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社会中却出现了大量的石窟艺术珍品，如世界著名的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等都始凿于北魏，这些文化遗产，至今依然熠熠生辉。
2．佛教学派的林立
南北朝时期，在佛教经论继续译出的同时，中国僧人开始倾心于对佛教义理的探究，特别是在南朝，经论的讲习之风大盛。僧人务期兼通众经，广访众师听讲，一些人也渐以讲经知名，并各有所专精。由于讲习经论的不同，逐渐形成了以弘传某部经论为主的不同的学派，如毗昙学派、涅槃学派等，其学者也相应地被称为“毗昙师”、“涅槃师”等，这些学派虽也有称其为“宗”的，其实尚不能算是真正的宗派，但它们为隋唐佛教宗派的创立准备了理论条件。当时的佛教界对涅槃佛性义、真俗二谛义等佛学的基本理论，都曾进行过激烈的争辩。有的即使是讲解同一经论的学者，见解也往往有所不同。南北朝时期佛学上的争论最后表现为传法定祖的问题，学派遂逐渐有了教派的性质。在义理纷争的情况下开始出现了判释佛说经教的“判教”。判教的方法非中土所创，但中土的判教在佛教学派向佛教宗派的演进中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到隋唐时，随着封建统一王朝的建立和佛教寺院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化的佛教宗派相继形成，学派林立的南北朝佛教也就过渡到了宗派并存的隋唐佛教。可见，众多的学派的出现也是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一道特殊的风景线，它们从不同的理论方向推动了中国佛学的完形。当时的佛教学派主要有如下一些：
毗昙学派和俱舍宗 毗昙学派是专门研习并弘传小乘说一切有部论书《阿毗昙》的佛教学派，主要通过对佛教法相的分析来表述“四谛”等基本思想，论证解脱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毗昙学自东晋道安和慧远的提倡而开始在南北同时流传，至刘宋时形成了学派。著名的学者很多，南方有昙机、僧镜、僧韶、法护、慧集等，其中以慧集为最。在北方，最著名的则首推慧嵩，元魏、高齐之时，他活跃于邺洛彭沛之间，大弘毗昙之学，世称“毗昙孔子”。他的弟子道猷、智洪以及再传弟子靖嵩、辩义等也都是北方著名的毗昙师。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毗昙学者，一般都兼传《涅槃经》、《成实论》等其他佛典，例如慧嵩就同时是北方著名的成实论师。至于当时其他论师兼习毗昙的就更多，著名的义学僧人大都对毗昙学有所涉猎，这可能与他们视毗昙学为佛学之基础有关。
南朝末年真谛初译《俱舍论》(称《阿毗达磨俱舍释论>>)。由于此论在诸阿毗昙中体系特别完整，名相解说也最为简明，因而受到欢迎，毗昙学派的一些学者也逐渐转向对《俱舍论》的研究，成为俱舍师。例如真谛的弟子慧恺及其再传道岳等皆大力弘传俱舍学。俱舍学以“五位七十五法”来概括世界诸法，主张我空法有，对三世实有、法体恒有等作了系统的论证。唐初，玄奘再译《俱舍论》(称《阿毗达磨俱舍论》)，掀起了对此论的研习高潮，玄奘的门人普光、法宝、神泰分别作疏记，世称“俱舍三大家”。而旧泽毗昙学则随之而渐趋衰歇，许多毗昙师的著作都没有留传下来。日本僧人智通、智达和道昭等来华从玄奘学法，同时传回了法相和俱舍教义，以俱舍宗作为法相宗的附宗，在日本有一定的影响。
涅槃学派 涅槃学派是以研习并弘传大乘《涅槃经》而得名的佛教学派。《涅槃经》的主要思想是“泥洹不灭，佛有真我，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涅槃佛性问题曾是南朝佛教理论的中心问题。南方涅槃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是晋宋时的竺道生，他曾根据自己研习经论的体悟，大胆提出了一阐提也有佛性、亦得成佛的主张，并倡立“顿悟成佛”义以反对当时流行的渐悟成佛说，与持渐悟说的慧观形成了南方涅槃学派的两大系。慧观也十分看重《涅槃经》，曾立二教五时的判教，把《涅槃经》视为如来说法的归结，一般认为，此为中土判教之始，对后来的各种判教学说，影响很大。当时在南方，著名的涅槃学者很多，梁代宝唱等所撰的《大般涅槃经集解》为南朝涅槃学说的集大成之作，其中收录了宋齐梁时僧亮、宝亮等十多家涅槃师说，从中可见当时南方研习《涅槃经》盛况之一斑。北方的涅槃师，则有慧嵩、道朗等。慧嵩作《涅槃义记》，道朗作《涅槃义疏》，阐发《涅槃经》的奥旨，推进了北方涅槃学的盛行。特别是道朗，提倡以非真非俗的中道为佛性，成为北方涅槃师的重要代表。其他如昙准、昙无最、圆通、道安、道凭等，也都以研习《涅槃》而知名。另外，当时的成论师、地论师等，也大都兼善涅槃学。
南北涅槃师曾围绕着《涅槃经》中有关佛性的问题展开过长期的争论，并形成多家异说。隋吉藏在《大乘玄沦》卷三中曾将他以前的各种佛性学说归纳为十一家，再加上他自己所赞同的，共列出对佛性的解释有十二家之多(o。涅槃学至梁代而达极盛，人陈以后，由于三论学、唯识学的渐兴而趋衰微，但至隋代仍有这方面的研究和争论。
摄论学派 摄论学派是以研习弘传真谛所译的《摄大乘论》而得名的佛教学派。《摄大乘论》为古印度无著所造，是瑜伽行派的重要代表作之一。它比较集中地阐述了瑜伽行派所主张的唯识学说，特别是对三性说和阿赖耶说等作了细致的沦述，奠定了大乘瑜伽行派的理论基础。《摄大乘论》传人我国后，最早由北魏佛陀扇多译出，但未得广传。真谛在重译此论的同时，还首译了世亲的《摄大乘论释》，系统介绍瑜伽行派的唯识学说，在中土形成了摄论学派。其主要理论是在第八识“阿梨耶识”之外另立纯粹清净的第九识“阿摩罗识”，肯定人人皆有佛性。真谛门下的慧恺、道尼、法泰等均大力弘传真谛的摄论之学。法泰曾协助真谛翻译《摄大乘论》，真谛以后，屡讲《摄论》，但并不为时人所重。曾从其受学的靖嵩弘传摄论，却知名一时。其弟子智凝、道基等，都有《摄论》的章疏传世。另有昙迁一系，也盛弘真谛《摄沦》之学于北方。至唐代时，玄奘重译《摄大乘论》，视“阿摩罗识”为转染成净的第八识而非另有第九识，并将《摄大乘论>>作为瑜伽行派的典据之一而并不独尊，从而使摄论学派趋于衰歇。
成实学派 成实学派是研习并弘传《成实论》的佛教学派。《成实论》的作者诃梨跋摩，原为印度说一切有部的僧人，后受大众部的影响而著此论批判有部的理论。“成实”，意为成立“四谛”真实的道理。其主要思想是人法两空，反对说一切有部“诸法实有”的观点，并在有部对世界万法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五位八十四法”。此论被认为是由小乘向大乘空宗过渡的重要著作，也有人称此论为“小乘空宗”的论典。鸠摩罗什为助初学佛者而译出此沦后，其门下刘宋僧导和北魏僧嵩对此深加研究并作注疏，此论遂成为南北朝时期最流行的佛典之一。僧导在寿春(今安徽寿县)，僧嵩在彭城(今江苏徐州)，分别形成厂成实学派的南北两大系统，世称寿春系和彭城系。南方著名的成实论师有宋代的昙济、道猛、僧钟等，齐代有慧次和僧柔。至梁代，成实学趋于大盛，“梁代三大家”智藏、法云和僧曼，皆为著名的成实论师。陈代的成实论师明显减少，但出现了值得重视的变化，即发挥《成实论》的“新”义，有所谓“新成实论师”之称，其代表人物有智嚼及其弟子智脱。北方著名的成实论师有僧嵩的弟子僧渊，僧渊的弟子昙度、慧纪、道登，另外还有慧嵩、灵殉、道凭、道纪等，都知名于一时。
成实师讲《成实论》，或兼弘“三论”，或调和《涅槃》，曾对各家学说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到隋代吉藏创三论宗，判《成实论》为小乘后，成实学派逐渐衰微。唐代唯识学兴起，成实学虽仍有余波，但学派已不复存在。
地论学派 地论学派是研习并弘传《十地经论》的佛教学派，为北朝所特有，且对北朝佛教影响最大。古印度世亲的《十地经沦》原是对《华严经·十地品》所说菩萨修行的十个阶位(十地)和教义作的解释，由于它特别发挥了“三界唯心”和“唯识”等理论，因而成为瑜伽行派早期的代表作之一。译出此论的北魏僧人菩提流支和勒那摩提对论中所论的“阿梨耶识”和佛性的解释各不相同，其徒遂分为地论学派的南北两道，佛教史上称其为相州南道和相州北道。相州南道和相州北道曾围绕着当常、现常(即佛性的本有、始有)问题进行过长期的争论，并在判教问题上有过四宗五宗之争。
地论学派的南北两道，以南道为盛。北道道宠门下著名的地论师有僧休、法继、诞礼、牢宜、儒果、志念等，但除志念外，其他人的情况都没有记载流传下来。有关《地论》方面的著作，现也几乎无存。南道慧光所传的《地论》之学，在当时北方就是一代显学。慧光门下知名者极多，最突出的有法上和道凭等。法上在魏齐二代得到了统治者的崇信和支持，历为统师近四十年，“所部僧尼二百余万”。法上的弟子很多，以净影寺的慧远影响为最大。慧远的<<大乘义章》在阐述地论学派南道的主张的同时，对佛教大小乘的各种教义、术语都进行了解释，被认为是集南北朝佛学之大成的佛教名著，在中国佛教史上有重要的地位。慧光的另一个弟子道凭与法上齐名，时有语曰：“凭师法相，上公文句，一代希宝。”除南北两道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沦师也兼通《地沦》，例如前面提到的摄论师靖嵩，就是兼通《地沦》的著名代表。地论学派在南北朝末年和隋代便趋于与摄论学派融合，至唐代唯识宗和华严宗创立以后，便不再独立存在。
三论学派 三论学派是以《中论》、《百论》和《十二门论》这“三论”为理论依据而成就的学派。“三论”虽由后秦鸠摩罗什译出，有僧肇等人加以阐释发挥，但三论学的兴起则始于梁代的僧朗。僧朗为辽东人，刘宋时人关研习三论，于齐梁时来到江南，住建康郊外的摄山栖霞寺从法度受学。法度卒后，僧朗“继踵先师，复纲山寺”，后人称其为“摄岭师”或“摄山大师”。僧朗“凡厥经律，皆能…
《中国佛学精神的形成与发展》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