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观音信仰的中国化
李利安
提要：大乘佛教理论体系和实践体系主要通过菩萨信仰而得以体现，观音信仰由于得到了最广泛的流传而成为中国佛教菩萨信仰的典型。观音信仰的中国化不但是所有菩萨信仰中国化中最彻底的一种，也是整个印度佛教中国化的代表。本文从观音的身世、显化、灵感、道场等大乘佛教中最流行的几种观音信仰要素出发，对印度佛教观音信仰传入中国后在正统佛教范畴内所发生的中国化进行系统的分析。笔者认为，观音信仰的中国化是所有外来文化在中国命运走向的一个缩影，是印度佛教文化与中国固有文化不断交往的历史凝结，是适应中国社会背景与文化传统而必然发生的一种文化嬗变。
关键词：大乘佛教
观音菩萨 中国化
作者：李利安，1961年生，西安市人，历史学博士，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佛教史、宗教学基本理论等。
一
外来文化在中国的命运走向具有一定的规律性。适应中国社会而出现不断的中国化是所有外来文化在华生存的前提和发展的必由之路，古今概莫能外。
历史上中国曾经历了多次外来文化的传入，印度佛教文化的传入就是其中规模最大、历时最久的一次。印度佛教文化的中国化是一个非常复杂、漫长的历史过程。探索这一过程应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来进行。
中国佛教属于北传大乘佛教。大乘佛教的核心是菩萨信仰。中国佛教两千年的历史始终以菩萨信仰为其最基本的表现形态。观音信仰由于得到了最广泛的流传而成为中国佛教菩萨信仰的典型，而这种最典型的菩萨信仰形态恰好是中国化程度最深的一种菩萨信仰。所以，探索观音信仰的中国化就成为揭示印度佛教中国化的一个突破口。
在长达两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观音信仰适应中国汉地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与民族文化特征，从而发生了不同于印度佛教观音信仰的一系列变化。这一中国化的历史积淀表现在两个不同的层面上：其一是包纳于中国汉传佛教体系之内的正统的观音信仰；其二是游离于正统佛教之外的民间佛教的观音信仰。这两个层面的观音信仰既各自包括丰富的信仰内容，形成完整的信仰体系，也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着密切的联系，形成一种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所以，观音信仰中国化的具体经过和具体表现也是十分复杂的。探讨观音信仰的中国化可以用不同的方法、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来进行。在这一过程中，正规佛教观音信仰和民间佛教观音信仰这两种层次的观音信仰体系便成为两种最基本的考察途径。
本文从正规汉传佛教观音信仰体系来考察印度观音信仰的中国化表现。但有两点需要特别说明：第一，中国民间观音信仰也是印度佛教观音信仰中国化的结果，只是它走得更远，已超出正规汉传佛教的领域，成为中国民俗文化的一部分。促其形成的文化交往机制有两个方面，一是印度佛教文化与中国道教文化的对话[①]，一是印度佛教文化与中国儒教文化的交往[②]；第二，为中国佛教正统系统所包纳的观音信仰也主要地流传于民间，成为民间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直接地承载与显现着中国文化的诸多因子，是理解和把握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
汉传佛教观音信仰自魏晋时代传入中国后，经过南北朝时期的盛行，隋唐时期的普及和宋元时期的变化，一直延续到今[③]。汉传佛教的观音信仰体系，是中国历史上僧俗佛教信仰者尤其是观音崇拜者，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社会环境下，继承印度佛教有关观音经典的说教，并根据大乘佛教的基本原理特别是大乘佛教菩萨信仰的基本教义，对印度佛教观音类原典进行进一步的发挥演绎，从而形成的一种独具特色的佛教信仰体系。它可分为两个相互联系的部分，其一是对观音品格的崇拜，其二是对观世音菩萨法门的行持。前者可分为成道前的观音和成道后的观音两方面的内容，后者可分义理的观悟、功夫的修炼和福德的积累三方面的内容。上述各部分、各方面之间相互密切联系，形成一种十分完整的大乘佛教信仰体系[④]。而支持这一完整体系的则是观音的身世、显相、灵感、道场等几个最重要的信仰因素。因为，这四种信仰因素不但渗透于观音信仰体系内的每个层面、每个部分，而且相互作用,共同凝聚着观音信仰体系内的各个层面和各个部分。
所以，汉传佛教观音信仰的中国化便可以从观音的身世、显相、灵感、道场等观音信仰中最普遍的几种信仰因素来进行考察。
二
观音菩萨的身世是佛教观音信仰的重要内容之一，它是指观音成道前的各种履历，包括家庭、诞生、修习、形象、成长以至最终成道。
印度佛教经典中对观音身世的说明主要有７种[⑤]。从时间来看，这些故事都发生在极为久远、甚至是不可想象的远古时代；从地点来看，都不在我们这个世界，而是大乘佛教所信仰的、离我们这个世界很远的其他佛国世界；从情节来看，它们都具有强烈的神话色彩，大肆渲染神通，尽力强调观音生涯的神圣性；从故事的描述手法来看，它们都比较简单明了，短小单一，没有什么跌宕起伏；从故事的基本结构和进程来看，它们一般都轻成道前如何修炼的描述，而多成道后神力的显示；从性别来看，这些身世故事中的观音不是王子，就是大居士或者奇妙无比的童子，总之他们都是男身，很难找到女性身世的痕迹。
佛教传入中国后，观音菩萨很快又成为中国人心目中有求必应的慈悲善神。只是随着佛教中国化的发展，观音形象逐渐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大约在南北朝以前，中国佛教依然忠实恪守着印度佛教关于观音菩萨的一切说教，所以，在身世信仰上，观音继续保持着“伟丈夫”的潇洒形象，这从中国早期的观音造像作品大都为男子汉形象这一点可以得到证明。宋以后，佛教中国化的进程进一步加快，中国人对印度佛教从许多方面进行了改造，而观音作为佛教神团体系中信仰最普及的一位菩萨，也成为中国化的一个典型，表现在身世信仰方面，从男身到女身的重大变革[⑥]。
适应观音形象的这种重大变革，中国佛教史上出现了观音菩萨新的身世说。最早的女性观音履历资料可从宋代朱弁《曲洧旧闻》中看出，其中说，蒋颖叔根据唐代道宣律师的弟子义常所记的“天神言大悲之事”，“润色为传，载过去国庄王，不知是何国，王有三女，最幼者名妙善，施手眼救父，序其论甚伟”[⑦]。南宋初年的张守曾经撰文对这一事迹大加赞颂，从而使其进一步传扬[⑧]。接着，祖绣又在《隆兴编年通论》中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肯定，于是这一说法便逐渐传播开来[⑨]。到了宋末元初，管道升在其所著《观世音菩萨传略》中对这一女性观音的来历又进一步具体化、完整化[⑩],成为后世中国观音故事的蓝本。尤其是《香山宝卷》、《南海观音全传》、《观音得道》等书，通过文学形式的渲染，把人情揉入佛法之中，以致观音的女性形象深入民间，而西来佛典中的“正宗”的男性观音形象反倒鲜为人知了。
中印佛教关于观音身世的不同说法各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印度佛教的观音身世信仰是在印度古代文化的氛围中诞生的，从而深深地留下了印度文化的烙印。它表现出丰富的想象力，并夹杂了南亚次大陆的许多神话故事，显得非常圣洁而高远，与现实的社会与现实人生有相当大的距离。而中国的观音身世信仰却具有很强烈的人间性。因为，它都是在可以顾及的时间内、发生于我们这个世界的、从一般凡人开始的、具有现实人生情趣的故事。
印度佛教的观音身世男性说是在印度传统佛教轻视女性、甚至认为女性得道只有在转为男身之後才能实现的观念背景下产生的，而中国佛教的女身说则明显地与中国传统认为女性慈悲善良、和蔼可亲、更易接近的观念分不开。
印度关于观音身世的传说具有极强的宗教性，通篇所言不离随佛习法、修持成道以及得到授记的内容，显得枯燥乏味，单调生硬。而中国的传说中，故事情节曲折动人，寓宗教说教于极强的文学渲染之中，具有浓厚的世俗生活气息。
与此相联系，在印度佛教的传说中，观音得道的情节较少，而得道之后的法力却渲染得十分透彻。相反，中国的传说却着力说明观音得道的艰难曲折，这与中国儒家所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则必先使其历尽磨难的看法完全一致。根据中国人的这种传统心理而产生的这种观音得道传说比印度的传说更能服人，从而易于广大佛教信徒接受。至于中国的观音身世传说中所夹杂的中国式的家庭伦理道德观念，那就更具有中国化的特征，也更能为一般信众所接受。
印度的那种传说与南亚古代的时空、轮回、多世等思想观念有一定联系。印度古代的时空观是十分惊人的，它在赋予时空无限性的同时，也把人的轮回转生与之结合起来，从而，一个人的今生便是从无数个前世中，经过不可思议长的时间而来的，成道解脱往往需要在成千上万亿年的时间内广种善根、持戒修福才可实现。在这种轮回观念的支配下，似乎已无需对观音成道的经历作过多的描述。
三
印度佛教对观音显化及与此相关的显相的说明散见于许多经典。其总体的精神是告诉人们，观音菩萨出于慈悲救世的目的，运用其神通之力，由不可见、不可触的清净法身显化出有血有肉与常人无异的色身，或出于慑服冥顽、点化有缘之辈而现出各种有形有色但与常人不同的“庄严法相”。中国佛教的观音信仰继承了这一基本精神，但在如何获得观音显化及显化的形象方面又有进一步发展，体现了中国化的特征。
关于与常人无异的显相，印度佛教认为，观音菩萨具备随缘显化各类众生的本领，《法华经》称这种本领为“方便之力”、“自在神力”，并列举了三十三种显相[11]。《华严经》中则说观音菩萨的显化属于“大悲行门”，经中记述观音菩萨在补怛洛迦山金刚宝石上对善财童子说：“我住此大悲行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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