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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儒佛道三教关系及其学术影响

  隋唐儒佛道三教关系及其学术影响

  

  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137-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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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洪修平(1954-),男,江苏苏州人,南京大学中国哲学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长,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南京 210093

  【内容提要】儒佛道三教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汉代以来中国思想学术的特点及其发展走向。隋唐三教鼎立的思想学术新局面的出现,是三教各自的发展与三教关系长期互动的结果,而从更大的社会文化背景来看,也是隋唐帝国强盛的文化表现;其本身又对隋唐的儒学、佛学和道学等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为唐宋之际形成绵延千年之久的三教合一思潮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关 键 词】儒佛道/三教关系/隋唐思想学术

  【参考文献】

  [1] 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隋唐)[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 道安.二教论[A].广弘明集:卷八[C].

  [3]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4] 韩愈.原道[A].韩昌黎全集:卷十一[M].北京:中国书店,1994.

  [5] 柳宗元.送僧浩初序[A].柳宗元集: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

  [6] 慎所好[A].贞观政要:卷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7] 旧唐书:卷六十三[M].

  [8] 慧乘传[A].续高僧传:卷二十五[M].

  [9] 则天皇后本纪[A].旧唐书:卷六[M].

  [10] 北山录:卷一[A]大正藏:第52册[C].

  [11] 华严原人论[A]大正藏:第45册[C].

  [12] 湛然.始终心要[A]大正藏:第46册[C].

  [13] 安般守意经:卷上[A]大正藏:第15册[C].

  [14] 牟子.理惑论[A]弘明集:卷一[C].

  [15] 出三藏记集:卷八[M].

  [16]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五[A].道藏:第14册[C].

  [17] 上清经秘诀[A].道藏:第32册[C].

  [18] 任继愈.中国道教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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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思想学术发展到隋唐,出现了鼎盛的局面,儒学、经学、佛学和道学等都获得了充分的发展,同时也出现了许多与以往不同的特点。隋唐思想文化中一个令人瞩目的重要特点就是以佛教兴盛为标志的儒佛道三教鼎立。有学者称“从三教鼎立佛教为首,到三教融合儒教为主,是唐宋哲学发展的总脉络”[1](p.2),这也从一个侧面表达了对隋唐思想学术特点的一种看法。隋唐时期三足鼎立的儒佛道三教关系,既是汉魏以来三教关系演变发展的延续,也与当时的社会生活、政治经济、边疆开拓、民族交往等因素密切相关,而这种三教关系新局面的出现,对包括儒佛道三教各自在内的中国思想学术发展的影响都是十分巨大的。

  一、隋唐三教鼎立的思想学术新局面的出现

  佛教自两汉之际经西域传到中国内地,就与以儒、道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碰撞中冲突融合,互渗互补,从而构成了所谓的儒佛道三教关系。三教关系在不同时期的演变发展以及三教地位的消长变化,对整个中国思想学术的发展影响巨大,甚至可以说,儒佛道三教关系不仅构成了汉代以来中国思想学术和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整个中华思想学术和文化的特点及其发展的走向。而隋唐作为三教关系转折的重要时期,三教鼎立新格局的形成及其所产生的学术影响就格外值得注意。

  在汉代,初传的佛教主要依附黄老道术而在社会上流传,并通过汉译佛经而表现出了道化和儒化的倾向。儒家则从佛教出家修行有违孝道等方面对之加以排斥,而正处于初创阶段的道教却往往借助佛教这一比较成熟的宗教来发展自己。这个时期的佛教对儒和道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由于儒家名教是中国封建制度的重要思想支柱,因而佛教对儒学基本上以妥协调和为主,有时甚至采取积极迎合的态度。对道教,佛教则把道教与道家作了区分,引老子与老子之道来为自己辩护,同时既借助神仙方术来传播佛教,又对道教推祟的避谷长生等进行了抨击。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虽然失去了两汉经学独尊的地位,但在社会生活和文化各领域仍然发挥着实际的主导作用,这个时期儒家的反佛,主要还是从社会经济、王道政治和伦理纲常等方面来排斥佛教,但也开始出现从哲学理论的层面来对佛教加以批判。佛教在与儒、道的关系中进一步发展,特别是通过依附魏晋玄学而“因风易行”,迅速传播。由于玄学本质上是儒和道的融合,因而玄佛合流实际上也就表现出了三教融合的重要意义。由沙门敬不敬王者引发的佛法与名教之辨和由老子化胡说引发的佛道之争等,反映了这个时期儒佛道三教在并存共进中的冲突,而这种冲突往往也从反面促进了三教各自的发展。随着三教的不断发展,特别是佛道二教的成熟,南北朝时期三教关系得到了全面的展开,儒佛道三教之间曾有过夷夏之辨、神灭与神不灭等争论,而三教之间的融合也进一步加深,“三教虽殊,劝善义一,涂迹诚异,理会则同”[2]成为当时比较流行的看法。汉魏以来三教之间的长期冲突与融合使各家都清楚地认识到消灭他方的不可能以及借鉴吸取他方的长处来发展自身的重要性,因而到了隋唐时期,三教虽然矛盾依然不断,三教优劣高下的争论有时还相当激烈,但从总体上看,三教基于各自的立场而在理论上相互融摄成为这个时期三教关系的最重要特点。(注:关于汉代以来的儒佛道三教关系,请参阅拙文《儒佛道三教关系与中国佛教的发展》,载《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三教关系终于迎来了隋唐时期三教鼎立的思想学术新局面,而这种新局面也正成为隋唐思想学术得到长足发展的重要思想文化背景。

  隋唐三教鼎立的思想学术新局面的出现,是汉魏以来儒佛道三教关系历史演变的延续,是三教各自的发展与三教关系长期互动的结果,而从更大的社会文化背景来看,则也是隋唐帝国强盛的文化表现,它与隋唐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科技、军事和边疆开拓、民族交往等都密切相关。隋唐结束了中国数百年分裂动荡的局面,实现了天下的统一。经过数十年的恢复和发展,唐代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阶段,经济发展,国势强盛,社会安定,文化繁荣。从政治上看,隋唐时期的政治在总体上较为稳定,特别是唐朝前期政治清明,君主明智,行政运作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监督与制约机制,决策往往能在众臣的讨论和权衡下作出,不同的阶层,不同的集团,甚至佛道人士也有机会参与政治。这种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在文化上则表现出了一种包容与开放的心态,从而为各种思想学术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隋唐时期的帝王虽然出于个人的好恶而会表现出对儒佛道三教的不同态度,但基于现实的考虑,他们基本上都采取了三教并用的文化政策。正是顺应大一统社会政治的需要,同时在帝王三教并用的宗教文化政策的推动下,隋唐时期出现了儒佛道三教鼎立和三教共同发展的思想学术新局面。

  经济繁荣与科技文化灿烂对隋唐思想学术的推动也不可忽视。隋唐时期的科技与生产水平处于当时世界的领先水平。人们在城市规划、水利建设、水稻种植、建筑、丝织、制茶、陶瓷、冶金、造船等各个领域,总结前人的经验,主动与世界各民族相互学习交流,不断开拓积累,发明创新,创造出了令世人瞩目的科技成就,并大大推动了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等经济的发展,为社会的安定和思想学术的繁荣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当时的社会经济、科技文化所表现出的民族创造力和丰富想象力等与隋唐思想学术所表现出的精神特征也是非常相吻合的。隋唐时,思想学术的发达表现在许多方面:经学上,出现了王通的新的解经学和融合南北学风的孔颖达等人编撰的《五经正义》以及各种私家注疏;史学上,公私修史都非常盛行,出现了刘知几《史通》这样的中国古代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宗教上,佛道二教当时都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佛典翻译的数量和质量都超过了前代,中国僧人的著述更是十分丰富,创造性地继承发展了印度的佛学思想,而道教理论体系的出现和道教学者的辈出则标示出中国道教走向兴盛;类书编纂此时也发展到相当的水平,出现了《艺文类聚》等一大批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的类书。在文化制度建设方面值得一提的是,隋唐开始实行了科举制度,它有力地推动了思想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儒家思想在社会民众中的传播与普及,从而为形成儒学恢复正统地位而又与佛道鼎足而立的隋唐文化格局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隋唐思想学术的充分发展和儒佛道三教的鼎立,与当时广泛的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文化多元及社会对多元文化所具有的开放心态也密切相关。隋唐时期,中国周边不断兴起强盛的部族,虽然常对内地造成侵扰,但隋唐王朝以其军事的强大和国力的强盛为基础,在总体上对周边部族采取了宽容、接纳和融合的政策立场。伴随着大一统下的民族融合的进程,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融合也得到了充分的展开,其中尤以胡汉文化之间的融合最为显著。除了与周边民族的交往之外,隋唐王朝与海外的交流也十分密切。隋唐先进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技术等在当时世界上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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