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如居士，編輯部和發行部遷往北京東城大佛寺。這時由于《海潮音》得到唐大圓、張化聲、張希聲等人的投稿，變得“倍有生氣”。[9]然而史一如同時又兼任武昌佛學院教員，故在北京編到第叁卷第六期後，因工作不方便，從第七期起編輯部和發行再遷往武昌佛學院，改由武昌正信印務館印刷，漢口佛經流通處發行。到第四卷第五期時，史一如亦因生病而離職，並于1924年下半年病世。之後《海潮音》改由唐大圓編輯。從第九期再由張化聲居士編輯。1925年秋，唐大圓回湘，太虛上廬山，《海潮音》第九期改由太虛指導會覺、克全、滿智等在廬山大林寺編發，印刷交上海泰東代辦。[10]1926年太虛于上海虹口設佛化教育社，由陳秉良、劉仁宣住社，《海潮音》委陳秉良編輯，太虛寓居雪窦分院或育王分院的息廬，就近指導，仍由泰東圖書局代印發行。從第七卷第五期起又由唐大定編，第八期起由谷馨山上海法藏寺發行。第八卷第四期起，由楞伽山民(悅安)編，經費由玉慧觀支持與發行。
這時《海潮音》因人才與資金發生困難，太虛發表《要言》，請求佛教界支持，得到了泰縣錢誠善、王誠普二居士的響應。但是所撥付資金太少，仍然不能周轉，太虛又于第十二期上發表乃《告徒衆書》，到第九卷第八期時，《海潮音》已經無力再辦，只好宣布停刊。泰縣居士林爲了能將這份刊物辦下去，接手由錢誠善編輯，王誠普發行，發心繼續維持，編輯部則遷往泰縣叁年。第十二卷由佛學書局擔任印刷和發行，滿智編輯，每年補貼佛學書局五百元以上。滿智奉太虛法師之命入川主持漢藏教理院入學工作，《海潮音》第十叁卷在漢口由法舫編輯，第十四卷九期前由芝峰編輯，第十期起由大醒編輯，形式與質量方面，亦時有改良進步。第十五卷由大醒、法舫編輯，止安發行在漢口印刷。1938年葦舫在武漢留守世界佛學苑，兼編《海潮音》，受戰爭影響，《海潮音》先後遷徙到衡陽、貴陽、最後移至重慶長安寺編輯。1939年連日重慶大空襲，《海潮音》無法出版，從十八卷第叁期起，移昆明，由塵空編輯，由于度日艱難，曾經將叁期(編叁四五六期合刊)編爲一冊，由昆明朝報館臨時代印。之後再移重慶北碚缙雲寺，由法舫編輯。1942年8月，改由福善編輯。抗戰勝利後，《海潮音》先遷到漢口，太虛法師回到南京，再遷南京普照寺，福善編出第一期之後，由塵空繼續編輯。太虛圓寂後，1948年一月，《海潮音》由大醒編輯。1950年二月，大醒法師來臺灣，《海潮音》也移臺灣發行。1953年大醒法師去世，《海潮音》沒有人負責，由李子寬、賈懷謙，勉力維持下去。爲了維持太虛大師創辦的，維持了叁十多年的《海潮音》，李子寬邀集部分護法集議，決定由李基鴻(子寬)爲發行人，推印順爲社長，續明爲《海潮音》編輯。之後因李子寬與編輯合不來，改由印順負責編輯。1955年由樂觀任發行人兼編輯。1973年，印順辭去《海潮音》社長，改由他人負責編輯，現在《海潮音》仍然在臺灣發行。但是自印順辭職後，其影響也越來越小，“如挂在善導寺門口，那塊“海潮音月刊社”的招牌，也在糾紛中被拿下來而不知丟到那裏去。”[11]
叁、《海潮音》的影響
《海潮音》自創刊後，至今已經走過了86年的路程，成爲中國佛教界曆史最長的一份佛教刊物。它所産生的影響，在中國佛教界是沒有任何一份刊物可以比擬的，其對推動中國佛教的發展，無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海潮音》是“鼓吹太虛大師複興中國佛教運動”[12]的刊物，它的特點首先是表現在對中國佛教複興運動的推動作用方面。太虛大師在該刊出版八年後，曾經撰文再次強調：“佛所說法，普爲有情，在人言人，普爲人類，不是爲少數學人作娛樂品者，亦不是離開人類以弄玄虛者，故佛法之意思，即海潮音之意思也。海潮音，本社嘗釋爲“人海思潮之覺音”。海是深廣無際之意，須善周于人世；潮是應時而發之意，即是時代思想；音是聲教文物之意，乃是宣揚法化：故海潮音須爲應人海時代潮流而宣發之覺音。”[13]可見佛教的現代性是該刊一以貫之的宗旨，亦足見太虛在中國佛教運動前後一貫之精神。作爲中國佛教的領袖人物太虛大師，則以鮮明的佛教改革思想而受到世人的矚目。《海潮音》給宣傳太虛的思想提供了一個重要平臺，太虛一生中的許多重要文章都是刊發在這份刊物上面，例如《我的佛教改進運動略史》、《我怎樣判攝一切佛法》、《佛寺管教條例之建議》、《佛法大系》、《佛法應如何普及今世》、《佛法總抉擇談》、《佛教與人生》、《佛學的人生觀》、《建設中國現代佛教談》、《現代人生對于佛學之需要》、《菩薩行與新生活運動》、《創造人間淨土》、《新舊思潮之變遷與佛學關系》《對于中國佛教革命僧的訓詞》、《僧製今論》、《論法相必宗唯識》《整理僧伽製度論》等。
其次是《海潮音》的包容性與學術性。該刊曾雲：“《海潮音》月刊，于過去八年中繼續出版，從未中辍，遂爲中國佛教界唯一之言論機關。所以能維持如此之久遠者，以悉本公開態度之所致。雖有一貫之宗旨以爲攝持，然關于佛學之任何歧異思想，皆可容納討論，故材料不虞缺乏。”[14]“本刊蓋謂可從種種不同立場以標奇競秀，各盡厥致，而無執一非余之見也。” [15]因此它“但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或可披淺似而發深真，或足施方便而探究竟，投寄本刊，皆可代爲宣露，使如來無量無數之大權善巧法門，鹹得以開闡無遮，靡所遺漏焉！”[16]
在《海潮音》一刊裏，刊出過不少有影響的教內外學者的文章，並且組織了多個問題的專欄討論與專號，其中也不乏引起爭論。例如第二卷第十二期善因法師發表論文，受到宜昌王詠香居士等質問，以爲有同外道之相傳，故弄玄虛。經解釋後，知即是“唯性”，亦即釋然。第四卷發表了與支那內學院諸子的爭論。先有唐慧瑞與呂秋逸的釋尊生卒年代爭論，繼有聶耦庚與史一如關于因明作法的爭論，以及景昌極主張“無相分種”引起的激诤，“隱然成爲武昌與南京兩相對峙之佛學思潮，實爲一時之盛況”。還有太虛對辨唯識圓覺宗、叁重法界觀，曹溪禅之新擊節等文，于臺賢之說不無所绌；第五卷有持松法師據賢首義以爭爲判教之最勝者、守培禅師主張一切法空義，抨及印光法師之高提淨土。第六卷太虛對當時東密、藏密等傳華之偏激趨勢，發言糾正，而與一部分傾倒于咒術者，裂痕漸深。第七卷因歐陽居士批評天臺教義，乃有興慈法師等據天臺宗義與辨論。第十卷登載康藏學法團大勇、大剛等如律的護持叁寶一文，與印光法師等之尊孔者，在一二年間亦引起不少之風波。其對于常惺法師等之辯正，提倡律儀之功殊不可沒。十二卷以來對于人物之臧否，亦時引起波折。十二叁卷間，因守培師據空義橫撥唯識，曆經數次之辯爭。十四五卷編撰者關密宗之議論，出密宗專號，責難王弘願，王弘願乃特出專刊以反駁，太虛大師作《王師愈诤潮中的閑話》以再破之，[17]激生之反映爲最大。王恩洋居士長期撰述之人生學，尤爲希有可貴之作品！但編者與其它作者偶因尖銳之筆鋒，間由狹隘偏激緊張而惹起诤論。太虛圓寂後，印順法師的文章也在此刊中大量刊出，並引起讀者的爭論，印順法師被迫辭去社長一職。[18]總之，《海潮音》對于普及之淨土法門，引令入勝；對于新興之法相唯識，及日本之東密、臺密，西藏之黃教、紅教，予以抉擇融貫扶植；對于臺、賢，亦宣揚其長處；而戒律中心之聲聞叁藏，及中觀之龍樹，與實證之禅宗，尤須作貫成一氣之闡發！
第叁，《海潮音》一刊中發表了大量的消息，涵蓋了世界佛教界，特別是對中國佛教的動態作了大量報導，不僅保存了大量史料，而且對後人研究民國時期的佛教有重要的參考價值，“而可爲將來著佛學思想史者之取材矣。”[19]因消息太多，茲不予錄出。
四、余 論
作爲當代中國佛教史上最長的一份佛教刊物，《海潮音》始終是佛教的一面旗幟，太虛曾經對此作過如是說：“則《海潮音》實爲中國全國或普及國外之佛學宣傳刊物，勿以限于一區域、一團體、一宗派之態度出之，當以佛教之廣大精神，同化全江蘇之僧俗佛徒，進而同化全中國、全世界之僧俗佛徒。而最要者，則在持續“言論”及“經濟”之公開態度，願諸君勉之！”[20]值得指出的是，太虛在這裏所說的“最要者”兩處不同，在民國其它的刊物中都不同程度的存在過，特別是在經濟發達的地區，如上海、北京和廣州等地的佛教刊物，都體現了這二個方面，與之不同的是，其它的刊物都不具有像《海潮音》這樣長久的生命力，僅僅是過一段時間之後就不再出現了。
《海潮音》是在一個極不安定的氛圍中出生與成長的，命運多舜，中途幾次面臨停刊的危險。太虛本人也對該刊能否一直辦下去沒有信心，特別是該刊南遷重慶之後，太虛曾經發出疑問：“今始西遷入川，夏間曾議移香港而未果，故獨未遷住南服，然不知今後之命運究將奚若，其將益西耶？其將轉南耶？其可遄返武漢、京、杭耶？是誠隨大局轉移而非本刊所能自決，惟使適應人海思潮而宣佛覺音之精神意旨，彌益發皇而始終不逾……！”[21]《海潮音》“誕生于華東之滬杭，一遷北平，叁度遷滬，而兩移于華中之武漢居最久。”[22]在戰爭動亂的年代，該刊能夠堅持下來，實屬不易，對宣傳佛教，擴大佛教的影響，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小看的。太虛曾經撰文，對比當時一些佛教刊物與《海潮音》之間的關系，認爲：“佛教定期刊物之較偉大者，民初有《佛學叢報》與《佛教月報》，《佛教月報》亦爲余所編，惜僅出四期爲止。《佛學叢報》雖只十二期，其質精量富，至今猶有可考之價值。自民七(1918)覺書出版至蛻變爲十五年之《海潮…
《中國佛教界出版時間最長的《海潮音》》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