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傳佛教顯宗修學的建構與作用
內容摘要：本文在第一手藏文資料的基礎上，對藏傳佛教顯宗修學體系的建立過程、理論建構和實踐作用作了比較系統的梳理、歸納和分析。認爲顯宗修學體系的建立經過了一個循序漸進、不斷創新、逐步完善的曆程，而“五部大論”作爲其理論建構的基奠，其實踐作用在于培育貫通佛教叁藏的高僧大德。
關鍵詞：修學 曆史 理論 實踐
一、建立過程
1、初創時期
藏傳佛教修學之初創時期，可上溯至西元8世紀。根據《巴協》(rba bzhad)等史籍記載：桑耶寺大殿四周建有四大洲八小洲之稱的學院或佛殿，東邊有清淨律藏院(Rnam Dag Khrima Khang Gling)、智慧文殊院(Mkhyen RabVjam Dpal Gling)、妙音語言院(Brdv Sbyor Tshang Mang Gling)，南邊有降魔居士院(Bdul Vdul Sngags Pa Gling)、聖大悲觀音院(Avry Pa Lovi Gling、譯經天竺院(Sgra Bsgyur Gling)，西邊有毗若遮那院(Bee Ro Tsa Na Gling)、彌勒院(Byams Pa Gling)、禅定院(Bsam Gtan Gling)，北邊有聚寶院(Rin Chen Sna Tshogs Gling)、菩提發心院(SemsBskyed Byang Chub Gling)、護法貝哈院(Dkor Mdzod Dpe Har Gling)。［①］ 從當時桑耶寺各個學院所發揮的作用來看，每個學院皆凸現了各自的專業側重點，如清淨律藏院主要用于講經或出家僧尼受戒，藏族“七覺士”就是在這裏受戒出家，成爲吐蕃第一批比丘僧團；［②］ 智慧文殊院是研習佛學的場所；妙音語言院是學習多門語言的場所；降魔居士院是專門舉行密宗法事的場所；聖大悲觀音院是贊普赤松德贊修持本尊馬頭明王的場所；譯經天竺院是專門翻譯佛經的場所；毗若遮那院是授記預言的佛殿；彌勒院是預測未來的佛殿；禅定院是專門坐禅靜修的場所；菩提發心院是高僧大德講經和出家人修行發菩提心的場所。
特別是寂護，他在桑耶寺主持翻譯並講解律藏經典和中觀思想，開創了講經聽法的學風。正如“寂護堪布負荷講說從律藏到中觀的說法重任，打開講聽之風。”［③］ 這是注重對佛教顯宗教理學習的一項重要舉措。另據《如意寶樹史》記載，寂護在桑耶寺譯經院主持譯經的同時，在桑耶寺清淨律藏院傳授別解脫律儀戒，在菩提發心院傳授菩薩戒，宣講自己的《中觀莊嚴論》和智藏的《中觀二谛論》，從而確立了重視佛教戒律、宣導中觀思想的教規。
2、中興時期
藏傳佛教的修學，初創不久便遭遇朗達瑪滅法運動而中斷近百年。後來隨著藏傳佛教“後弘期”的肇始而全面恢複，尤其是噶當派高僧對寺院教育的複興做出巨大貢獻。1073年，俄勒貝喜饒(Rngog Legs PviShes Rab)在拉薩以南、聶塘以東的地方(今堆龍德慶縣境內)創建一座寺院，名“桑浦乃托寺”(Gsang PhuSne Thog Dgon)，簡稱桑浦寺。當時桑浦寺以弘揚藏傳佛教因明學及辯經學而著稱于整個藏傳佛教界。俄勒貝喜饒是阿底峽尊者的四大弟子或叁大弟子之一，曾赴康區親近賽尊(Se Btsun)大師，深入學習佛教叁藏，學業圓滿後，于1045年返回前藏，建立講經院，培養了衆多學問僧弟子。阿底峽尊者在聶塘傳授佛法期間，俄勒貝喜饒遂前往阿底峽處聽講不少佛經，還請阿底峽和那措譯師翻譯了《中觀心論注》(Dbu Ma Snying Povi Ti Ka)，複請阿底峽撰寫了《中觀教授論》。創建桑浦寺後，俄勒貝喜饒經常往返于熱振寺與桑浦寺之間，溝通關系、交流經驗，共同弘揚阿底峽的教法體系。俄勒貝喜饒去世後，由他的侄子兼著名弟子俄羅丹喜饒繼任桑浦寺住持。
俄羅丹喜饒(Rngog Blo Ldan Shes Rab，1059～1109)，從小跟隨叔叔俄勒貝喜饒學習佛法，由于他天資聰慧，深得叔叔喜愛，17歲時便被派往喀什米爾求法，途經阿裏時又巧遇參加了著名的阿裏丙辰法會，［④］ 並得到阿裏王子旺秀德(Dbang Phyug Lde)的資助，使他在喀什米爾專心留學達17年，廣拜名師系統研習佛法。留學期間曾應旺秀德的請求，同班智達噶丹嘉布一起翻譯了《量莊嚴論》。俄羅丹喜饒學成返回故鄉後，依然拜師學法不辍，還曾赴尼泊爾拜阿都拉亞巴寨等大師專門修習密法。從尼泊爾歸來，他開始校訂或翻譯佛經，成爲一名著名的佛經翻譯家。同時，他以桑浦寺爲中心在拉薩、桑耶、聶谷那、聶崗土、藏绛喀等地，講經說法，廣收徒弟。他主要傳授因明學、慈氏五論、中觀等佛教顯宗經論，其學僧弟子達23000多人，其中能夠宣講佛法的有2130多人，闡釋經論的有1800多人，講解《量決定論》的有280多人，講授《量莊嚴論》等大論的有55人。1109年，俄羅丹喜饒在桑耶寺附近的旅途中去世，享年50歲。香蔡邦曲吉喇嘛、卓羅巴羅智瓊奈、瓊仁欽劄和寨喜饒帕，是繼承和發揚俄叔侄開創的桑浦寺教法體系的四大著名弟子。
香蔡邦曲吉喇嘛(Zhang Tshe Spong Chos Kyi Bla Ma)主持桑浦寺期間，學僧猛增，寺院擴建，教育體系趨于完善。當時以俄羅丹喜饒靈塔爲中心，在東邊由恰巴曲吉桑格(Phya Pa Chos Kyi Seng Ge)講授因明學；在南邊由嘉強日瓦(Rgya Mching Ru Ba)講授般若；在西邊由仁欽次臣(Rin Chen Tshul Khrims)上師講授《現觀莊嚴論》；在北邊由雲丹喜饒(Yon Tan Shes Rab)講授律藏。［⑤］ 尤其是恰巴曲吉桑格將因明學分類分科並根據學僧的佛學水准分成五個班級，而且建立相互提問解答的辨經製度，使藏傳佛教因明學(或辯論學)更加科學化。這一時期除了桑浦寺外，還有不少寺院初步建立了學習五部大論的教學機製，諸如蔡貢唐(Tshal Gung Thang)、德瓦堅熱瓦堆(Bde Ba Can Ra Ba Stod)、納唐(Snar Than)、薩迦(Sa Skya)、昂仁(Ngam Ring)、夏魯(Zha Lu)、楚普(Khro Phu)、奈甯(Gnas Rnying)、矯摩隆(Skyor Mo Lung)、布東(Bo Dong)、巴南嘎東(Pa Rnam Dgav Gdong)、堆隆措麥(Stod Lung Mtsho Smad)、斯普(Zur Bu)、桑日(Bzang Ri)、澤當(Rtsed Thang)等二十多個學經院，［⑥］ 爲積極推行學習五部大論、建立健全寺院教育體系做出重要貢獻。［⑦］ 至此，藏傳佛教後弘期內産生的以桑浦寺爲中心的藏傳佛教寺院修學體系基本形成。
3、發展時期
隨著藏傳佛教寺院的蓬勃發展，特別是後起之秀格魯派的創立，更加完善了藏傳佛教的修學體系。1409年，宗喀巴大師在拉薩以東的卓日窩切山腰創建了甘丹寺，並在該寺推行嚴守佛教戒律，遵循學經次第，提倡先顯後密(即顯密相融)的修學體系。實際上，宗喀巴早在他36歲時就開始招收徒弟講經說法，先後在各地講授《現觀莊嚴論》、《因明》、《中論》、《俱舍論》等。他還專門研習噶當派的教法及《菩提道炬論》等重要經論，同時系統修學薩迦派的“道果法”、噶舉派的“大手印法”等各種密法。因此，宗喀巴最終通達各派顯密教法，以中觀爲正宗，以噶當派教義爲立宗之本，綜合各派之長，並親自修行證驗，建立了格魯派的修學體系。譬如，宗喀巴不僅富有創見性地將五部大論有機地結合在一起，而且在格魯派寺院內建立了學科分類、高低分層的教育體製。根據五部大論的相互關系和內容深淺不同等特點，製定先學攝類學，認爲攝類學或釋量論是開啓一切佛學知識之門的鑰匙；其次爲般若學，認爲般若學是佛學的基礎理論；之後爲中觀學，認爲中觀學是建立佛學觀點的理論基石；而後爲俱舍論，認爲俱舍論是領會小乘之因、道、果理論的權威經典；最後是戒律學，認爲戒律學是了解和遵循佛教戒律的曆史和規則，以及如何修持和授受佛教戒律的經典理論。可以說，宗喀巴在融會貫通五部大論的基礎上建立的教育體製，是一種系統掌握佛教叁藏的頗具科學性的修學體系。所以，這一教育體製很快在格魯派各大寺院推行，並對其他宗派的修學體系産生深遠影響。
二、理論建構
根據格魯派的闡釋，釋迦牟尼開創的佛教正法，歸根結底，是由教義理論和實踐證驗構成，因而一切“教”的正法，則攝在經、律、論叁藏之中；一切“證”的正法，又攝在戒、定、慧叁學之中。爲此，提倡叁藏不可偏廢，而叁學也必須全面修習。也就是說，凡是立爲佛教正法者，其見、修、行叁者不可違背叁藏教法；自心行持，也要隨順叁學證法。同時，還要具備方便智慧雙運之道，以及空性大悲之覺悟。正因爲有了如此的宗教見地，方能令每個學僧力爭做到對于經藏，多聞深思，在大小乘的叁學上，認真修習；對于律藏也要盡力修習，通達戒、定二學；對于論藏也要不斷研習，獲取通曉諸法性相的智慧。
從佛學見、修、行的角度看，大乘之“見”是在中觀學和因明學中闡述或體現，而大乘之“行”則在般若學中闡述或體現；小乘之“見”和“行”都在俱舍論中闡述或體現；大小乘之共同戒律是在戒律學中闡述或體現；而大小乘之“修”則在 “見”和“行”的闡釋中涉足。所以，學習五部大論，將會明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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