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视。然而，由于般若学这方面的理论讲得更为系统而透彻，因此，安世高系的这些理论始终未被重视，甚至直到现在，人们还往往认为安世高系的禅数之学重在修行实践，少涉思辨的理论，其实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也不能很好地理解后来道安等人对禅数学与般若学的会通。
小乘禅数之学所阐扬的佛教的一些最基本的义理，如四谛、五蕴、八正道、三十七道品等，对中国人了解佛教的基本精神起了一定的引导作用，而它通过解释“安般”概念所宣扬的“非有非无”、“不念有不念无”的思想，则成为后来在中土盛行的大乘般若学的基本观念和方法。
小乘禅数之学提倡调息、止意、精神集中以达到无欲无念、澄明睿智的境界，以及在禅修时采取“坐禅”的形式等，都对后来的中国禅产生了深刻影响。
继承安世高禅法系统的有三国时的康僧会和东晋时的道安等人。康僧会曾问学于安世安的弟子“南阳韩林，颍川皮业，会稽陈慧”等人，并协助陈慧注解了《安般守意经》，注文已佚，现仅存康僧会作的《安般守意经序》。根据序文及其他有关材料可以看出，康僧会对安世高所传的禅法是既有继承又有发展的。
在《安般守意经序》中，康僧会用“四禅”与安般禅法的“六事”相配合，系统论述了安般守意的过程与要求，并认为，“得安般行者，厥心即明，举眼所观，无幽不睹，往无数劫，方来之事，人物所更，现在诸刹，……无遐不见，无声不闻，恍惚仿佛，存亡自由。”这表明康僧会继承了汉末以来禅学的特点，仍然是将禅定引发的神通作为追求的理想境界的。但与此同时，康僧会对安世高系的禅法也作了发展。安世高的禅法，从形式上说，主要是通过“坐禅数息”等方法“摄心定意”，也就是“止”；从内容上说，主要是在“止”的基础上观察四谛、五蕴、十二因缘，以趋向“无为”，获得解脱，这就是“观”。康僧会对安世高系禅法的发展主要表现在“观”的内容上，而这又突出地表现在他对“明心”的强调上。
关于心的作用，在安世高所译的禅经及注释中就已提到，例如《阴持入经注》中就提出“心念善即善法兴，恶念生即恶法兴。夫心者，众法之本也”。这里的心，主要还是指对外境的观想。康僧会则对此有进一步的发挥。他在《法镜经序》中曾说：“心者，众法之原，臧否之根，同出异名，祸福分流。”在他看来，作为“众法之原”的心本来是明净的，但本净的心如果受到色声香味触法等外境的迷惑，便会生出许多秽念，清净的心就被污染了。如何使净心复明？康僧会强调，通过修持安般禅，就能去除污染，使“净心”复明，从而达到理想的境界。在《安般守意经序》中，他曾非常形象地用磨镜来比喻“明心”，认为净心被污染，就像明镜处于泥秽之中而蒙上了污垢一样。如果有良师对被污染了的镜子仔细刮磨，使镜子上的污垢灰尘荡然无存，就能使镜子恢复明净而照清人的毛发面容，明察细微。人心与镜相同，通过“明心”的修禅，去除秽念，也就是去除污垢对心的障覆，就能使心恢复明净。“心净观明，得一切智”，便能无幽而不睹，无物而不照，获一切神通，神德无限。
康僧会也主张“止观俱行”。他把“止”看作是“明心”的功夫，认为本净的心为外尘所污，因而需要通过“止”来恢复其本然。明心所引发的神通即成为“观”的内容。这里，“净心”的地位显然被大大地抬高了，小乘禅法通向了大乘“唯心”的法门。因此，康僧会在《安般守意经序》中把安般禅法称作“诸佛之大乘”是有其一定道理的。同时，康僧会的“明心说”亦可谓开了后世禅学“修心论”的先河，对中土禅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所不同的是，康僧会“明心”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引发神通，他把“轻举腾飞，履水而行，分身散体，变化万端”等作为修禅的理想境界，这与后来的大乘禅学旨趣相异，这既反映了康僧会禅学思想的特点，也是中土早期流行的禅数学的共同特点之一，它与当时社会上盛行神仙道术是相一致的。同时，这在客观上也进一步拉近了外来佛教与中国传统宗教的距离。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康僧会还强调修禅是“去秽浊之操，就清白之德”，要求通过禅定，“端其心，壹其意，合会众善内著心中，意诸秽恶，以善消之”。并认为，若到最后达到“善恶皆弃，心不念善，亦不存恶，心中明净，犹琉璃珠”的境界，就能引发各种神通了。将修禅明心与个人道德的提升联系在一起，使“明心”中的道德化倾向更为明显，这与康僧会致力于弘扬大乘佛教自度度人的慈悲精神也是一致的。
安世高所传的小乘禅数学不仅在当时得到了流传，而且在以后也是有所发展的。东晋名僧释道安就是这一系学说的重要继承者和发挥者，著名佛学家释慧远和竺道生等的思想也深受其影响。这里简单说一下道安。
道安生活在北方，深受北方佛教重视禅定的影响，曾对安世高系的小乘禅数之学特别用心，不但身体力行，修习禅观，而且注经作序，对之推崇备至，并积极以般若学来贯通禅数之学，认为“安般守意”就是要“宅心本无”，即是将悠然无寄、泯然无名之心而契入真如实相。在他看来，“若宅心本无，则异想便息”。而要“宅心本无”，又必须“以慧探本”以确立“正觉”，即修习各种禅观，都要依赖般若。尽管道安仍认为通过禅定能达到“举足而大千震，挥手而日月扪”等神通，但他并不以神通为禅修的目的，也不以变化技术来惑常人之耳目，而是进一步将修禅的重心转移到修心上来。在他由禅学转到以般若学为主的后期思想中，他进一步提出了有无均净、本末等尔、戒定慧泯然尽息的思想，突出了“心”之本然状态与真如实相的契合，在一定意义上已具有了以大乘般若空观的简便法门来改造烦琐的禅数之学的倾向。道安自禅观趣般若，以般若解禅观，不仅对后来的禅学，而且对整个中国佛学的发展都发生了一定的影响。中国禅学正是经过魏晋般若学的洗礼并与南北朝的佛性论结合才逐渐摆脱了小乘禅数学形式化的倾向而趋向了主体精神的修炼和心理的超越，从而最终演化出了中国禅宗，从而对中国哲学、文学、艺术乃至社会生活等许多领域都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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