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也有逐渐被淡化的倾向，这从形成于不同时期的《大般涅槃经》前十卷与后三十卷的思想之差异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而在中国，情况却大不相同。尽管传统思想的“存神”倾向由于罗什所传的性空般若学而一度受到人们的怀疑与质难，但并没有由此而消沉。竺道生以非有非无的般若实相说来论证佛性我，不仅使涅槃佛性说得以大兴，而且也为传统的“神不灭论”张了本，“存神”思想获得了新的理论形式。
竺道生以后，随着各家判教学说对《涅槃经》地位的抬高，讲习《涅槃》之风盛极一时，围绕着“佛性”这一中心问题曾出现了种种不同的师说，其普遍的倾向都是把佛性与心识、心神结合起来理解。吉藏在《大乘玄论》中将先前佛性诸说归结为十一家，加上他自己所赞同的，共有十二家(均正的《大乘四论玄义》列本三家、末十家，元晓的《涅槃宗要》列六家，与吉藏所说大同小异)。其中“第三师以心为正因佛性”；“第四师以冥传不朽为正因佛性”；“第五师以避苦求乐为正因佛性”；“第六师以真神为正因佛性”；“第七师以阿梨耶识自性清净心为正因佛性”。这五家“虽复体用、真伪不同，并以心识为正因。”(吉藏《大乘玄论》卷3)另外几家，虽然没有明言以心识为正因，但实际上所说的亦不离心或心识，例如“第九师以得佛之理为正因佛性。”(同上)此为瑶法师与灵根寺慧令所持的观点，从法瑶所说的“佛性之理，终为心用”(《涅槃经集解》卷18)以及慧令所说的“即昔神明，成今法身。神明既是生死万累之体，法身亦是涅槃万德之体”(吉藏《大乘玄论》卷3)等来看，以“得佛之理”为佛性，仍是从心神之用上来理解佛性的。再如，“第十师以真谛为正因佛性”(吉藏《大乘玄论》卷3)(均正记“真谛”为“真如”)，此义为释宝亮所主。他认为“心有真如性为正体也”(均正《大乘四论玄义》卷7)，即认为众生恒常的心识之真如体即为成佛之正因；“第十一师义第一义空为正因佛性”(吉藏《大乘玄论》卷3)，此为真谛与北地摩诃衍师所持之义，“第一义空”，均正记为“第九无垢识”，并认为，此即是“以自性清净心为正因佛性。”(均正《大乘四论玄义》卷7)可见，当时的涅槃佛性论说法虽然各异，但大都不离众生之心或心识，只是有的强调心之体，有的突出心之用而已。“心为正因之说”，实为当时涅槃佛性论的主流。这股佛学思潮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南北朝时期蔚为大观的神灭与神不灭之争，实与此有莫大的关系，隋唐佛教各宗派的理论都注重对心性问题的探讨与说明，与此也是分不开的。而禅宗则更是把全部理论都建立在“心”之基础上，尽管南北禅宗对“心”的理解是有很大差异的。
七、继承与变革
禅宗的心性论是远承印度佛教的心性本净说，近承中土南北朝的佛性论而建立起来的。从早期佛教的“心”之解脱到中国禅宗的“心””之宗教，其间既有理论上的渊源关系，也有不同的社会与文化背景所造成的不同特点。
中国禅宗奉菩提达摩为东土初祖，然中土禅学并不自达摩始。仅就僧传所记，在达摩以前或与达摩同时，从事禅经翻译，或修持禅业、传授禅法者，就有七十余人。但达摩所传禅法以清净之本心为依持，又顺应中国佛教发展的趋势，继竺道生会通般若实相与涅槃佛性之后，进一步将实相扫相与心性本净结合起来，这对于中国禅宗思想的形成，确实具有极大的影响。从达摩到弘忍，东土五祖的传承之真伪虽不能作最后定论，从思想上看，相通之处却是明显的。他们的禅学理论都是围绕着自性本清净展开的，并且都具有融摄般若实相说与楞伽心性论的特点，只是有的偏重楞伽心性论，有的偏重般若无所得，思想重心有所不同而已，南北禅宗也即由此而分化。禅宗的这种思想特点与中国化佛教融摄空有的基本特色是相一致的。
作为中国禅宗之主流的惠能南宗，其心性论在传统思想的影响下更具有中国化的特色。南北朝以来的种种佛性论，基本上都是从人、心、理(境)这三个方面来理解佛性的，即有的以众生为正因佛性，有的以心为正因佛性，还有的以得佛之理为正因佛性。其中，把佛性与主体“心识”、“自性”统一起来，则是普遍的倾向。由外而内，由境向心，这是中国佛性论发展的总趋势。惠能在继承达摩系融摄空有的思想特点之基础上，进一步把佛教心性论的中国化推向前进，他不仅融般若实相学与涅槃佛性论于一炉，以非有非无的不二之性来释佛性、自性，而且进一步把不二之性与现实之人及现实人心结合在一起，以“无相无念无住”的当下本觉之心把空与万法、人心与佛性、众生与佛“圆融无碍”地融为一体，以众生当下之心的念念无著为解脱成佛道，从而形成了区别于传统佛性论的种种新特点，更突出了人们的当下解脱。惠能的心性论既综合了从人、心、理(境)等不同方面来理解佛性的各家异说，又超越了各家的思想，就此而言，惠能南宗的心性论是中国佛性思想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从整个佛学的发展来看，由于惠能的心性论之核心也是解脱问题，它在融摄中观般若思想的基础上，把大乘佛学虚构的精神实体重新拉回到人们的现实之心，把人的解脱与否完全归结为自心的迷悟，使得早期佛教的心之解脱经过如来藏自性清净心的发展，又获得了新的形式，在完成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后，佛陀的解脱论又得到了新的肯定。就此而言，惠能南宗的心性论在世界佛教史上的地位也是不能忽视的。
当然，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禅宗，尽管在许多方面与佛陀精神相通，却并不是简单地向原始佛教复归。从总体上看，它的心性论既与印度佛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又与中国传统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它的思想核心，它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没有超出传统佛教的范围，但它同时又摄取了大量中国传统的思想与方法，特别是老庄玄学的自然主义哲学与人生态度以及儒家的反身而诚的心性学说。对于禅宗心性论的中国化特色及其与中国传统思想的关系，将另文专述，在此从略。
(原载《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
《人心，佛性与解脱——中国禅宗心性论探源》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