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佛教的曲折发展及其现代意义
——以儒佛道三教关系为视角
洪修平
在过去的2008年，南京大报恩寺遗址有关地宫文物的出土，备受人们关注，吸引了无数人的眼球，也引发了大报恩寺与长干寺、阿育王塔与佛舍利等相关问题的讨论。同时，具有悠久历史和广泛影响的中国佛教文化，也进一步引起了人们的兴趣。由于外来的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始终是与中国固有的以儒、道为代表的传统思想文化相互碰撞冲突和融合渗透的复杂关系中展开的，故本文拟以儒佛道三教关系为视角来探讨中国佛教文化的曲折发展及其在现代社会的意义与作用。
一
中国佛教文化是整个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虽然创立于古印度，却兴盛在中国。外来佛教传人中国以后，即经历了一个不断中国化的过程。在中国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和制约下，在同传统思想文化的相互冲突与相互交融中，佛教逐渐发展成为中国的民族宗教，形成了富有特色的中国佛教文化。中国佛教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千百年来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道德、宗教、哲学乃至科学、文学和艺术以及各族人民的思想观念和社会生活都发生了极其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外来佛教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发展、开花、结果而形成的中国佛教文化，是中华文化园地中富有特色的一枝奇葩，是中华文化宝贵遗产中的独特瑰宝。在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中，既有“有形”的物质形态的存在，例如佛教寺院、造像石刻、经籍书画等等，又有主要通过“无形”的方式传承下来的非物质形态的存在，例如佛教节日、观音传说、梵呗音乐等等，其中有的已经与中华民俗文化融为一体，例如腊八节、庙会文化等等。中国佛教文化中的“有形”和“无形”、物质和非物质的不同形态，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了中国佛教文化的整体，共同为中国佛教文化的繁荣兴盛和绵延发展做出了贡献。
印度佛教在两汉之际经西域传至中国内地，这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自此以后，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又融入了新的内容与养料，变得更加丰富和灿烂，并获得了新的发展的动力，从而进入了一个在中外文化交融中不断发展的新时期。
外来的佛教文化之所以能在传人中国以后广为传播，并流传发展数千年而绵延不绝，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能满足社会和人生的某些需要。从历史上看，传统文化对外来的佛教一方面采取了一种本能的拒斥态度，另一方面又敞开它博大的胸怀有选择地吸收容纳了佛教中有价值的东西或先秦以来传统文化中所欠缺的东西，例如佛教的思辨哲学和对生死问题的关注等等。相对的封闭及对外来文化的拒斥，使传统文化保持了其独特的魅力和稳定的发展；而相对的开放及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又使传统文化充满了朝气和活力，不断实现着自我的更新和完善。传统文化对历史上外来文化的第一次大规模传人所表现出的双重性格和所进行的成功的交融，至今仍对我们的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从佛教方面来看，不同的民族，往往有其独特的人生理想、生活目标和价值取向，表现出不同的民族文化气质，这种民族文化气质，一般又会通过哲学、伦理、宗教等不同的文化形态表现出来。产生于印度的佛教，由于文化传统和社会背景的不同，在许多方面都与中国固有的思想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佛教在传人中国以后，十分注意“人乡随俗”的重要性，自觉发挥自身适应环境的内在机制，以“随机”、“方便”为理论依据，积极与中土原有的思想文化相适应。可以说，带着南亚次大陆古印度民族文化印记的佛教一进入中土，就与中国宗教和文化形成了一种相异互补、相斥互融的复杂关系。而中国人对佛教的接受程度，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佛教在中国的盛衰命运。因此，外来佛教传人中国以后，在丰富发展传统文化的同时，其自身也经历了一个不断中国化的过程。所谓佛教的中国化，是指印度佛教传人中国以后，为了适应中国社会与文化
的需要而不断地调整乃至改变自己，在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相适应过程中最终演变发展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表现出中华民族传统精神风貌与特征的“中国佛教”。从思想理论上看，佛教的中国化很大程度上就是佛教的儒学化和老庄玄学化①。正是在与儒、道的相交互融中，中国佛教文化最终得以与中国传统的儒、道文化并驾齐驱，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产生了天台、华严和禅宗这些富有特色的中国佛教宗派。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始终与中国固有的以儒、道为主要代表的思想文化处在相互冲突和相互融合的复杂关系之中，儒佛道三教在冲突中融合，在融合中发展，构成了汉代以后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中国佛教正是在三教的冲突和融合中得到了不断发展，而佛教中国化的历史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是一部三教关系史②。佛教中国化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内容和特征，大体经历了两汉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依附、迎合、调和，魏晋南北朝时期与传统儒道共存并进、冲突交流，隋唐时期吸收融合、独立创造，以及入宋以后，内外融合、渗透合一的历史过程。了解中国佛教文化曲折发展的历史过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中国佛教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特点与精神。
二
从历史上看，佛教初传，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它只是被当作黄老神仙方术的一种而在皇室及贵族上层中间流传，一般百姓很少接触，少量的佛寺主要是为了满足来华的西域僧人居住和过宗教生活的需要。到东汉末年，佛教开始在社会上有进一步的流传。随着西域来华僧人的增多，译经事业日趋兴盛，大小乘佛教都于此时传到中国。东汉时的佛事活动以译经为主，而在汉代佛经的翻译中，佛教对中国思想文化的迎合特别表现在对儒、道思想观念和名词术语的借用上，儒学化和老庄化的倾向十分明显，这直接影响到了百姓对佛教的理解和接受度。
根据比较确切的记载，最早来华的译经大师是从安息国来的安世高，他主要译介的是小乘禅数之学，在他译出的佛经中曾广泛使用了许多中国道家固有的概念，例如用“无为”来表示佛教的“涅榘”。比安世高稍晚一点来到中国的汉代译经大师是从月支国来的支娄迦谶，他主要译介的是大乘般若学，在他译出的《道行般若经》中，也借用了“本无”、“自然”等概念来表示佛教“缘起性空”的基本思想。汉译佛经的老庄化倾向不仅有利于佛教思想在中土的传播，而且也加深了佛教对中国传统思想发展的影响。魏晋玄学的形成与发展以及玄佛合流的出现，都与此深有关系③。
汉代译出的佛经还在许多方面为适应以儒家名教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观念而做出了调整。例如安世高所译的《佛说尸迦罗越六方礼经》，或者将原文中与儒家孝道不相一致的内容删除不译，或者另外加进了子女应奉养父母的教训，而把原文中夫妻、主仆平等的关系改译为丈夫高于妻子、奴婢侍奉主人，等等。汉代译经出现的迎合中国儒家伦理的倾向在以后的译经中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乃至在唐代出现了中国人编的《父母恩重经》等专讲孝道的佛经，特别迎合了中国人重视家庭伦理的生活习俗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最迟在三国时，佛教徒就提出了儒佛道三教一致论，这在成书于汉末或三国时的牟子《理惑论》中就有清楚的记载。自此以后，这种观点一直在中国佛教的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为佛教在中土的发展开拓着道路，并为中国佛教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氛围。
由于佛教毕竟是外来宗教，在与儒、道相调和的同时，佛教与儒、道的冲突和争论也一直没有间断过。早在初传之时，佛教就遭到了儒家的批评与反对。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和势力日盛，儒家更从社会经济、王道政治、伦理纲常等多方面来排斥佛教。在理论上，儒家则展开了对佛教神不灭论与因果报应论的批判。面对儒家的种种攻击，佛教徒或者通过把佛教的“五戒”与儒家的“五常”相比配等来说明儒佛一致，或者在佛教的思想体系中加入忠孝仁义等儒家的内容以调和儒佛的分歧，而更多的则是以社会教化作用的相同来强调儒佛的互为补充，可以并行不悖。在南北朝时的三教之争中，尤以佛道之争最为激烈。佛教与道教，既有理论上的分歧，例如佛教讲“无我”、“无生”，道教讲“真我”、“无死”，佛教讲“因缘而有”，道教讲“自然之化”，等等，更有政治上和宗教上的矛盾。佛、道互相指责对方为异端邪说，甚至不惜利用政权的力量来打击对方，以至酿成了多次流血事件，宗教之争发展为政治斗争。佛教与儒、道之间的论争，体现了佛教势力的增长，以及佛教对自身在中．土独立发展的维护。
由于南北朝时期社会政治分裂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佛教与王权、与儒、道的关系在南方和北方的情况也有所不同。南方帝王崇佛，在梁武帝时达到高潮，重视译经、弘扬佛理、广建寺庙、盛造佛像，以至于出现“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景象，但他们对儒、道仍加以利用，儒佛道三教皆有助于王化的思想在南朝基本上占主导地位。南朝帝王对过分发展的佛教采取某些限制措施，其手段一般也比较温和，儒、道对佛教的批评攻击虽然有时很激烈，如出现的“夷夏之辨”、“佛法与名教之辨”、“神灭与神不灭之争”，但也仅停留在理论的论争上。可北方的情况却不太一样。北朝的君权更为集中，佛教与儒、道之间的争论，特别是佛道之争，往往理论上的争论少，政治上的斗争多，这种斗争直接导致了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利用政治力量两次灭佛的流血事件。正因为此，在北方非但没有出现沙门该不该礼敬王者的争论，反而出现了拜天子即为礼佛的说法。南北朝佛教与儒、道关系的全面展开，以及政治对三教关系的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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