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诏复“依所须供给，务使周备”。[20]这样，以玄奘为“译主”的宏大译场得以成立，开始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译经事业，也是盛唐时期宏伟的文化事业。
中国的译经是从简至繁地发展的。汉魏译经在民间进行，译经者二三人至四五人，译主[21]一般即携来梵本(或胡本)佛经或口诵出佛经者，如此人不懂汉文，需有“口传者” (或口译者)，然后由“笔受者”写成汉文。笔受者可至二三人，可就译文详加斟酌。如果译主懂汉文，则可与助手切磋后口宣汉文，由笔受者笔录为文。译经资金和条件的提供者为“劝助者”。西晋的规模较大，但译经分工大体仍这样。至东晋十六国时期，前秦道安、后秦鸠摩罗什译经，因为直接得到前秦、后秦政府的大力支持，规模空前，译经分工更加细密。主译者，如鸠摩罗什，因已经学会汉语，可自由翻译，有时“手执胡本，口宣秦言”，“曲从方言，而趣不乖本”，在译《摩诃般若经》时，后秦王姚兴亲览旧经，验其得失，与著名学僧五百余人详加审定，然后抄写。还有一种情况是，如没有现成梵本(或胡本)，则先应口诵经本，然后笔受为梵(或胡)文，再经口译后笔译为汉文，最后再经正(或证)义、校对。道安主持译《阿毗昙毗婆沙》是这样，鸠摩罗什主持所译的《十诵律》(厨宾僧弗若多罗诵出)《四分律》(罽宾僧佛陀耶舍诵出)也采取这种方式。隋时首设统一国家的译场——长安大兴善寺和洛阳上林园的翻经馆，任僧官或高僧担任“监护”。唐代从玄奘开始，设立了规模大、分工细的译场，但担任监护的改为俗官，如相当宰相职位的左仆射房玄龄“专任监护”。
译场中有些什么主要职务，可从以下引文找到答案。《三藏法师传》卷六载：
夏六月戊戌，证义大德谙解大小乘经论，为时辈所推者一十二人至，即：京弘福寺沙门灵润、沙门文备、罗汉寺沙门慧贵、实际寺沙门明琰、宝昌寺沙门法祥、静法寺沙门普贤、法海寺沙门神防、廓州法讲寺沙门道琛、汴州演觉寺沙门玄忠、蒲州普救寺沙门神泰、绵州振音寺沙门敬明、益州多宝寺沙门道因等。
又有缀文大德九人至，即：京师普光寺沙门楼玄、弘福寺沙门明璇、会昌寺沙门辩机、终南山丰德寺沙门道宣、简州福聚寺沙门静迈、蒲州普救寺沙门行友、栖岩寺沙门道卓、幽州照仁寺沙门慧立、洛州天宫寺沙门玄则等。
又有字学大德一人至，即京大总持寺沙门玄应。
又有证梵语、梵文大德一人至，即京大兴善寺沙门玄谟。
自余笔受、书手，所司供料等并至。
其中的“证义”，是考证已译之文是否妥当，提出建议供译主斟酌。“缀文”，把译出的经文按汉文语法贯连起来，还做修辞润色的工作。“字学”或“正字字学”，负责考辨字体、训读音义。玄应后来撰写《一切经音义》二十五卷。“证梵语梵文”，考校不同梵本，对照所译梵本，考察文义的同异正误，并审核译文得失。“笔受”，是按译主确定的译文笔录下来。如译主不懂汉文，没有现成梵本，则据记忆诵出，由笔受者先录梵文。“书手”是译场中的抄写员，把定稿的译经抄写出来。到义净译经时，在“证梵文”之外又置“证梵义”者。此外，还有担任校勘、译经前唱诵梵呗者。
朝廷大臣除可受命担任统辖译场组织和行政事物的“监护”之外，还可参与译经的审定润文工作。如唐初印度僧波颇为译主译经时，右光禄大夫太府卿萧璩“总知监护”，上柱国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太子詹事杜正伦、礼部尚书李孝恭等奉敕“参助详定”。玄奘在高宗时示意中书侍郎李义府陈奏皇帝，希望大臣赞助译经。高宗立即下诏命尚书左仆射于志宁、中书令来济、礼部尚书许敬宗、黄门侍郎薛元超、中书侍郎李义府等“时为看阅，有不稳便处，即随事润色”[22]。虽然有些显宦贵臣只是挂个名，但他们在朝野的影响对译经和佛教的传播十分有利[23]。当然，译场的大小因译主和所译经典的不同也有差别。
玄奘的译经先后直接得到唐太宗和唐高宗的支持，由政府提供一切条件，按唐代道宣的话讲是“公给资什”。译场先后设在西京弘福寺、大慈恩寺的翻经院及在坊州宜君县(在今陕西铜川)的玉华宫。玄奘在陪从太宗、高宗的过程中也先后在西京皇宫内的弘法院、终南山的翠微宫、洛阳的积翠宫译经。
唐太宗晚年“气力不如平昔，有忧生之虑”，常与玄奘谈论佛法，并询问译经进度及佛经内容。贞观二十二年(648)在玄奘译完《大菩萨藏经》及《瑜伽师地论》等一批经典，撰述《大唐西域记》结束之时，太宗应玄奘再三表请，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称玄奘为“法门之领袖”，赞其学德。最后说：“方冀兹经流施，将日月而无穷；斯福遐敷，与乾坤而永大”[24]。接着，当时为太子的李治又写了称誉玄奘求法译经及太宗写序的《述圣记》(也作《述三藏圣教序》)。唐太宗还采纳玄奘的建议下诏在京城和各地度僧。全国有寺3716座，计度僧18500余人。
唐高宗即位，对玄奘更加崇敬，应玄奘的请求在大慈恩寺建造放置经像的五级砖塔——大雁塔，又亲自为大慈恩寺撰写碑文，请玄奘搬到新建的西明寺居住，还特地允许他长住玉华宫主持翻译《大般若经》。
玄奘在佛学上的深厚造诣和西行求法的非凡经历，固然是取得皇帝及大臣信任、优遇的重要原因，也与他善于迎合他们的心理，密切地与他们交往有关。例如，显庆元年(656)十月被立为皇后刚满一年的武则天在临产李显(后即位为中宗)之时，玄奘启奏；“圣体必安和无苦，然所怀者是男……”过了几天看见有一只赤雀飞止于宫内，便特地上表“为陈喜相”，祈祝皇后平安，说：“伏惟皇帝、皇后德通神明，恩加兆庶，礼和乐洽，仁深义远，故使羽族呈样，神禽效质，显子孙之盛，彰八百之隆，既为曩伐之休符，亦是当今之灵贶。”[25]李显诞生后，高宗立即派使者告诉玄奘，并说： “愿法师护念，号为佛光王。”玄奘上表祝贺。在李显生满三日、满月、百日之时，都上表贺，赠法衣等；在满月时奉敕为他剃发[26]。
玄奘的声望日著，在中央和地方上任职的官员也纷纷前来致礼问法或受戒。玄奘虽为出家人，但他在向这些人传法之际也结合运用儒家的纲常名教思想进行说教。例如在永徽二年(651)瀛州刺史贾敦颐、蒲州刺使李道裕、谷州刺使杜正伦、恒州刺使萧锐在京时参礼玄奘，从受菩萨戒。玄奘“为广说菩萨行法，劝其事君尽忠，临下慈爱”。他们在谢书中谈到了从玄奘所听授佛法的内容，如“因机以接物，假相而弘道”；“悟佛性之在身，知境界之唯识”；“始知如来之性即是世间，涅架之际不殊生死，行于般若便是不行，得彼菩提翻为无德”[27]，是说虽身居军政要职，实践儒家名教，并不妨碍信奉大乘佛法，生死与涅架，出世与世间本来是“不二”的。
正因为这样，玄奘从上至皇帝，下至王公大臣百官得到广泛支持，使他主持下的译经能在空前优越的条件下进行，由他和弟子们提倡的法相唯识宗能盛行一时。
三 玄奘所译主要佛典介绍
玄奘从唐太宗贞观十九年(645)五月至唐高宗麟德元年(664)正月的约20年的时间里，共译大小乘经典75部1335卷。
我们可按内容将玄奘的译经作一个大致的分类，其中大乘佛典的般若中观类有6部615卷，按卷数占全部译经的46％；其次为瑜伽唯识经典，有21部201卷，占译经卷数的15％；小乘佛典中以说一切有部的论书数量最大，有14部445卷，占译经卷数的33％，其他大小乘经典仅占约6％。
在般若中观类佛典中以《大般若经》篇幅最大，有600卷。瑜伽唯识类经典虽数量不大，但都是玄奘及其弟子弘传的重点，是法相唯识宗的主要依据。在玄奘译出的经典中，有相当部分是重译(“新译重本”)，有29部，占译经总数的10．8％。其中《大般若经》中有108卷是重译，占全经的18％。
下面大体上按类别对玄奘的译经进行介绍。
(一)般若中观类
《般若经》是大乘佛教早期经典之一，从小品《般若经》到大品《般若经》，直到《大般若经》，篇幅和内容逐渐扩充，在大藏经中般若类经典竟占全部经藏的四分之一以上[28]。《般若经》为大乘佛教提供理论基础，被称为“诸佛之母”，从唐智升《开元释教录》开始，在经录中和据此经录“人藏录”编纂的大藏经中被置于经藏的首位。中观类佛典是论释般若理论的，从龙树(约3世纪)著《中论》、《十二门论》等开始，后世续有中观类著作出世。
玄奘译的般若中观类佛典有：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简称《大般若经》，六百卷
译于唐显庆五年(660年)正月至龙朔三年(663年)十月，笔受者有普光、大乘钦、嘉尚等。
玄奘带回三种梵本，对校后才译。梵本共有20万偈。谓佛在王舍城鹫峰山、舍卫城给孤独园、他化自在天王宫、王舍城竹林精舍四个处所(“四处”)，经十六次讲经会宣说此经(“十六会”)。译经中弟子几度提出作些删略，玄奘“不敢更删，一如梵本”。 ，
其中新译出的以往没有译本的(新译单本)有第一会(卷一一一四OO)、第三会(卷四七九一一五三七)、第五会(卷五五六一一五六五)、第十一至第十六会(卷五七九一一六OO，说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六度)。
新译出而以往和稍后有译本的(新译重本)有第二会(卷四O一一四七八)，与西晋竺叔兰、无罗叉译《放光般若经》、竺法护译《光赞般若经》、后秦鸠摩罗什译《摩诃般若经》，是同本异译，但缺《常啼品》等；第四会(卷五三八一一五五五)，与东汉支谶译《道行般若经》、吴支谦译《大明度无极经》、前秦昙摩蜱和竺佛念译《摩诃般若钞经》、后秦鸠摩罗什译《小品般若经》，是同本异译，亦缺《常啼品》等；第六会(卷五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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