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社會中卻出現了大量的石窟藝術珍品，如世界著名的雲岡石窟和龍門石窟等都始鑿于北魏，這些文化遺産，至今依然熠熠生輝。
2．佛教學派的林立
南北朝時期，在佛教經論繼續譯出的同時，中國僧人開始傾心于對佛教義理的探究，特別是在南朝，經論的講習之風大盛。僧人務期兼通衆經，廣訪衆師聽講，一些人也漸以講經知名，並各有所專精。由于講習經論的不同，逐漸形成了以弘傳某部經論爲主的不同的學派，如毗昙學派、涅槃學派等，其學者也相應地被稱爲“毗昙師”、“涅槃師”等，這些學派雖也有稱其爲“宗”的，其實尚不能算是真正的宗派，但它們爲隋唐佛教宗派的創立准備了理論條件。當時的佛教界對涅槃佛性義、真俗二谛義等佛學的基本理論，都曾進行過激烈的爭辯。有的即使是講解同一經論的學者，見解也往往有所不同。南北朝時期佛學上的爭論最後表現爲傳法定祖的問題，學派遂逐漸有了教派的性質。在義理紛爭的情況下開始出現了判釋佛說經教的“判教”。判教的方法非中土所創，但中土的判教在佛教學派向佛教宗派的演進中起了特別重要的作用。到隋唐時，隨著封建統一王朝的建立和佛教寺院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中國化的佛教宗派相繼形成，學派林立的南北朝佛教也就過渡到了宗派並存的隋唐佛教。可見，衆多的學派的出現也是佛教中國化進程中的一道特殊的風景線，它們從不同的理論方向推動了中國佛學的完形。當時的佛教學派主要有如下一些：
毗昙學派和俱舍宗 毗昙學派是專門研習並弘傳小乘說一切有部論書《阿毗昙》的佛教學派，主要通過對佛教法相的分析來表述“四谛”等基本思想，論證解脫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毗昙學自東晉道安和慧遠的提倡而開始在南北同時流傳，至劉宋時形成了學派。著名的學者很多，南方有昙機、僧鏡、僧韶、法護、慧集等，其中以慧集爲最。在北方，最著名的則首推慧嵩，元魏、高齊之時，他活躍于邺洛彭沛之間，大弘毗昙之學，世稱“毗昙孔子”。他的弟子道猷、智洪以及再傳弟子靖嵩、辯義等也都是北方著名的毗昙師。值得一提的是，當時的毗昙學者，一般都兼傳《涅槃經》、《成實論》等其他佛典，例如慧嵩就同時是北方著名的成實論師。至于當時其他論師兼習毗昙的就更多，著名的義學僧人大都對毗昙學有所涉獵，這可能與他們視毗昙學爲佛學之基礎有關。
南朝末年真谛初譯《俱舍論》(稱《阿毗達磨俱舍釋論>>)。由于此論在諸阿毗昙中體系特別完整，名相解說也最爲簡明，因而受到歡迎，毗昙學派的一些學者也逐漸轉向對《俱舍論》的研究，成爲俱舍師。例如真谛的弟子慧恺及其再傳道嶽等皆大力弘傳俱舍學。俱舍學以“五位七十五法”來概括世界諸法，主張我空法有，對叁世實有、法體恒有等作了系統的論證。唐初，玄奘再譯《俱舍論》(稱《阿毗達磨俱舍論》)，掀起了對此論的研習高潮，玄奘的門人普光、法寶、神泰分別作疏記，世稱“俱舍叁大家”。而舊澤毗昙學則隨之而漸趨衰歇，許多毗昙師的著作都沒有留傳下來。日本僧人智通、智達和道昭等來華從玄奘學法，同時傳回了法相和俱舍教義，以俱舍宗作爲法相宗的附宗，在日本有一定的影響。
涅槃學派 涅槃學派是以研習並弘傳大乘《涅槃經》而得名的佛教學派。《涅槃經》的主要思想是“泥洹不滅，佛有真我，一切衆生，皆有佛性”。涅槃佛性問題曾是南朝佛教理論的中心問題。南方涅槃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是晉宋時的竺道生，他曾根據自己研習經論的體悟，大膽提出了一闡提也有佛性、亦得成佛的主張，並倡立“頓悟成佛”義以反對當時流行的漸悟成佛說，與持漸悟說的慧觀形成了南方涅槃學派的兩大系。慧觀也十分看重《涅槃經》，曾立二教五時的判教，把《涅槃經》視爲如來說法的歸結，一般認爲，此爲中土判教之始，對後來的各種判教學說，影響很大。當時在南方，著名的涅槃學者很多，梁代寶唱等所撰的《大般涅槃經集解》爲南朝涅槃學說的集大成之作，其中收錄了宋齊梁時僧亮、寶亮等十多家涅槃師說，從中可見當時南方研習《涅槃經》盛況之一斑。北方的涅槃師，則有慧嵩、道朗等。慧嵩作《涅槃義記》，道朗作《涅槃義疏》，闡發《涅槃經》的奧旨，推進了北方涅槃學的盛行。特別是道朗，提倡以非真非俗的中道爲佛性，成爲北方涅槃師的重要代表。其他如昙准、昙無最、圓通、道安、道憑等，也都以研習《涅槃》而知名。另外，當時的成論師、地論師等，也大都兼善涅槃學。
南北涅槃師曾圍繞著《涅槃經》中有關佛性的問題展開過長期的爭論，並形成多家異說。隋吉藏在《大乘玄淪》卷叁中曾將他以前的各種佛性學說歸納爲十一家，再加上他自己所贊同的，共列出對佛性的解釋有十二家之多(o。涅槃學至梁代而達極盛，人陳以後，由于叁論學、唯識學的漸興而趨衰微，但至隋代仍有這方面的研究和爭論。
攝論學派 攝論學派是以研習弘傳真谛所譯的《攝大乘論》而得名的佛教學派。《攝大乘論》爲古印度無著所造，是瑜伽行派的重要代表作之一。它比較集中地闡述了瑜伽行派所主張的唯識學說，特別是對叁性說和阿賴耶說等作了細致的淪述，奠定了大乘瑜伽行派的理論基礎。《攝大乘論》傳人我國後，最早由北魏佛陀扇多譯出，但未得廣傳。真谛在重譯此論的同時，還首譯了世親的《攝大乘論釋》，系統介紹瑜伽行派的唯識學說，在中土形成了攝論學派。其主要理論是在第八識“阿梨耶識”之外另立純粹清淨的第九識“阿摩羅識”，肯定人人皆有佛性。真谛門下的慧恺、道尼、法泰等均大力弘傳真谛的攝論之學。法泰曾協助真谛翻譯《攝大乘論》，真谛以後，屢講《攝論》，但並不爲時人所重。曾從其受學的靖嵩弘傳攝論，卻知名一時。其弟子智凝、道基等，都有《攝論》的章疏傳世。另有昙遷一系，也盛弘真谛《攝淪》之學于北方。至唐代時，玄奘重譯《攝大乘論》，視“阿摩羅識”爲轉染成淨的第八識而非另有第九識，並將《攝大乘論>>作爲瑜伽行派的典據之一而並不獨尊，從而使攝論學派趨于衰歇。
成實學派 成實學派是研習並弘傳《成實論》的佛教學派。《成實論》的作者诃梨跋摩，原爲印度說一切有部的僧人，後受大衆部的影響而著此論批判有部的理論。“成實”，意爲成立“四谛”真實的道理。其主要思想是人法兩空，反對說一切有部“諸法實有”的觀點，並在有部對世界萬法分析的基礎上提出了“五位八十四法”。此論被認爲是由小乘向大乘空宗過渡的重要著作，也有人稱此論爲“小乘空宗”的論典。鸠摩羅什爲助初學佛者而譯出此淪後，其門下劉宋僧導和北魏僧嵩對此深加研究並作注疏，此論遂成爲南北朝時期最流行的佛典之一。僧導在壽春(今安徽壽縣)，僧嵩在彭城(今江蘇徐州)，分別形成廠成實學派的南北兩大系統，世稱壽春系和彭城系。南方著名的成實論師有宋代的昙濟、道猛、僧鍾等，齊代有慧次和僧柔。至梁代，成實學趨于大盛，“梁代叁大家”智藏、法雲和僧曼，皆爲著名的成實論師。陳代的成實論師明顯減少，但出現了值得重視的變化，即發揮《成實論》的“新”義，有所謂“新成實論師”之稱，其代表人物有智嚼及其弟子智脫。北方著名的成實論師有僧嵩的弟子僧淵，僧淵的弟子昙度、慧紀、道登，另外還有慧嵩、靈殉、道憑、道紀等，都知名于一時。
成實師講《成實論》，或兼弘“叁論”，或調和《涅槃》，曾對各家學說産生過廣泛的影響。到隋代吉藏創叁論宗，判《成實論》爲小乘後，成實學派逐漸衰微。唐代唯識學興起，成實學雖仍有余波，但學派已不複存在。
地論學派 地論學派是研習並弘傳《十地經論》的佛教學派，爲北朝所特有，且對北朝佛教影響最大。古印度世親的《十地經淪》原是對《華嚴經·十地品》所說菩薩修行的十個階位(十地)和教義作的解釋，由于它特別發揮了“叁界唯心”和“唯識”等理論，因而成爲瑜伽行派早期的代表作之一。譯出此論的北魏僧人菩提流支和勒那摩提對論中所論的“阿梨耶識”和佛性的解釋各不相同，其徒遂分爲地論學派的南北兩道，佛教史上稱其爲相州南道和相州北道。相州南道和相州北道曾圍繞著當常、現常(即佛性的本有、始有)問題進行過長期的爭論，並在判教問題上有過四宗五宗之爭。
地論學派的南北兩道，以南道爲盛。北道道寵門下著名的地論師有僧休、法繼、誕禮、牢宜、儒果、志念等，但除志念外，其他人的情況都沒有記載流傳下來。有關《地論》方面的著作，現也幾乎無存。南道慧光所傳的《地論》之學，在當時北方就是一代顯學。慧光門下知名者極多，最突出的有法上和道憑等。法上在魏齊二代得到了統治者的崇信和支持，曆爲統師近四十年，“所部僧尼二百余萬”。法上的弟子很多，以淨影寺的慧遠影響爲最大。慧遠的<<大乘義章》在闡述地論學派南道的主張的同時，對佛教大小乘的各種教義、術語都進行了解釋，被認爲是集南北朝佛學之大成的佛教名著，在中國佛教史上有重要的地位。慧光的另一個弟子道憑與法上齊名，時有語曰：“憑師法相，上公文句，一代希寶。”除南北兩道之外，還有其他一些淪師也兼通《地淪》，例如前面提到的攝論師靖嵩，就是兼通《地淪》的著名代表。地論學派在南北朝末年和隋代便趨于與攝論學派融合，至唐代唯識宗和華嚴宗創立以後，便不再獨立存在。
叁論學派 叁論學派是以《中論》、《百論》和《十二門論》這“叁論”爲理論依據而成就的學派。“叁論”雖由後秦鸠摩羅什譯出，有僧肇等人加以闡釋發揮，但叁論學的興起則始于梁代的僧朗。僧朗爲遼東人，劉宋時人關研習叁論，于齊梁時來到江南，住建康郊外的攝山棲霞寺從法度受學。法度卒後，僧朗“繼踵先師，複綱山寺”，後人稱其爲“攝嶺師”或“攝山大師”。僧朗“凡厥經律，皆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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