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对佛教人文精神的张扬
北京大学教授 楼宇烈
佛教是一种充满人文关怀，具有丰富人文精神的宗教。从佛教的产生看，自释迦牟尼创教之时起，即充分重视人类依靠自身的智慧和毅力来自我解脱。它是在批判当时印度宗教界、理论界各种无因论、邪因论(包括各种形式的有神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按照缘起理论，阐发有情众生的一切苦乐都是自作自受，因而也只有靠自己去消业解脱的道理，破除各种宿命论和有神论的说教，凸显有情众生(主要是人类)在生命关怀和生死超越问题上自主自决的主动性和能动性。犹如龙树菩萨在《中论》中指出的：
有人言万物从大自在天生，有言从韦纽天生，有言从和合生，有言从时生，有言从世性生，有言从变生，有言从自然生，有言从微尘生。有如是等谬故，堕于无因邪因断常等邪见，种种说我我所，不知正法。佛欲断如是等诸邪见，令知佛法故，先于声闻法中说十二因缘。(《大正藏》卷30)
这在原始佛教时期和部派佛教时期都是如此。正是佛教这一人文的特点，至今还有不少大德和学者称佛教为无神论的宗教。例如，印顺法师对此就有充分的肯定和大量的阐释。他在《佛法概论》一书中说：
佛教就不然，是宗教，又是无神论。佛说：有情的一切，由有情的思想行为而决定。佛教的皈依向上、向究竟，即凭有情自己合法则的思想与行为，从契合一切法的因果事理中，净化自己，圆成自己。所以皈依法，即以因果事理的真相为依归，皈依佛与皈依僧，佛与僧即人类契合真理——法而完成自己的觉者；皈依即对于觉者的景仰，并非依赖外在的神。佛法是自力的，从自己的信仰、智慧、行为中，达到人生的圆成。佛法与一般宗教的不同，即否定外在的神，重视自力的净化，这所以非从有情自己说起不可。(《妙云集中编之一》)又如说：
佛教，信顺佛、法、僧。信佛信僧，实为希圣希贤的景仰，顺从已得超脱者的指导；而信法，是真理与道德的顺从、契合。佛教是以佛僧为模范、为导师；而从真理的解了体验，道德的实践中，完成自己的究竟解脱。所以，惟有佛教，才是彻底的把握宗教的本质，而使他实现出来。其他的宗教，都是或多或少的，朦胧的向着这一目标前进。(《妙云集下编之六》)
也由于此特点，甚至有的人认为佛教当与“哲学”为伍，而不当归之于一般的“宗教”。
到了大乘佛教时期，在印度发展的过程中，一是由于对佛陀的思念和敬仰，二是在传教的方便说法中，受到世俗与婆罗门教等有神论信仰的影响，有一个不断被神化的趋势。原本以自身修证求解脱的特点，慢慢也加进了对自身之外的他力(神)的求助和崇拜。
佛、菩萨等称号，原来是表示觉者和求觉者之意，隋朝净影寺慧远在其《大乘义章》中，尝引征许多经典中的论述来诠释佛、菩萨含义。如说：
佛者，就德以立其名。佛是觉知，就斯立称。觉有两义：一觉察名觉，如人觉贼；二觉悟名觉，如人睡寤。觉察之觉，对烦恼障。烦恼侵害，事等如贼，唯圣觉知，不为其害，故名为觉。故《涅槃》云：如人觉贼，贼无能为。佛亦如是，能觉无量诸烦恼已，令诸烦恼无所能为，故名为佛。觉悟之觉，对其智障。无明昏寝，事等如睡，圣慧一起，朗然大悟，如睡得寤，故名为觉。既能自觉，复能觉他，觉行穷满，故名为佛。道言自觉，简异凡夫；云言觉他，明异二乘；觉行穷满，彰异菩萨。(卷二十[末))
菩萨，胡语，此方翻译，名道众生。具修自利利他之道，名道众生。又复此人解会中道，从其所会名道众生。(卷十四)僧肇在《注维摩诘经》中也解释说：
菩萨，正音云菩提萨J垂。菩提，佛道名也；萨埵，秦言大心众生。有大心入佛道，名菩提萨埵。(《佛国品第一注》)
然而，大乘佛教发展起来以后，佛、菩萨的称号也被注人了某种神性，涌现出了三世十方诸佛和众多名称的菩萨，并成为人们崇拜的偶像和众生求离苦难、往生净土的救世主。如在《佛说阿弥陀经》和《佛说观无量寿佛经》等经中就有大量渲染佛、菩萨神异的文字。举例言，《佛说阿弥陀经》中不仅描述了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而且还介绍了东、南、北、下、上等诸佛净土，引导众生发心往生。在《佛说观无量寿佛经》中，则更明白地描述了阿弥陀佛和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接引发心往生众生的情况。如对上品上生者往生的描述：
观世音菩萨执金刚台，与大势至菩萨至行者前，阿弥陀佛放大光明照行者身，与诸菩萨授手迎接。观世音、大势至与无数菩萨赞叹行者，劝进其心。行者见已，欢喜踊跃，自见其身乘金刚台，随从佛后，如弹指顷往生彼国。生彼国已，见佛色身众相具足，见诸菩萨色相具足。光明宝林，演说妙法，闻已即悟无生法忍。经须臾间，历事诸佛，遍十方界，于诸佛前次第受记。即使对犯有五逆十恶、具诸不善的下品下生者，也有如下的描述：
如此愚人，临命终时，遇善知识种种安慰，为说妙法，教令念佛。彼人苦逼，不遑念佛。善友告言，汝若不能念彼佛者，应称归命无量寿佛。如是至心，令声不绝，具足十念称南无阿弥陀佛。称佛名故，于念念中，除八十亿劫生死之罪。命终之时，见金莲花犹如日轮，住其人前。如一念顷，即得往生极乐世界，于莲花中，满十二大劫。莲花方开，当花敷时，观世音、大势至以大悲音声，即为其人广说实相，除灭罪法。闻已欢喜，应时即发菩提之心。
大乘佛教的这种变化，原因是复杂的。对大乘佛教发愿救度一切众生来说，这种变化也许是不可避免和必须的。不过，在这一神化发展过程中，即使到大乘晚期的密教时期，我们也仍然可以看到佛教原有的人文精神并没有丧失，而是人文与神化、自力与他力、自性净土与他方净土等信仰的并进共存。
大乘佛教传人中国后，在人文与神化、自力与他力、自性净土与他方净土等信仰并进共存的同时，由于文化环境的变化，有不断向人文精神回归的趋向。其中，在中土文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禅宗”，气可以说是最充分地体现和张扬了佛教人文精神的一个佛教宗派。
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以“人事”为根本，对鬼神“敬而远之”，具有鲜明人文特色的文化。在西周以来的儒家传统中，人是天地万物中最贵重者。天地生养万物，人则治理万物。天地生养万物完全是一个自然过程，而人治理万物则是一个有意识的行为。因此，人的意识问题将直接间接地影响到万物的生养。正因为如此，儒家把人的意识修养(其核心则是品德修养)，放在最重要和最根本的地位。所谓“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惟王其疾敬德”(《尚书·召诰》)是儒家文化的一个中心命题。所谓“克己复礼为仁”，“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论语·颜渊》)“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白天子以至干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等等则是儒家文化的根本理念。
儒家这种强调“为仁由己”，“反身而诚”，“化性起伪”(《荀子·性恶》)等以自我修养提升自身品德的理念，与佛教经由“八正道”、“六度”、“四摄”而证“无上菩提”、“涅檠寂静”的教义是十分契合的。正由于此，佛教义理在隋唐以后，成为知识阶层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以儒治国。以道治身，以佛治心”，也成为当时相当普遍的一种共识。
中国的禅宗是在中国本土文化环境下发展起来的一个佛教宗派。许多人都喜欢说禅宗是中国化的佛教，而笔者则喜欢称它为本土化的中国佛教宗派。所谓中国化的佛教，含义不是很清楚，是说它根本教义上的中国化，还是说它方法上的中国化，或者仅指它在某些方面受中国儒道思想的影响
而说它是一个本土化的中国佛教宗派，则明确地说它只是一个适应了中国本土文化环境的佛教宗派。尽管这个宗派在印度根本不存在，完全是由中国创造的，但是其教义、方法一禀佛教经典精神和传统，它只是把佛教教义和方法中最能与中国本土文化精神相契合的东西加以发扬，从而使之适应中国的本土文化环境，乃至融入本土文化，成为本土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中国禅宗的创立，一般都追溯到菩提达摩东来，但在社会上发生广泛影响大概要到五祖弘忍的两位弟子神秀和惠能时期，而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则是以六祖惠能为代表的禅宗南宗。后世所称之禅宗，实际上就是惠能所传，之后又发展出五家七宗的禅宗。
以惠能为代表的禅宗，自称为“最上乘禅”。对此，惠能的表述是：
见闻读诵是小乘，悟法解义是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万法尽通，万行具备，一切无离，但离法相，作无所得，是最上乘。(《坛经》)
惠能的弟子神会，是使以惠能为代表的南宗成为禅宗正宗地位的功臣，他对“最上乘禅”的表述是：
言大乘者，如菩萨行檀波罗蜜，观三事体空，乃至六波罗蜜，亦复如是，故名大乘。最上乘禅者，但见本自性空寂，即知三事本来自性空，更不复起观，乃至六度亦然，是名最上乘。(《荷泽神会禅师语录》)
私淑神会、兼弘禅与华严的唐代著名高僧宗密，对“最上乘禅”有一较为全面的诠释。他说：
若顿悟自心本来清净，元无烦恼，无漏智性本自具足，此心即佛，毕竟无异，依此而修者，是最上乘禅。亦名如来清净禅，亦名一行三昧，亦名真如三昧。此是一切三昧根本，若能念念修习，自然渐得百千三昧。达摩门下展转相传者，是此禅也。(《禅源诸诠集都序》)
宗密对达摩所传禅法(其实主要是惠能以后禅宗南宗所传之禅法)特点的概括，应当说是很准确的。《坛经》中记述的惠能思想，最强调的也正是这几点。如惠能的得法偈，即针对神秀的“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说，而提出了“佛性本清净，何处有尘埃”。
此外，诸如“人性本净”、“自性本净”、“本性自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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