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显宗修学的建构与作用

　　内容摘要：本文在第一手藏文资料的基础上，对藏传佛教显宗修学体系的建立过程、理论建构和实践作用作了比较系统的梳理、归纳和分析。认为显宗修学体系的建立经过了一个循序渐进、不断创新、逐步完善的历程，而“五部大论”作为其理论建构的基奠，其实践作用在于培育贯通佛教三藏的高僧大德。

　　关键词：修学 历史　理论　实践

　　一、建立过程

　　1、初创时期

　　藏传佛教修学之初创时期，可上溯至西元8世纪。根据《巴协》(rba bzhad)等史籍记载：桑耶寺大殿四周建有四大洲八小洲之称的学院或佛殿，东边有清净律藏院(Rnam Dag Khrima Khang Gling)、智慧文殊院(Mkhyen RabVjam Dpal Gling)、妙音语言院(Brdv Sbyor Tshang Mang Gling)，南边有降魔居士院(Bdul Vdul Sngags Pa Gling)、圣大悲观音院(Avry Pa Lovi Gling、译经天竺院(Sgra Bsgyur Gling)，西边有毗若遮那院(Bee Ro Tsa Na Gling)、弥勒院(Byams Pa Gling)、禅定院(Bsam Gtan Gling)，北边有聚宝院(Rin Chen Sna Tshogs Gling)、菩提发心院(SemsBskyed Byang Chub Gling)、护法贝哈院(Dkor Mdzod Dpe Har Gling)。［①］　从当时桑耶寺各个学院所发挥的作用来看，每个学院皆凸现了各自的专业侧重点，如清净律藏院主要用于讲经或出家僧尼受戒，藏族“七觉士”就是在这里受戒出家，成为吐蕃第一批比丘僧团；［②］　智慧文殊院是研习佛学的场所；妙音语言院是学习多门语言的场所；降魔居士院是专门举行密宗法事的场所；圣大悲观音院是赞普赤松德赞修持本尊马头明王的场所；译经天竺院是专门翻译佛经的场所；毗若遮那院是授记预言的佛殿；弥勒院是预测未来的佛殿；禅定院是专门坐禅静修的场所；菩提发心院是高僧大德讲经和出家人修行发菩提心的场所。

　　特别是寂护，他在桑耶寺主持翻译并讲解律藏经典和中观思想，开创了讲经听法的学风。正如“寂护堪布负荷讲说从律藏到中观的说法重任，打开讲听之风。”［③］　这是注重对佛教显宗教理学习的一项重要举措。另据《如意宝树史》记载，寂护在桑耶寺译经院主持译经的同时，在桑耶寺清净律藏院传授别解脱律仪戒，在菩提发心院传授菩萨戒，宣讲自己的《中观庄严论》和智藏的《中观二谛论》，从而确立了重视佛教戒律、宣导中观思想的教规。

　　2、中兴时期

　　藏传佛教的修学，初创不久便遭遇朗达玛灭法运动而中断近百年。后来随着藏传佛教“后弘期”的肇始而全面恢复，尤其是噶当派高僧对寺院教育的复兴做出巨大贡献。1073年，俄勒贝喜饶(Rngog Legs PviShes Rab)在拉萨以南、聂塘以东的地方(今堆龙德庆县境内)创建一座寺院，名“桑浦乃托寺”(Gsang PhuSne Thog Dgon)，简称桑浦寺。当时桑浦寺以弘扬藏传佛教因明学及辩经学而著称于整个藏传佛教界。俄勒贝喜饶是阿底峡尊者的四大弟子或三大弟子之一，曾赴康区亲近赛尊(Se Btsun)大师，深入学习佛教三藏，学业圆满后，于1045年返回前藏，建立讲经院，培养了众多学问僧弟子。阿底峡尊者在聂塘传授佛法期间，俄勒贝喜饶遂前往阿底峡处听讲不少佛经，还请阿底峡和那措译师翻译了《中观心论注》(Dbu Ma Snying Povi Ti Ka)，复请阿底峡撰写了《中观教授论》。创建桑浦寺后，俄勒贝喜饶经常往返于热振寺与桑浦寺之间，沟通关系、交流经验，共同弘扬阿底峡的教法体系。俄勒贝喜饶去世后，由他的侄子兼著名弟子俄罗丹喜饶继任桑浦寺住持。

　　俄罗丹喜饶(Rngog Blo Ldan Shes Rab，1059～1109)，从小跟随叔叔俄勒贝喜饶学习佛法，由于他天资聪慧，深得叔叔喜爱，17岁时便被派往喀什米尔求法，途经阿里时又巧遇参加了著名的阿里丙辰法会，［④］　并得到阿里王子旺秀德(Dbang Phyug Lde)的资助，使他在喀什米尔专心留学达17年，广拜名师系统研习佛法。留学期间曾应旺秀德的请求，同班智达噶丹嘉布一起翻译了《量庄严论》。俄罗丹喜饶学成返回故乡后，依然拜师学法不辍，还曾赴尼泊尔拜阿都拉亚巴寨等大师专门修习密法。从尼泊尔归来，他开始校订或翻译佛经，成为一名著名的佛经翻译家。同时，他以桑浦寺为中心在拉萨、桑耶、聂谷那、聂岗土、藏绛喀等地，讲经说法，广收徒弟。他主要传授因明学、慈氏五论、中观等佛教显宗经论，其学僧弟子达23000多人，其中能够宣讲佛法的有2130多人，阐释经论的有1800多人，讲解《量决定论》的有280多人，讲授《量庄严论》等大论的有55人。1109年，俄罗丹喜饶在桑耶寺附近的旅途中去世，享年50岁。香蔡邦曲吉喇嘛、卓罗巴罗智琼奈、琼仁钦劄和寨喜饶帕，是继承和发扬俄叔侄开创的桑浦寺教法体系的四大著名弟子。　

　　香蔡邦曲吉喇嘛(Zhang Tshe Spong Chos Kyi Bla Ma)主持桑浦寺期间，学僧猛增，寺院扩建，教育体系趋于完善。当时以俄罗丹喜饶灵塔为中心，在东边由恰巴曲吉桑格(Phya Pa Chos Kyi Seng Ge)讲授因明学；在南边由嘉强日瓦(Rgya Mching Ru Ba)讲授般若；在西边由仁钦次臣(Rin Chen Tshul Khrims)上师讲授《现观庄严论》；在北边由云丹喜饶(Yon Tan Shes Rab)讲授律藏。［⑤］　尤其是恰巴曲吉桑格将因明学分类分科并根据学僧的佛学水准分成五个班级，而且建立相互提问解答的辨经制度，使藏传佛教因明学(或辩论学)更加科学化。这一时期除了桑浦寺外，还有不少寺院初步建立了学习五部大论的教学机制，诸如蔡贡唐(Tshal Gung Thang)、德瓦坚热瓦堆(Bde Ba Can Ra Ba Stod)、纳唐(Snar Than)、萨迦(Sa Skya)、昂仁(Ngam Ring)、夏鲁(Zha Lu)、楚普(Khro Phu)、奈宁(Gnas Rnying)、矫摩隆(Skyor Mo Lung)、布东(Bo Dong)、巴南嘎东(Pa Rnam Dgav Gdong)、堆隆措麦(Stod Lung Mtsho Smad)、斯普(Zur Bu)、桑日(Bzang Ri)、泽当(Rtsed Thang)等二十多个学经院，［⑥］　为积极推行学习五部大论、建立健全寺院教育体系做出重要贡献。［⑦］　至此，藏传佛教后弘期内产生的以桑浦寺为中心的藏传佛教寺院修学体系基本形成。

　　3、发展时期

　　随着藏传佛教寺院的蓬勃发展，特别是后起之秀格鲁派的创立，更加完善了藏传佛教的修学体系。1409年，宗喀巴大师在拉萨以东的卓日窝切山腰创建了甘丹寺，并在该寺推行严守佛教戒律，遵循学经次第，提倡先显后密(即显密相融)的修学体系。实际上，宗喀巴早在他36岁时就开始招收徒弟讲经说法，先后在各地讲授《现观庄严论》、《因明》、《中论》、《俱舍论》等。他还专门研习噶当派的教法及《菩提道炬论》等重要经论，同时系统修学萨迦派的“道果法”、噶举派的“大手印法”等各种密法。因此，宗喀巴最终通达各派显密教法，以中观为正宗，以噶当派教义为立宗之本，综合各派之长，并亲自修行证验，建立了格鲁派的修学体系。譬如，宗喀巴不仅富有创见性地将五部大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而且在格鲁派寺院内建立了学科分类、高低分层的教育体制。根据五部大论的相互关系和内容深浅不同等特点，制定先学摄类学，认为摄类学或释量论是开启一切佛学知识之门的钥匙；其次为般若学，认为般若学是佛学的基础理论；之后为中观学，认为中观学是建立佛学观点的理论基石；而后为俱舍论，认为俱舍论是领会小乘之因、道、果理论的权威经典；最后是戒律学，认为戒律学是了解和遵循佛教戒律的历史和规则，以及如何修持和授受佛教戒律的经典理论。可以说，宗喀巴在融会贯通五部大论的基础上建立的教育体制，是一种系统掌握佛教三藏的颇具科学性的修学体系。所以，这一教育体制很快在格鲁派各大寺院推行，并对其他宗派的修学体系产生深远影响。

　　二、理论建构

　　根据格鲁派的阐释，释迦牟尼开创的佛教正法，归根结底，是由教义理论和实践证验构成，因而一切“教”的正法，则摄在经、律、论三藏之中；一切“证”的正法，又摄在戒、定、慧三学之中。为此，提倡三藏不可偏废，而三学也必须全面修习。也就是说，凡是立为佛教正法者，其见、修、行三者不可违背三藏教法；自心行持，也要随顺三学证法。同时，还要具备方便智慧双运之道，以及空性大悲之觉悟。正因为有了如此的宗教见地，方能令每个学僧力争做到对于经藏，多闻深思，在大小乘的三学上，认真修习；对于律藏也要尽力修习，通达戒、定二学；对于论藏也要不断研习，获取通晓诸法性相的智慧。

　　从佛学见、修、行的角度看，大乘之“见”是在中观学和因明学中阐述或体现，而大乘之“行”则在般若学中阐述或体现；小乘之“见”和“行”都在俱舍论中阐述或体现；大小乘之共同戒律是在戒律学中阐述或体现；而大小乘之“修”则在　“见”和“行”的阐释中涉足。所以，学习五部大论，将会明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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