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觀音信仰的中國化
李利安
提要：大乘佛教理論體系和實踐體系主要通過菩薩信仰而得以體現，觀音信仰由于得到了最廣泛的流傳而成爲中國佛教菩薩信仰的典型。觀音信仰的中國化不但是所有菩薩信仰中國化中最徹底的一種，也是整個印度佛教中國化的代表。本文從觀音的身世、顯化、靈感、道場等大乘佛教中最流行的幾種觀音信仰要素出發，對印度佛教觀音信仰傳入中國後在正統佛教範疇內所發生的中國化進行系統的分析。筆者認爲，觀音信仰的中國化是所有外來文化在中國命運走向的一個縮影，是印度佛教文化與中國固有文化不斷交往的曆史凝結，是適應中國社會背景與文化傳統而必然發生的一種文化嬗變。
關鍵詞：大乘佛教
觀音菩薩 中國化
作者：李利安，1961年生，西安市人，曆史學博士，西北大學佛教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佛教史、宗教學基本理論等。
一
外來文化在中國的命運走向具有一定的規律性。適應中國社會而出現不斷的中國化是所有外來文化在華生存的前提和發展的必由之路，古今概莫能外。
曆史上中國曾經曆了多次外來文化的傳入，印度佛教文化的傳入就是其中規模最大、曆時最久的一次。印度佛教文化的中國化是一個非常複雜、漫長的曆史過程。探索這一過程應該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來進行。
中國佛教屬于北傳大乘佛教。大乘佛教的核心是菩薩信仰。中國佛教兩千年的曆史始終以菩薩信仰爲其最基本的表現形態。觀音信仰由于得到了最廣泛的流傳而成爲中國佛教菩薩信仰的典型，而這種最典型的菩薩信仰形態恰好是中國化程度最深的一種菩薩信仰。所以，探索觀音信仰的中國化就成爲揭示印度佛教中國化的一個突破口。
在長達兩千年的曆史發展過程中，觀音信仰適應中國漢地特定的社會曆史環境與民族文化特征，從而發生了不同于印度佛教觀音信仰的一系列變化。這一中國化的曆史積澱表現在兩個不同的層面上：其一是包納于中國漢傳佛教體系之內的正統的觀音信仰；其二是遊離于正統佛教之外的民間佛教的觀音信仰。這兩個層面的觀音信仰既各自包括豐富的信仰內容，形成完整的信仰體系，也與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發生著密切的聯系，形成一種獨特的曆史文化現象。所以，觀音信仰中國化的具體經過和具體表現也是十分複雜的。探討觀音信仰的中國化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從不同角度、不同方面來進行。在這一過程中，正規佛教觀音信仰和民間佛教觀音信仰這兩種層次的觀音信仰體系便成爲兩種最基本的考察途徑。
本文從正規漢傳佛教觀音信仰體系來考察印度觀音信仰的中國化表現。但有兩點需要特別說明：第一，中國民間觀音信仰也是印度佛教觀音信仰中國化的結果，只是它走得更遠，已超出正規漢傳佛教的領域，成爲中國民俗文化的一部分。促其形成的文化交往機製有兩個方面，一是印度佛教文化與中國道教文化的對話[①]，一是印度佛教文化與中國儒教文化的交往[②]；第二，爲中國佛教正統系統所包納的觀音信仰也主要地流傳于民間，成爲民間文化的重要構成部分，直接地承載與顯現著中國文化的諸多因子，是理解和把握中國文化的重要途徑。
漢傳佛教觀音信仰自魏晉時代傳入中國後，經過南北朝時期的盛行，隋唐時期的普及和宋元時期的變化，一直延續到今[③]。漢傳佛教的觀音信仰體系，是中國曆史上僧俗佛教信仰者尤其是觀音崇拜者，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社會環境下，繼承印度佛教有關觀音經典的說教，並根據大乘佛教的基本原理特別是大乘佛教菩薩信仰的基本教義，對印度佛教觀音類原典進行進一步的發揮演繹，從而形成的一種獨具特色的佛教信仰體系。它可分爲兩個相互聯系的部分，其一是對觀音品格的崇拜，其二是對觀世音菩薩法門的行持。前者可分爲成道前的觀音和成道後的觀音兩方面的內容，後者可分義理的觀悟、功夫的修煉和福德的積累叁方面的內容。上述各部分、各方面之間相互密切聯系，形成一種十分完整的大乘佛教信仰體系[④]。而支持這一完整體系的則是觀音的身世、顯相、靈感、道場等幾個最重要的信仰因素。因爲，這四種信仰因素不但滲透于觀音信仰體系內的每個層面、每個部分，而且相互作用,共同凝聚著觀音信仰體系內的各個層面和各個部分。
所以，漢傳佛教觀音信仰的中國化便可以從觀音的身世、顯相、靈感、道場等觀音信仰中最普遍的幾種信仰因素來進行考察。
二
觀音菩薩的身世是佛教觀音信仰的重要內容之一，它是指觀音成道前的各種履曆，包括家庭、誕生、修習、形象、成長以至最終成道。
印度佛教經典中對觀音身世的說明主要有７種[⑤]。從時間來看，這些故事都發生在極爲久遠、甚至是不可想象的遠古時代；從地點來看，都不在我們這個世界，而是大乘佛教所信仰的、離我們這個世界很遠的其他佛國世界；從情節來看，它們都具有強烈的神話色彩，大肆渲染神通，盡力強調觀音生涯的神聖性；從故事的描述手法來看，它們都比較簡單明了，短小單一，沒有什麼跌宕起伏；從故事的基本結構和進程來看，它們一般都輕成道前如何修煉的描述，而多成道後神力的顯示；從性別來看，這些身世故事中的觀音不是王子，就是大居士或者奇妙無比的童子，總之他們都是男身，很難找到女性身世的痕迹。
佛教傳入中國後，觀音菩薩很快又成爲中國人心目中有求必應的慈悲善神。只是隨著佛教中國化的發展，觀音形象逐漸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大約在南北朝以前，中國佛教依然忠實恪守著印度佛教關于觀音菩薩的一切說教，所以，在身世信仰上，觀音繼續保持著“偉丈夫”的潇灑形象，這從中國早期的觀音造像作品大都爲男子漢形象這一點可以得到證明。宋以後，佛教中國化的進程進一步加快，中國人對印度佛教從許多方面進行了改造，而觀音作爲佛教神團體系中信仰最普及的一位菩薩，也成爲中國化的一個典型，表現在身世信仰方面，從男身到女身的重大變革[⑥]。
適應觀音形象的這種重大變革，中國佛教史上出現了觀音菩薩新的身世說。最早的女性觀音履曆資料可從宋代朱弁《曲洧舊聞》中看出，其中說，蔣穎叔根據唐代道宣律師的弟子義常所記的“天神言大悲之事”，“潤色爲傳，載過去國莊王，不知是何國，王有叁女，最幼者名妙善，施手眼救父，序其論甚偉”[⑦]。南宋初年的張守曾經撰文對這一事迹大加贊頌，從而使其進一步傳揚[⑧]。接著，祖繡又在《隆興編年通論》中對此作了進一步的肯定，于是這一說法便逐漸傳播開來[⑨]。到了宋末元初，管道升在其所著《觀世音菩薩傳略》中對這一女性觀音的來曆又進一步具體化、完整化[⑩],成爲後世中國觀音故事的藍本。尤其是《香山寶卷》、《南海觀音全傳》、《觀音得道》等書，通過文學形式的渲染，把人情揉入佛法之中，以致觀音的女性形象深入民間，而西來佛典中的“正宗”的男性觀音形象反倒鮮爲人知了。
中印佛教關于觀音身世的不同說法各有其深刻的曆史文化背景。印度佛教的觀音身世信仰是在印度古代文化的氛圍中誕生的，從而深深地留下了印度文化的烙印。它表現出豐富的想象力，並夾雜了南亞次大陸的許多神話故事，顯得非常聖潔而高遠，與現實的社會與現實人生有相當大的距離。而中國的觀音身世信仰卻具有很強烈的人間性。因爲，它都是在可以顧及的時間內、發生于我們這個世界的、從一般凡人開始的、具有現實人生情趣的故事。
印度佛教的觀音身世男性說是在印度傳統佛教輕視女性、甚至認爲女性得道只有在轉爲男身之後才能實現的觀念背景下産生的，而中國佛教的女身說則明顯地與中國傳統認爲女性慈悲善良、和藹可親、更易接近的觀念分不開。
印度關于觀音身世的傳說具有極強的宗教性，通篇所言不離隨佛習法、修持成道以及得到授記的內容，顯得枯燥乏味，單調生硬。而中國的傳說中，故事情節曲折動人，寓宗教說教于極強的文學渲染之中，具有濃厚的世俗生活氣息。
與此相聯系，在印度佛教的傳說中，觀音得道的情節較少，而得道之後的法力卻渲染得十分透徹。相反，中國的傳說卻著力說明觀音得道的艱難曲折，這與中國儒家所說的天將降大任于斯人則必先使其曆盡磨難的看法完全一致。根據中國人的這種傳統心理而産生的這種觀音得道傳說比印度的傳說更能服人，從而易于廣大佛教信徒接受。至于中國的觀音身世傳說中所夾雜的中國式的家庭倫理道德觀念，那就更具有中國化的特征，也更能爲一般信衆所接受。
印度的那種傳說與南亞古代的時空、輪回、多世等思想觀念有一定聯系。印度古代的時空觀是十分驚人的，它在賦予時空無限性的同時，也把人的輪回轉生與之結合起來，從而，一個人的今生便是從無數個前世中，經過不可思議長的時間而來的，成道解脫往往需要在成千上萬億年的時間內廣種善根、持戒修福才可實現。在這種輪回觀念的支配下，似乎已無需對觀音成道的經曆作過多的描述。
叁
印度佛教對觀音顯化及與此相關的顯相的說明散見于許多經典。其總體的精神是告訴人們，觀音菩薩出于慈悲救世的目的，運用其神通之力，由不可見、不可觸的清淨法身顯化出有血有肉與常人無異的色身，或出于懾服冥頑、點化有緣之輩而現出各種有形有色但與常人不同的“莊嚴法相”。中國佛教的觀音信仰繼承了這一基本精神，但在如何獲得觀音顯化及顯化的形象方面又有進一步發展，體現了中國化的特征。
關于與常人無異的顯相，印度佛教認爲，觀音菩薩具備隨緣顯化各類衆生的本領，《法華經》稱這種本領爲“方便之力”、“自在神力”，並列舉了叁十叁種顯相[11]。《華嚴經》中則說觀音菩薩的顯化屬于“大悲行門”，經中記述觀音菩薩在補怛洛迦山金剛寶石上對善財童子說：“我住此大悲行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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