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和“四论”(即《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等。这些经论的译出对中国佛学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罗什译经，仍然承汉魏以来的传统，在译经同时便行开讲，因此，他在译经过程中培养了一大批弟子，形成了在中国佛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关中学派。
罗什译经虽多，但他所宗则为般若三论之学，即用“非有非无”的“毕竟空”来破斥一切执著，这也成为关中学派的主要理论特色。罗什基本上是一个“译而不作”的译师，他所译介的般若三论之学之所以能在中土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全赖其弟子们的努力。在其众多的弟子中，最著名和最有影响的有僧叡、僧肇和竺道生等，他们都对中国佛学的理论建设作出过巨大的贡献。
僧钗的佛学思想主要继承了罗什所传的般若三论系的学说。他在罗什门下多年，是罗什译经的主要助手，担任笔受和参正者，曾实际参与了《般若经》和“三论”的翻译与修订，因而对中观般若思想有比较全面而准确的认识，并结合自己对佛教“唯心”观点的理解而有自己独到的体悟。同时，他也十分关注·佛教解脱的主体，亦即佛性问题，并努力把涅槃佛性与般若性空结合起来理解，为中国佛学的重心逐渐由般若性空过渡到涅槃妙有提供了理沦依据。涅槃佛性论后来经“涅槃圣”竺道生的倡导在南北朝时作为“显学”而盛极一时。晋宋以后，中国佛学的一大特点就是对空、有思想的融会，般若学与佛性论逐渐作为中国佛学的两大理论主干，同时渗透到了佛教各派的理论学说中去，这与僧数等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罗什的另一个弟子僧肇，是罗什众多弟子中佛学造诣最出类拔萃者。他借助于罗什译出的经论，著《般若无知论》、《不真空论>>和《物不迁论》等，以“非有非无”的哲学思辨，比较完整而准确地阐发了般若性空学说，不仅克服了六家七宗时代般若学解空的种种局限性，而且在融会中外思想的基础上围绕着般若空义构建了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比较完整的中国化的佛教哲学体系，把般若学说在中土的发展推到了顶峰，为佛学结束对传统思想的依附而走上相对独立发展的道路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隋唐时的吉藏正是在继承罗什、僧肇之学的基础上创立了中国佛教宗派“三论宗”。
竺道生是晋宋时期的著名佛学家，他曾与僧肇、僧叡等人一起协助罗什译经，成为罗什的高足之一。他对毗昙、般若和涅槃三学都有研究，尤精涅槃，是南方涅槃佛性论的主要代表人物。竺道生为学能够领宗得意，彻悟言外。他根据自己的体悟而提出的“顿悟成佛”等新说，曾在当时的佛教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辩，他的一阐提人皆得成佛说，更是在佛教界掀起了轩然大波。他在精通股若空义的同时，又用这种空的学说去融会贯通涅槃佛性“有”的理论，在中国佛学重心由般若之真空转向涅槃之妙有的过程中，成为开风气的重要人物。
禅学与玄学化的般若学相结合是魏晋佛学的重要内容。禅学经过与玄学化的般若学相结合，摆脱了早期小乘禅学形式化的倾向，突出了主观精神的修炼，注重般若的空观。同时，由于魏晋般若学的老庄化倾向，也使这个时期的稗学打上了老庄玄学的烙印。魏晋佛教禅学与般若学及老庄玄学的融合，对后世中国佛学的发展具有导向作用，对中国佛学圆融精神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魏晋后期，适应中土社会文化环境的需要，涅槃佛性论逐渐引起思想文化界的关注，中国佛学的重心逐渐由般若真空转向涅槃妙有，融合空有成为中国佛学发展的主旋律。中国佛学关注现实社会、现实人生的人文精神，以及对内融合佛教不同思想学说、对外吸收融合传统儒道思想的圆融精神初步孕育成形。
三、南北朝佛教学派
东晋以后，中国社会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南北朝分裂时期。由于社会动荡，战乱不止，政权交替频繁，百姓苦难深重，因而为佛教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土壤。这个时期，在帝王的直接支持下，佛教寺院和僧尼激增，僧官制度得到了确立，寺院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随着大量经论的进一步译出，对佛典的研究也日益深人，并逐渐形成了许多以弘传某一部经论为主的不同学派。由于南北社会政治条件的不同，地域文化传统的差异，因而南北佛教也形成了不同的特点和学风。
1．南北佛教的不同特点
魏晋以来，北方战乱不止。随着晋王室的南迁，一大批文入学士和义学沙门也相继南渡，学术重心逐渐南移。到南北朝时，由于南北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不同，更促使南北佛教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
南朝宋齐梁陈各代皇帝，大都崇信并提倡佛教，其主要目的乃是希望“神道助教”，“坐致太平”，因此，他们或设斋供僧，或修建寺庙，或资助译经，或学习佛理，对佛教给予了多方面的支持。在帝王的支持下，南朝时继续译出了大量佛典。据<<大唐内典录》的有关记载，南朝共有译者六十八人，译出佛经三百八十七部，一千九百六十三卷；而据《开元释教录》，则有译者四十人，共译出佛经五百六十三部，一千零八十四卷。这个时期最重要的译者有晋末宋初的佛陀跋陀罗及稍后的求那跋陀罗，还有梁代的真谛。佛陀跋陀罗所译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和《大般泥洹经》、求那跋陀罗所译的《胜曼狮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广经》和《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及真谛所译的《摄大乘论》等，从不同的方面为南朝佛教的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
从总体上看，南方佛教继承了东晋以来玄学化佛教的传统，偏重玄远的清谈与义理的探讨，在帝王的直接倡导下，讲论佛法成为时尚。因此，围绕着涅槃佛性义、真俗二谛义、神灭与神不灭等，当时都展开过激烈的论争，般若三论等学说也十分流行。这反映了南方佛教既摆脱了魏晋佛教对于玄学的依附，走上了相对独立的发展道路，却又仍然深受魏晋以来清谈之风的影响。
由于“江东佛法，弘重义门”，南朝还出现了大量在佛教史上产生很大影响的中国僧人的佛教著述，其中不少已经佚失，现存最值得重视的有梁代僧佑为“订正经译”而作的《出三藏记集》十五卷和为“护持正化”而集的《弘明集》十四卷，以及梁代慧皎编撰的《高僧传》十四卷。《出三藏记集》是我国现存最古的佛教经录，《弘明集》则是僧佑站在佛教的立场上，面对儒、道两教对佛教的攻击，为护持正法、驳斥异教而编集的，其中既搜集了大量颂佛护教的文章，也保存了一些反佛的史料，如范缜的《神灭论》等，弥足珍贵。慧皎所作的《高僧传》，通过为僧人立传，为我们保留了大量可贵的佛教史料。全书共收录从佛教初传到梁天监年间中国佛教著名僧人近五百人的生平事迹，成为我们了解并研究汉魏六朝佛教传播发展情况不可多得的重要参考书。
相比之下，北朝佛教却呈现出了另一种景象。北朝佛教虽然也译出了一些佛典，但数量远不及南朝。据《大唐内典录》，北朝共有译者二十七人，译出了佛经一百二十七部，三百九十五卷；据《开元释教录》，则有译者十八人，共译佛经一百零五部，三百五十五卷。其中最重要的译者是北魏的“译经元匠”菩提流支和在北凉译出大本《涅槃经》的昙无谶。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虽然也重视佛教，但他们大都崇尚武功，没有玄学清谈的传统，他们比较重视修福、修禅等实际的活动，例如建寺、度僧、凿石窟、造佛像等，对空谈玄理不怎么感兴趣。与南方佛教崇尚玄理相比，北方佛教更偏重修习实践，因而禅学、律学和净土信仰比较盛行，尤其重视禅观。当时统治者对禅定的倡导和社会上对“讲经”的不重视，导致了北朝的义学高僧不多见，却相继出现了许多著名的禅师，例如北魏时佛陀跋陀罗的弟子玄高，专精禅律，妙通禅法；北齐时传佛陀禅师禅法的僧稠，被誉为“自葱岭以东，禅学之最”山；北周时传勒那摩提的僧实，名重一时。特别是南天竺僧人菩提达摩禅师东来，渡江北上至魏，广传“南天竺一乘宗”，在北方逐渐形成规模，乃至“在世学流，归仰如市”，最终形成了中国的禅宗。天台宗的先驱慧文、慧思也都曾是北方著名的禅师。
由于南北政治文化背景的不同，因而佛教与王权以及佛教与儒道的关系在南方和北方的情况也有所不同。南朝帝王在崇佛的同时，一般对儒道仍加以利用，儒佛道三教皆有助于王化的思想在南朝基本上占主导地位。即使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帝王对过分发展的佛教采取某些限制措施，其手段一般也比较温和，结果还往往未能实行。儒道对佛教的批评攻击有时虽然很激烈，但也仅停留在理论的论争上。正因为如此，南方才有夷夏之辨、佛法与名教之辨以及神灭与神不灭等理论上的大论战，也才会有释慧远为“沙门不敬王者”所作的辩解。南朝虽有反佛之声，却未能阻止佛教的进一步发展，社会中反而出现了“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佛寺遍布的兴盛景象。
在北方的情况却不太一样。由于与南朝相比，北朝的君权更为集中，因而在北朝出现了帝王利用政治力量灭佛的流血事件。佛教与儒道之间的争论，特别是佛道之争，也与南方的理论争论不同，往往更多的是借助于帝王的势力来打击对方。北方两次较大规模的灭佛事件，即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灭佛，其实都与佛道之争有关，而两次灭佛最终也都以流血而告结束。正因为如此，所以在北方非但没有出现沙门该不该礼敬王者的争论，反而出现了拜天子即为礼佛的说法。据《魏书·释老志》载，北魏道武帝时曾为道人统的沙门法果就认为，“太祖明睿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他不但自己“常致拜”，而且还对人说：“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南北佛教对帝王的不同态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佛教的发展及其特点的形成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
南北佛教的不同特点和学风，给我们留下了不同特色的文化遗产。在南方出现《弘明集》、《高僧传》等大量佛教著述的同时，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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