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讲说，《华严>>、《三论》最所命家”山。梁武帝曾派僧诠、僧怀等十人人山从僧朗学“三论”，唯僧诠得法，继僧朗之后在摄山弘传“三论”之学。僧诠有弟子数百人，最著名的有法朗、慧布、智辩、慧勇四人，世称“诠门四哲”或“诠公四友”。这四人各有所专，最突出的是法朗。法朗出家后曾习禅学律，精研《成实》、《毗昙》，后人摄山从僧诠学《般若》、《华严》及“三论”，大力弘传般若三论之学，成为著名的三论师，并为隋唐三论宗的创立开拓了道路。他的弟子很多，知名者号称“二十五哲”，影响最大的吉藏即为隋唐佛教宗派三论宗的创始人。
十诵律学派 十诵律学派所研习的《十诵律》为小乘说一切有部的根本戒律，是传人中土的四部广律中最早译出并得以弘传的一部律书。原为后秦弗若多罗和鸠摩罗什共译，后因弗若多罗人灭，由昙摩流支和罗什续译，共成五十八卷。罗什早年在龟兹曾从专精《十诵律》的厨宾沙门卑摩罗叉学习。卑摩罗叉于东晋时来到长安后，对原有译本加以整理补充，定为六十一卷，并携此律至江陵，在辛寺开讲弘扬，由此兴起了《十诵》之学。当时南方的律学几乎都限于《十诵律》，弘传此学的人很多，至齐梁时而盛极一时。著名的十诵律师有慧猷，曾从卑摩罗叉受学，后大弘《十诵律》，为一时宗师，著有《十诵义疏>>八卷；僧业，曾从鸠摩罗什受学，专弘《十诵律》，其弟子慧光、僧璩等，也常讲习此律，知名一时；智称、僧佑等，均著《十诵义记》多卷，为一代《十诵》名匠。唐代时，弘传《四分律》的律宗兴起，《十诵律》的研究遂不再被重视。
四论学派 北方的四论之学是将《大智度论》与“三论”并重的一个学派，著名的学者有北齐的道长、东魏的昙鸾和北周的静蔼等人。昙鸾等后又归宗净土。龙树所著的《大智度论》为沦释《大品般若经》的重要论书，该论全面阐发了《般若经》的“性空假有”思想，有“论中之王”之称。四论学派弘传《大智度论》等四论，对中国佛学有较大的影响。
四分律学派 四分律学派所研习弘传的《四分律>>原为印度部派佛教上座部系统法藏部所传的戒律，在佛教诸部戒律中对中国佛教的影响最大，后成为唐代律宗所依据的基本典籍。《四分律》在后秦时由佛陀耶舍和竺佛念共同译出后，直至北魏时的法聪、道覆等才专事弘传。后又有慧光作《四分律疏》，此学才大盛。慧光已判此律为大乘律，唐代道宣更认为此律内容应属大乘，并据此而创立了中国佛教宗派律宗。
楞伽学派 当时在北方还有一批专以四卷本《楞伽经》为印证并递相传授的禅师，始倡者为中国禅宗奉为东土初祖的菩提达摩，传其禅者有慧可等。据《续高僧传》卷十六《慧可传》载：“初，达摩禅师以四卷《楞伽》授可曰：我观汉地，唯有此经，仁者依行，自得度世。”慧可的弟子有那禅师、璨禅师等，那禅师及其弟子慧满等也都以四卷《楞伽》为心要。此系禅学后演化为中国禅宗。
净土学派 随着宣扬净土思想的佛经相继译出，当时北方也出现了一批专事弘传阿弥陀净土信仰的僧人，著名的代表人物有昙鸾，倡导称名念佛法门，开净土信仰的一代风气，对中国净上宗的形成影响极大，他的著作《往生论注》等奠定了中国净土宗的理论基础，他倡导的修行方法也为净土宗所继承和发展。
南北朝佛教学派围绕某一经论讲习的特色，特别是后期关于传法论祖的争论，为隋唐宗派佛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南北朝佛教学派的繁兴在客观上使佛学理论得到了深化。然而，佛教理论虽然趋向了独立发展，但还没有能够对佛教本身各种不同的观点加以系统的综合和会通，特别是因为南北政治的分裂，使佛教也形成了南北不同的学风，因此，佛教的进一步发展客观上要求在不同学派思想基础上进行批判总结，对不同学派佛教思想会通融合，形成系统化的佛学思想体系，隋唐宗派佛学正是由是兴起，中国佛学的圆融精神也逐渐发展成熟。
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伴随着佛教经典的大规模译介和中国佛教学者对外来佛教观念的最初理解、消化和吸收，中国佛学的人文精神、伦理精神、圆融精神、实践精神、自然精神等均已初露端倪，但这一时期中国佛学精神尚处于孕育阶段，其所体现的也主要是中国佛学的基本特征和总体趋势，而中国佛学精神的真正形成和确立则是在隋唐时期。
第二节 中国佛学精神的形成
隋唐时期是中国佛学精神的形成和确立时期。这一时期，随着封建大一统政权的建立和寺院经济的充分发展，佛教各家各学派的理论得到了进一步融合发展的机会。顺应着思想文化大一统的趋势，一些学派在统一南北学风的基础上，通过“判教”而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宗派。中国佛教由此而进入了创宗立派的新时期。隋唐时期的佛教宗派都各具独特的教义、教规和修持方法，并为了维护自己的宗教势力和寺院经济财产而模仿世俗封建宗法制度建立了各自的传法世系。中国化佛教宗派的出现是中国佛学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中国佛学精神也是伴随着宗派佛学的形成而得以确立和成熟的。隋唐时创立的佛教宗派，一般有“大乘八宗”之说，指的是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唯识宗、华严宗、律宗、禅宗、净土宗和密宗。此外还有在隋唐时期一度流行的三阶教。它们的思想学说，是中国佛学的最主要内容。
一、天台宗
天台宗是中国佛教史上创立最早的一个佛教宗派，它渊源于南北朝，初创于隋，兴盛于唐。因其实际创始人智颉长期住在天台山(今浙江省天台县内)而得名。又由于此宗奉《法华经》为主要经典，因此也称法华宗。
天台宗的传法世系，按照天台宗自己的说法，有“东土九祖”：初祖龙树一二祖慧文一三祖慧思一四祖智颉一五祖灌顶一六祖智威一七祖慧威一八祖玄朗一九祖湛然。天台宗人之所以把从没有到过中土的古印度人龙树奉为初祖，既表示对龙树的尊敬，也是为了标榜本宗的理论是承继印度佛教而来的正宗。从思想理论上看，天台宗与龙树的学说也确实有一定的关系。二祖慧文是北齐禅师，因读<<大智度论》和《中论>>而悟“一心三观”之理，并传给了慧思，奠定了天台宗的理论基础。慧思是一个禅智兼修的僧人，他既重禅法的践行，又重义理的探究。在思想上，他不仅融合佛道，而且努力统一南北佛教的不同学风，对天台宗的思想及其特点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慧思的弟子很多，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天台宗的实际创始人四祖智额。智颉为弘扬佛法，积极协调与统治者的关系，依靠统治者政治上与经济上的支持，为天台宗的创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据有关记载，智颉一生建寺三十六所，亲手度僧一万四千余人，传法弟子三十二人，著书一百四十余卷，其中大部分为其弟子灌顶记录整理而成。由于灌顶在协助智颉创立天台宗方面出力很多，思想上也主要发挥智颇的学说，因而被奉为天台宗五祖。唐代唯识宗和华严宗创立并兴起后，天台宗便相形失势。在六祖智威、七祖慧威和八祖玄朗时，天台宗的发展处于弱势。直到九祖湛然提出“无情有性”说，不仅发展了天台宗的佛性论思想，而且大大敞开了成佛的大门，才使天台宗出现了“中兴”的景象。唐武宗灭法后，天台宗与教下其他宗派一样，渐趋衰微。五代至宋，才略有复兴。
在智顗众多的著作中，最重要的是《法华玄义》、《法华文句》和《摩诃止观》，号称“天台三大部”，是天台宗最基本的理论著作，尤其是《摩诃止观》，代表了智颉的成熟思想，也奠定了天台宗的理论基础。天台宗的主要理论是以“三谛圆融”和“一念三千”为核心的性具实相说，并提出了止观并重、定慧双修的修行原则和五时八教的判教理论。天台宗以《法华经》为宗经而提出了“会三归一”的理论，一方面把天台宗的教义说成是至上的“一乘”，另一方面也为它调和融合其他学说打开了方便之门。天台宗正是在“方便，，法门的旗号下，对佛教各种经典和学说以及传统文化的不同思想作出了融会贯通，并有选择地把它们“会归”到了天台宗的教义中来，表现出了中国第一个佛教宗派在理论建构上所具有的鲜明的圆融精神。
二、三论宗
三论宗因以龙树的《中论》、《十二门论>)和提婆的《百论》为主要经典而得名。又因主张“诸法性空”，也称“法性宗”。为了区别于也称“法性宗”的天台宗和华严宗，又称“空宗”。自鸠摩罗什译出“三沦”以来，研习“三论”者代不乏人，至隋吉藏而集大成，正式创立了三论宗。
关于三论宗的传法世系，历来说法不一。但一般都上溯至印度的龙树、提婆，中土则以罗什为始。在罗什以下依次为：僧肇(或道生)一昙济一僧朗一僧诠一法朗一吉藏。其实，在吉藏之前的各位仅为三论宗的创立逐步奠定了理论基础。罗什传龙树、提婆的中观般若学，译出了“三论”。其学说经其弟子僧肇、僧叡和竺道生发扬光大而一度成为显学，研究“三论”者群起。后来有僧朗于齐梁时将“什肇之学”传到盛行《成实论》的南方。僧朗与著《六家七宗论》的昙济实际上并五师承关系。僧朗住建康郊外的摄山栖霞寺，一方面破斥“三论”与《成实论》为一致的旧说，另一方面大弘三论之学。在他之后，有僧诠、法朗依次相传，形成了“摄岭相承”的三论学派，但并没有成为佛教宗派。直到法朗的弟子吉藏，以“二藏三*轮”的判教理沦来融会佛教诸家学说，提出了诸法性空的中道实相论，三论学派才正式演变为中国佛教的宗派。
吉藏以后，三论宗的学说未再有大的发展。吉藏的弟子很多，有慧远、智凯、硕法师等，但在佛教史上大都隐而不显。再传弟子中只有相传出于硕法师门下的元康略为知名，曾对“三论”和《肇论>>等作了注疏。三论宗流传的时间也不长，由于华严与唯识等宗派兴起后，对三论之学或批判，或吸收，三论宗因此而逐渐…
《中国佛学精神的形成与发展》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