也在纠纷中被拿下来而不知丢到那里去。”[11]
三、《海潮音》的影响
《海潮音》自创刊后，至今已经走过了86年的路程，成为中国佛教界历史最长的一份佛教刊物。它所产生的影响，在中国佛教界是没有任何一份刊物可以比拟的，其对推动中国佛教的发展，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海潮音》是“鼓吹太虚大师复兴中国佛教运动”[12]的刊物，它的特点首先是表现在对中国佛教复兴运动的推动作用方面。太虚大师在该刊出版八年后，曾经撰文再次强调：“佛所说法，普为有情，在人言人，普为人类，不是为少数学人作娱乐品者，亦不是离开人类以弄玄虚者，故佛法之意思，即海潮音之意思也。海潮音，本社尝释为“人海思潮之觉音”。海是深广无际之意，须善周于人世；潮是应时而发之意，即是时代思想；音是声教文物之意，乃是宣扬法化：故海潮音须为应人海时代潮流而宣发之觉音。”[13]可见佛教的现代性是该刊一以贯之的宗旨，亦足见太虚在中国佛教运动前后一贯之精神。作为中国佛教的领袖人物太虚大师，则以鲜明的佛教改革思想而受到世人的瞩目。《海潮音》给宣传太虚的思想提供了一个重要平台，太虚一生中的许多重要文章都是刊发在这份刊物上面，例如《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我怎样判摄一切佛法》、《佛寺管教条例之建议》、《佛法大系》、《佛法应如何普及今世》、《佛法总抉择谈》、《佛教与人生》、《佛学的人生观》、《建设中国现代佛教谈》、《现代人生对于佛学之需要》、《菩萨行与新生活运动》、《创造人间净土》、《新旧思潮之变迁与佛学关系》《对于中国佛教革命僧的训词》、《僧制今论》、《论法相必宗唯识》《整理僧伽制度论》等。
其次是《海潮音》的包容性与学术性。该刊曾云：“《海潮音》月刊，于过去八年中继续出版，从未中辍，遂为中国佛教界唯一之言论机关。所以能维持如此之久远者，以悉本公开态度之所致。虽有一贯之宗旨以为摄持，然关于佛学之任何歧异思想，皆可容纳讨论，故材料不虞缺乏。”[14]“本刊盖谓可从种种不同立场以标奇竞秀，各尽厥致，而无执一非余之见也。” [15]因此它“但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或可披浅似而发深真，或足施方便而探究竟，投寄本刊，皆可代为宣露，使如来无量无数之大权善巧法门，咸得以开阐无遮，靡所遗漏焉！”[16]
在《海潮音》一刊里，刊出过不少有影响的教内外学者的文章，并且组织了多个问题的专栏讨论与专号，其中也不乏引起争论。例如第二卷第十二期善因法师发表论文，受到宜昌王咏香居士等质问，以为有同外道之相传，故弄玄虚。经解释后，知即是“唯性”，亦即释然。第四卷发表了与支那内学院诸子的争论。先有唐慧瑞与吕秋逸的释尊生卒年代争论，继有聂耦庚与史一如关于因明作法的争论，以及景昌极主张“无相分种”引起的激诤，“隐然成为武昌与南京两相对峙之佛学思潮，实为一时之盛况”。还有太虚对辨唯识圆觉宗、三重法界观，曹溪禅之新击节等文，于台贤之说不无所绌；第五卷有持松法师据贤首义以争为判教之最胜者、守培禅师主张一切法空义，抨及印光法师之高提净土。第六卷太虚对当时东密、藏密等传华之偏激趋势，发言纠正，而与一部分倾倒于咒术者，裂痕渐深。第七卷因欧阳居士批评天台教义，乃有兴慈法师等据天台宗义与辨论。第十卷登载康藏学法团大勇、大刚等如律的护持三宝一文，与印光法师等之尊孔者，在一二年间亦引起不少之风波。其对于常惺法师等之辩正，提倡律仪之功殊不可没。十二卷以来对于人物之臧否，亦时引起波折。十二三卷间，因守培师据空义横拨唯识，历经数次之辩争。十四五卷编撰者关密宗之议论，出密宗专号，责难王弘愿，王弘愿乃特出专刊以反驳，太虚大师作《王师愈诤潮中的闲话》以再破之，[17]激生之反映为最大。王恩洋居士长期撰述之人生学，尤为希有可贵之作品！但编者与其它作者偶因尖锐之笔锋，间由狭隘偏激紧张而惹起诤论。太虚圆寂后，印顺法师的文章也在此刊中大量刊出，并引起读者的争论，印顺法师被迫辞去社长一职。[18]总之，《海潮音》对于普及之净土法门，引令入胜；对于新兴之法相唯识，及日本之东密、台密，西藏之黄教、红教，予以抉择融贯扶植；对于台、贤，亦宣扬其长处；而戒律中心之声闻三藏，及中观之龙树，与实证之禅宗，尤须作贯成一气之阐发！
第三，《海潮音》一刊中发表了大量的消息，涵盖了世界佛教界，特别是对中国佛教的动态作了大量报导，不仅保存了大量史料，而且对后人研究民国时期的佛教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可为将来著佛学思想史者之取材矣。”[19]因消息太多，兹不予录出。
四、余 论
作为当代中国佛教史上最长的一份佛教刊物，《海潮音》始终是佛教的一面旗帜，太虚曾经对此作过如是说：“则《海潮音》实为中国全国或普及国外之佛学宣传刊物，勿以限于一区域、一团体、一宗派之态度出之，当以佛教之广大精神，同化全江苏之僧俗佛徒，进而同化全中国、全世界之僧俗佛徒。而最要者，则在持续“言论”及“经济”之公开态度，愿诸君勉之！”[20]值得指出的是，太虚在这里所说的“最要者”两处不同，在民国其它的刊物中都不同程度的存在过，特别是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如上海、北京和广州等地的佛教刊物，都体现了这二个方面，与之不同的是，其它的刊物都不具有像《海潮音》这样长久的生命力，仅仅是过一段时间之后就不再出现了。
《海潮音》是在一个极不安定的氛围中出生与成长的，命运多舜，中途几次面临停刊的危险。太虚本人也对该刊能否一直办下去没有信心，特别是该刊南迁重庆之后，太虚曾经发出疑问：“今始西迁入川，夏间曾议移香港而未果，故独未迁住南服，然不知今后之命运究将奚若，其将益西耶？其将转南耶？其可遄返武汉、京、杭耶？是诚随大局转移而非本刊所能自决，惟使适应人海思潮而宣佛觉音之精神意旨，弥益发皇而始终不逾……！”[21]《海潮音》“诞生于华东之沪杭，一迁北平，三度迁沪，而两移于华中之武汉居最久。”[22]在战争动乱的年代，该刊能够坚持下来，实属不易，对宣传佛教，扩大佛教的影响，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小看的。太虚曾经撰文，对比当时一些佛教刊物与《海潮音》之间的关系，认为：“佛教定期刊物之较伟大者，民初有《佛学丛报》与《佛教月报》，《佛教月报》亦为余所编，惜仅出四期为止。《佛学丛报》虽只十二期，其质精量富，至今犹有可考之价值。自民七(1918)觉书出版至蜕变为十五年之《海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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