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也使佛教更清楚地认识到自身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认识到自身中国化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这无疑有助于佛教进一步调整自身，创立适应新的社会文化环境的中国佛教。

　　隋唐时期，随着统一的封建帝国的建立，中国佛教的发展也进入了调和南北不同学风而创宗立派的新时期，各具特色的中国化佛教宗派纷纷出现，从思想理论上看，它们大都是基于佛教的立场而大量融和吸收了儒、道的文化内容，并与儒、道逐渐形成了三教鼎立的局面。这个时期，三教之间在政治、经济和理论上的矛盾争论仍然不断，但三教融合的总趋势却始终不变，三教中许多重要的思想家都从自身发展的需要出发以及迎合大一统政治的需要而提倡三教合一。例如名僧宗密明确提出，“孔、老、释迦，皆是至圣”，故“三教皆可遵行”(《华严原人论》)。由于儒家提倡的三纲五常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立国之本，因此，佛教对它的融合吸收和与之合流的趋势在隋唐时日益加强。当时社会上出现了许多中国人编的强调忠君孝亲的佛教经典，还出现了不少以孝而闻名的“孝僧”。而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有一套适合中华民族心理、为许多人熟悉和欢迎的宗教理论和修养方法，老庄道家的玄思和自然主义的生活态度也为一部分士大夫所津津乐道，因而佛教对道家道教亦表示了足够的重视。天台宗先驱慧思甚至把道教长生不死的神仙思想纳入佛教，发愿先成神仙再成佛。隋唐时期佛教宗派的创立和发展，及其对儒、道思想的自觉融合，标志着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走向极盛，融合印度佛教和传统儒、道思想的中国化佛教基本成熟。

　　在三教融合的总趋势下，隋唐时期的三教之争也有新的发展，三教经常就排列次序的先后而展开激烈的争论，而儒家也经常站在道教一边，从国家经济收入或封建伦理纲常的角度对佛教进行批判。三教之间的争论往往又与帝王对三教的政策交织在一起，不同的统治者由于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和个人的喜好不同，在如何利用三教的问题上，具体的政策与手段往往有所不同，这又对三教之争造成直接的影响。唐武宗会昌年间的灭佛，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从此以后，随着唐王朝的渐趋衰落，佛教的许多宗派也一蹶不振，佛道之争乃至儒佛道三教之争，也就不再像过去那么激烈和频繁了，佛教与儒、道的关系也逐渐迎来了人宋以后以儒家为主，佛道为辅的三教合一的新阶段。

　　人宋以后，三教合一的思潮逐渐成为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主流，从佛教与儒、道的关系来看，由于入宋以后佛教的一些基本观点和方法为儒家所吸收，其自身的发展则Et趋式微，因而在理论上更强调与儒、道的融合，宣扬三教一致论，特别是加强与儒家思想的融合。宋代以后佛教高僧对儒家思想的融合具有与以前不同的特点，他们往往都主动接近儒学，天台智圆甚至明确地宣称自己晚年所作“以宗儒为本”④。这反映了宋代以后代表中央政权意识形态的新儒学势力的增强，隋唐三教鼎立的局面已逐渐被儒家为主体的三教合一所代替。宋以后，佛教与道教的融合也日趋紧密，乃至在僧人中不断出现“好道”的标榜和“重道”的提倡⑤。佛道二教的民间信仰也日益融合，甚至发展到后来，佛寺道观同立关帝与观音像。中国佛教虽然在理论上趋于衰微，但它传播的范围和在中国民众中的影响却达到了相当的程度，它对社会生活和文化领域的渗透，也日益加深。

　　儒佛道三教从早期强调“三教一致”，到唐代的“三教鼎立”、“三教融合”，进而发展为人宋以后思想上的“三教合一”，这标志着三教关系随着社会经济和政治的需要而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佛教与儒、道分别找到了各自的位置，形成了以儒为主、以佛道为辅的最佳组合形式。明清时期，“三教合一”继续成为名僧禅师的共同主张。例如明末清初的禅师元贤提出了“三教一理”、“理实唯一”的主张，这种三教同归于一“理”的思想，显然受到了宋明理学的深刻影响。这个时期的佛教以“为善去恶”相号召，修建的佛教寺院林立于中国名山大川和都市乡镇，潜移默化地融人到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中国人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三

　　外来佛教在中国发展的道路是曲折的，从汉代佛教的传人，面对中国传统宗教与文化的抗拒，到隋唐时期中国化佛教宗派的创立，标志着佛教中国化的基本完成。而唐宋以后形成的三教合一的思潮则表明，佛教最终融入到了中华传统文化之中，成为中国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中国佛教既继承了印度佛教的基本精神，关注人心的解脱，同时又在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的氛围中，吸收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内容和方法，为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而有所发展，有所创新，形成了自身的一些特点。对于这些特点，我们可以从不同的方面来看。例如，从思想理论和思维方的角度看，中国佛教强调人人皆有佛性、人人能成佛的众生平等说，鼓励每个人靠自己的努力来实现解脱，这既是对佛陀创教基本精神的继承和发挥，也特别反映了中国佛教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对个人道德完善和自我价值实现的追求。同时，中国佛教比较重“顿悟”的直观思维方式，各个宗派虽然在判教时都是兼融顿渐，以圆为究竟，但都是视顿高于渐的，中国化最为典型的惠能禅宗则更是以“顿悟成佛”相号召。若从修行实践上看，中国佛教比较崇尚简易性，在中国得到最广泛流传的是印度佛教中所没有的禅宗和净土宗，而这两个宗派都以理论的简要和修行方式的简易为特色。

　　中国佛教还具有十分显明的调和与圆融的特点。佛教本来就十分强调众缘和合，认为万法皆是因缘和合而生，在强调“和而不同”(《论语·子路》)的中国文化氛围中，中国佛教更表现出了调和圆融的特点，这不仅体现在天台宗“一念三千”“三谛圆融”、华严宗“法界缘起”和禅宗的“以空融有、空有相摄”等理论学说中，而且还表现在其他许多方面。例如在对待中国固有的传统思想文化方面，佛教自传入始就努力调和与儒、道等思想的矛盾冲突，不断地援儒、道等传统思想入佛。同时，在对待佛教内部的差异方面，由于印度佛教本身就有大小乘、空有宗等的区

　　别，而中国地域广阔，社会环境多样，佛教传人中土后，受不同地域文化的影响，也易形成不同的学风或学派宗派，当分属不同思想体系的佛教一起来到中国，并出现不同的佛教理论学说时，就有一个如何解释佛教自身的差别，如何统摄佛教不同派别、不同经典学说的问题，中国佛教通过各种不同的判教学说，对佛教内部各种理论学说进行了调和融合。

　　而中国佛教最鲜明的不同于印度佛教的特色，则是它把印度佛教中蕴含着的对人或人生的关注及肯定作了充分的发挥与发展，形成了它特有的重现实社会和人生的特点。中国佛教文化之所以能与传统的儒、道并列成为传统思想文化最基本、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一方面与佛教本身的特点有关，它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中国固有的传统思想文化对生死问题关注或解决不够等某些缺憾或不足，另一方面与佛教在同中国儒道等的冲突与互融中日益走向现实的社会人生，日益铸就其现实性的品格也是分不开的。佛教所蕴含的对人生永恒幸福的追求在重视现实社会人生的中国这块土地上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扬光大。⑥遍及中国大地的寺院佛像，逢年过节都会有无数善男信女前来祈福求平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中国佛教特点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内在的根据主要有佛教“应病与药”、“随机设教”的方便法门等，其突出的外因则有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王权政治力量的强大、宗法伦理的影响的深远和思想文化的现实主义、人文主义精神等。中国佛教在发挥印度佛教人生论所潜含的积极意义的同时，更多地面向了现实的社会和人生，本质上追求出世的佛教最终以心性本体论为依持，通过强调“出世不离人世”而走上了人间佛教的道路，并与儒、道一起，各以其独特的精神在传统文化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历史上所谓“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此三者，经世、出世之学备矣”⑦，就是古人对三教人生哲学互补的一个概括。

　　在现代社会，中国佛教文化仍然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例如，佛教的人生哲学可以给人以思想启迪，佛教的文学艺术可以给人以精神享受，中国佛教的圆融精神对于当代的文化建设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就佛教与儒道人生哲学的互补对现实人生和现实人格的培养来看，儒家以修齐治平为核心的人生观是以可以入世为前提的，但人在现实生活中却并非时时可以入得了世的，当人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难以实现自我价值和发挥自我才能时，一味强调“知其不可而为之”显然是不够的；再者，儒家强调主体道德上的自觉完善，这对“性善”而欲为善者来说是有意义的，但对“性恶”而不欲为善者就缺少一种强制性的威慑力量。如何联系人自身未来的遭遇和命运来说明为善去恶的必要性，儒家在这方面缺少专门的理论。道家道教的避世法自然、在现实社会之外另觅仙境或另求逍遥人生的理论，为人的实现提供了另一种途径，道教的“承负说”也从子孙会受报应的角度对人的为善去恶进行了劝戒，但进而人世与退而避世在儒、道那里似乎还是两分对立的，从根本上看，儒家的“有为”和道家的“无为而无不为”都体现着某种计较成败得失的追求。儒家的“未知生，焉知死”、与道家的“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又都把对人及人生问题的探讨限定在现世，未能以超越生死的眼光来审视整个人生，且对现实人生的进退现象之必然性缺乏有力的说明。而佛教则以其独特的人生哲学对每个人生死祸福等人生遭遇作了系统的说明，并以一切皆空、业报轮回等理论从根本上化解了人们计较执著的意义，引导人们为善去恶，消除贪欲，从而弥补了儒、道的某些不足。虽然佛教将社会矛盾化为个人心理的自我调控，其消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但它“人世以求解脱”的终极理想又使它能够以一种超脱此岸的超越精神来审视整个现实的社会人生，使人不至于过分沉溺于世俗的物欲而不能自拔，不至于为此生此世的不如意而过分烦恼，从而在实际生活中对人的心理和精神的调节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帮助人以出世的心态来超然处世，从而凡事既积极进取，又在精神上超越成败得失，无所烦恼。这无论是对个体的生存还是对整个社会的稳定，应该说都是有一定意义的。

　　从中国佛教的圆融和谐精神对当前的社会与文化建设而言，在当代经济全球化的同时，文化之间的差异也更加明显，经济矛盾、社会冲突更加突出。不同文化、各种宗教在相互碰撞、相互冲突的同时，也开始了对话、交流和相互学习。文化的多元并存、协调发展已成为时代文化发展的需要，和谐世界的构建已成为人们的共同心愿。在这方面，中国佛教的圆融和谐精神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中国佛教的圆融精神所体现出来的对不同文化、不同思想学说的包容、吸收和容纳，对于今天多元文化并存的态势下，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和谐世界的建立，都具有重要的意义。⑧再从中国佛教的圆融性思维来看，它的“法界缘起”、“一念三干”等突出了人与世界之间的有机联系和复杂关联，强调人的一念心牵连着三千世间的存在与变化，这种圆融性思维不仅对于现代人的工具化思维、线性思维具有互补作用，而且对于重新认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世界的关系也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在物质财富和人的物欲同步迅速增长的当今之世，在人们追求外在的财富而忘却自身内在的价值和“人”的生活的时候，弘扬包括中国佛教在内的传统文化的优秀精华是十分有意义的。中国佛教不仅对佛教信徒有意义，而且对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内在精神的提升，也都具有一定的意义。特别在当今社会，人们普遍面临着追寻或重建精神家园的需要，如何帮助现代人摆脱各种精神困扰以安顿自我，正确对待物欲以提升自我，中国佛教可以发挥它特有的作用。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促进了社会物质文明的不断提高，但在媒体广告的不断刺激下，追求当下快乐的大众流行文化，容易使人在不断追求物质享受和感官刺激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异化为经济动物、金钱奴隶。物质的丰富并没有给人带来精神上的愉悦与满足，在享受高度现代化生活的同时，面对快节奏的工作与生活，以及异常激烈的市场竞争，反而精神烦恼丛生，生活无聊空虚。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人生的意义究竟在哪里？这既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也是一个崭新的问题。中国佛教在这方面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启示。

　　注释：

　　①请参阅拙文《论汉地佛教的方术灵神化、儒学化与老庄玄学化——从思想理论的层面看佛教的中国化》，载《中国佛教与儒道思想》，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

　　②《儒佛道三教关系与中国佛教的发展》，载《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③关于佛教般若学对玄学的影响，请参阅拙文《佛教般若思想的传人和魏晋玄学的产生》(载《中国佛教与儒道思想》，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和王晓毅的《王弼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④《闲居编》卷二十二《谢吴寺丞撰闲居编序书》。

　　⑤例如智圆曾自称“好道注《阴符》”(《闲居编》卷四十八《潜夫咏》)，《宋高僧传》的作者赞宁也表示仰慕高僧的“好儒重道”(《大宋僧史略》卷下)。

　　⑥请参阅拙文《试论中国佛教思想的主要特点及其人文精神>，载《南京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⑦《憨山大师梦游全集》卷三十九。

　　⑧即将于2009年3月28日至4月l日在江苏无锡开幕、在台北闭幕的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就是以“和谐世界，众缘和合”为主题。

《论中国佛教的曲折发展及其现代意义——以儒佛道三教关系为视角》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