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诏複“依所須供給，務使周備”。[20]這樣，以玄奘爲“譯主”的宏大譯場得以成立，開始了中國曆史上最大規模的譯經事業，也是盛唐時期宏偉的文化事業。
中國的譯經是從簡至繁地發展的。漢魏譯經在民間進行，譯經者二叁人至四五人，譯主[21]一般即攜來梵本(或胡本)佛經或口誦出佛經者，如此人不懂漢文，需有“口傳者” (或口譯者)，然後由“筆受者”寫成漢文。筆受者可至二叁人，可就譯文詳加斟酌。如果譯主懂漢文，則可與助手切磋後口宣漢文，由筆受者筆錄爲文。譯經資金和條件的提供者爲“勸助者”。西晉的規模較大，但譯經分工大體仍這樣。至東晉十六國時期，前秦道安、後秦鸠摩羅什譯經，因爲直接得到前秦、後秦政府的大力支持，規模空前，譯經分工更加細密。主譯者，如鸠摩羅什，因已經學會漢語，可自由翻譯，有時“手執胡本，口宣秦言”，“曲從方言，而趣不乖本”，在譯《摩诃般若經》時，後秦王姚興親覽舊經，驗其得失，與著名學僧五百余人詳加審定，然後抄寫。還有一種情況是，如沒有現成梵本(或胡本)，則先應口誦經本，然後筆受爲梵(或胡)文，再經口譯後筆譯爲漢文，最後再經正(或證)義、校對。道安主持譯《阿毗昙毗婆沙》是這樣，鸠摩羅什主持所譯的《十誦律》(廚賓僧弗若多羅誦出)《四分律》(罽賓僧佛陀耶舍誦出)也采取這種方式。隋時首設統一國家的譯場——長安大興善寺和洛陽上林園的翻經館，任僧官或高僧擔任“監護”。唐代從玄奘開始，設立了規模大、分工細的譯場，但擔任監護的改爲俗官，如相當宰相職位的左仆射房玄齡“專任監護”。
譯場中有些什麼主要職務，可從以下引文找到答案。《叁藏法師傳》卷六載：
夏六月戊戌，證義大德谙解大小乘經論，爲時輩所推者一十二人至，即：京弘福寺沙門靈潤、沙門文備、羅漢寺沙門慧貴、實際寺沙門明琰、寶昌寺沙門法祥、靜法寺沙門普賢、法海寺沙門神防、廓州法講寺沙門道琛、汴州演覺寺沙門玄忠、蒲州普救寺沙門神泰、綿州振音寺沙門敬明、益州多寶寺沙門道因等。
又有綴文大德九人至，即：京師普光寺沙門樓玄、弘福寺沙門明璇、會昌寺沙門辯機、終南山豐德寺沙門道宣、簡州福聚寺沙門靜邁、蒲州普救寺沙門行友、棲岩寺沙門道卓、幽州照仁寺沙門慧立、洛州天宮寺沙門玄則等。
又有字學大德一人至，即京大總持寺沙門玄應。
又有證梵語、梵文大德一人至，即京大興善寺沙門玄谟。
自余筆受、書手，所司供料等並至。
其中的“證義”，是考證已譯之文是否妥當，提出建議供譯主斟酌。“綴文”，把譯出的經文按漢文語法貫連起來，還做修辭潤色的工作。“字學”或“正字字學”，負責考辨字體、訓讀音義。玄應後來撰寫《一切經音義》二十五卷。“證梵語梵文”，考校不同梵本，對照所譯梵本，考察文義的同異正誤，並審核譯文得失。“筆受”，是按譯主確定的譯文筆錄下來。如譯主不懂漢文，沒有現成梵本，則據記憶誦出，由筆受者先錄梵文。“書手”是譯場中的抄寫員，把定稿的譯經抄寫出來。到義淨譯經時，在“證梵文”之外又置“證梵義”者。此外，還有擔任校勘、譯經前唱誦梵呗者。
朝廷大臣除可受命擔任統轄譯場組織和行政事物的“監護”之外，還可參與譯經的審定潤文工作。如唐初印度僧波頗爲譯主譯經時，右光祿大夫太府卿蕭璩“總知監護”，上柱國尚書左仆射房玄齡、太子詹事杜正倫、禮部尚書李孝恭等奉敕“參助詳定”。玄奘在高宗時示意中書侍郎李義府陳奏皇帝，希望大臣贊助譯經。高宗立即下诏命尚書左仆射于志甯、中書令來濟、禮部尚書許敬宗、黃門侍郎薛元超、中書侍郎李義府等“時爲看閱，有不穩便處，即隨事潤色”[22]。雖然有些顯宦貴臣只是挂個名，但他們在朝野的影響對譯經和佛教的傳播十分有利[23]。當然，譯場的大小因譯主和所譯經典的不同也有差別。
玄奘的譯經先後直接得到唐太宗和唐高宗的支持，由政府提供一切條件，按唐代道宣的話講是“公給資什”。譯場先後設在西京弘福寺、大慈恩寺的翻經院及在坊州宜君縣(在今陝西銅川)的玉華宮。玄奘在陪從太宗、高宗的過程中也先後在西京皇宮內的弘法院、終南山的翠微宮、洛陽的積翠宮譯經。
唐太宗晚年“氣力不如平昔，有憂生之慮”，常與玄奘談論佛法，並詢問譯經進度及佛經內容。貞觀二十二年(648)在玄奘譯完《大菩薩藏經》及《瑜伽師地論》等一批經典，撰述《大唐西域記》結束之時，太宗應玄奘再叁表請，寫了《大唐叁藏聖教序》，稱玄奘爲“法門之領袖”，贊其學德。最後說：“方冀茲經流施，將日月而無窮；斯福遐敷，與乾坤而永大”[24]。接著，當時爲太子的李治又寫了稱譽玄奘求法譯經及太宗寫序的《述聖記》(也作《述叁藏聖教序》)。唐太宗還采納玄奘的建議下诏在京城和各地度僧。全國有寺3716座，計度僧18500余人。
唐高宗即位，對玄奘更加崇敬，應玄奘的請求在大慈恩寺建造放置經像的五級磚塔——大雁塔，又親自爲大慈恩寺撰寫碑文，請玄奘搬到新建的西明寺居住，還特地允許他長住玉華宮主持翻譯《大般若經》。
玄奘在佛學上的深厚造詣和西行求法的非凡經曆，固然是取得皇帝及大臣信任、優遇的重要原因，也與他善于迎合他們的心理，密切地與他們交往有關。例如，顯慶元年(656)十月被立爲皇後剛滿一年的武則天在臨産李顯(後即位爲中宗)之時，玄奘啓奏；“聖體必安和無苦，然所懷者是男……”過了幾天看見有一只赤雀飛止于宮內，便特地上表“爲陳喜相”，祈祝皇後平安，說：“伏惟皇帝、皇後德通神明，恩加兆庶，禮和樂洽，仁深義遠，故使羽族呈樣，神禽效質，顯子孫之盛，彰八百之隆，既爲曩伐之休符，亦是當今之靈贶。”[25]李顯誕生後，高宗立即派使者告訴玄奘，並說： “願法師護念，號爲佛光王。”玄奘上表祝賀。在李顯生滿叁日、滿月、百日之時，都上表賀，贈法衣等；在滿月時奉敕爲他剃發[26]。
玄奘的聲望日著，在中央和地方上任職的官員也紛紛前來致禮問法或受戒。玄奘雖爲出家人，但他在向這些人傳法之際也結合運用儒家的綱常名教思想進行說教。例如在永徽二年(651)瀛州刺史賈敦頤、蒲州刺使李道裕、谷州刺使杜正倫、恒州刺使蕭銳在京時參禮玄奘，從受菩薩戒。玄奘“爲廣說菩薩行法，勸其事君盡忠，臨下慈愛”。他們在謝書中談到了從玄奘所聽授佛法的內容，如“因機以接物，假相而弘道”；“悟佛性之在身，知境界之唯識”；“始知如來之性即是世間，涅架之際不殊生死，行于般若便是不行，得彼菩提翻爲無德”[27]，是說雖身居軍政要職，實踐儒家名教，並不妨礙信奉大乘佛法，生死與涅架，出世與世間本來是“不二”的。
正因爲這樣，玄奘從上至皇帝，下至王公大臣百官得到廣泛支持，使他主持下的譯經能在空前優越的條件下進行，由他和弟子們提倡的法相唯識宗能盛行一時。
叁 玄奘所譯主要佛典介紹
玄奘從唐太宗貞觀十九年(645)五月至唐高宗麟德元年(664)正月的約20年的時間裏，共譯大小乘經典75部1335卷。
我們可按內容將玄奘的譯經作一個大致的分類，其中大乘佛典的般若中觀類有6部615卷，按卷數占全部譯經的46％；其次爲瑜伽唯識經典，有21部201卷，占譯經卷數的15％；小乘佛典中以說一切有部的論書數量最大，有14部445卷，占譯經卷數的33％，其他大小乘經典僅占約6％。
在般若中觀類佛典中以《大般若經》篇幅最大，有600卷。瑜伽唯識類經典雖數量不大，但都是玄奘及其弟子弘傳的重點，是法相唯識宗的主要依據。在玄奘譯出的經典中，有相當部分是重譯(“新譯重本”)，有29部，占譯經總數的10．8％。其中《大般若經》中有108卷是重譯，占全經的18％。
下面大體上按類別對玄奘的譯經進行介紹。
(一)般若中觀類
《般若經》是大乘佛教早期經典之一，從小品《般若經》到大品《般若經》，直到《大般若經》，篇幅和內容逐漸擴充，在大藏經中般若類經典竟占全部經藏的四分之一以上[28]。《般若經》爲大乘佛教提供理論基礎，被稱爲“諸佛之母”，從唐智升《開元釋教錄》開始，在經錄中和據此經錄“人藏錄”編纂的大藏經中被置于經藏的首位。中觀類佛典是論釋般若理論的，從龍樹(約3世紀)著《中論》、《十二門論》等開始，後世續有中觀類著作出世。
玄奘譯的般若中觀類佛典有：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簡稱《大般若經》，六百卷
譯于唐顯慶五年(660年)正月至龍朔叁年(663年)十月，筆受者有普光、大乘欽、嘉尚等。
玄奘帶回叁種梵本，對校後才譯。梵本共有20萬偈。謂佛在王舍城鹫峰山、舍衛城給孤獨園、他化自在天王宮、王舍城竹林精舍四個處所(“四處”)，經十六次講經會宣說此經(“十六會”)。譯經中弟子幾度提出作些刪略，玄奘“不敢更刪，一如梵本”。 ，
其中新譯出的以往沒有譯本的(新譯單本)有第一會(卷一一一四OO)、第叁會(卷四七九一一五叁七)、第五會(卷五五六一一五六五)、第十一至第十六會(卷五七九一一六OO，說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六度)。
新譯出而以往和稍後有譯本的(新譯重本)有第二會(卷四O一一四七八)，與西晉竺叔蘭、無羅叉譯《放光般若經》、竺法護譯《光贊般若經》、後秦鸠摩羅什譯《摩诃般若經》，是同本異譯，但缺《常啼品》等；第四會(卷五叁八一一五五五)，與東漢支谶譯《道行般若經》、吳支謙譯《大明度無極經》、前秦昙摩蜱和竺佛念譯《摩诃般若鈔經》、後秦鸠摩羅什譯《小品般若經》，是同本異譯，亦缺《常啼品》等；第六會(卷五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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