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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语言与汉语的融摄

  佛教语言与汉语的融摄

  ——以“平常心是道”为例

  达 照

  内容提要: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与中国的本土文化相互融合,参揉交错,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于是,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隐含着不计其数的佛教文化气息。其中,佛教语言(尤其是禅宗语言)占了很大的比率。

   “平常心是道”就是诸多佛教语言中的一句,本文试图以此为契入点,展开对“平常心是道”的辨析,从它的产生、原意及弘传情况,以及传统文化中对“平”与“常”的解释情形,乃至,在佛教与传统文化的交融过程中,佛教徒是如何利用了传统文化?又为传统文化服务的?并且用列表的方式将其表达出来。

   最后指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诸多不满之处,都可以通过修行,以达到“平常心是道”的人生境界,只有真正明白或证得此理,才能算作是一个完全自在的人。

   关键词:平常、道、佛教

  一、序说

  佛教从公元前后传入中国,成为我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哪个文化领域,都渗入了佛教文化的色彩。汉民族在有意无意之间,说话时都会流露出带有佛教意味的语言词汇,也就是在汉语里面,使用了大量的佛教词汇,所以有人说:“离开佛教用语,中国人就没法开口说话了”。人们在生活当中最常用的,如“报应”、“功课”、“随缘”、“方便”、“平等”、“不可思议”等日常用语,都是借用了佛教的词汇,分别予以新的含义,与佛教并不等同但又相似,也就是用中国人的习惯理解来套用了佛教词汇。可以说,这种“套用”的方式是一种文化的创新,不但过去、现在这样,将来还是会这样不停地发展下去的。

   “就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事物的发展也是这样的,古人今人,所处的时代和物质环境虽然有别,但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却是相通的。既然古人可以借用佛教用语,难道今人就不能用了吗?当然是可以的。今人不但把佛教的词汇用在正面的与佛教相同的意义上,如“慈悲”、“解脱”等等,而且还把某些佛教词汇用于反面的与佛教相反的意义上,比如:“胡说”,原来是指“胡人所说”的意思,佛教初传期的中国人,都把“佛”称为“胡”,把传播佛教的域外僧人都称为“胡僧”,古代就把“佛”称为“胡”,如《老子化胡经》的“胡”字就是指的佛教的“佛”。所以,原来的“胡说”应该是指“佛说”,《金刚经》云:“如来是如语者、实语者、不诳语者、不异语者”,故佛说的话都是最为真实,无有虚妄的。然而,现在我们所用 “胡说” 的意义却完全相反,是指没有根据的乱说,指责说假话的人的时候,就说他是“胡说”,由此可见,佛教用语已经成为中国人任意使用的语言材料。

   不但佛教的词汇被中国人所常用,而且佛教的格言、警句、机锋妙语也已经被中国人所熟知、所运用,把本民族以外的有益于本民族发展的事物、思想纳入本民族文化之中,这种不固执于原有文化、不先入为主的表现,是一个民族解放的象征,所谓“物为我所用,非为我所有”就是极具智慧的体现,正如常说的“拿来主意”,用佛教的话说,就是“方便善巧”或“应机说法”,这种“善巧”的作法,有一个根本的条件,就是不违背佛法的正见。在这个基本条件上,我们再来看佛教在现实社会以及民族文化中所起的作用,也许会客观冷静一些;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佛教的“目的”与任何文化都是相通的,都是要“解决人类各种各样的烦恼”,由于对“烦恼”的认识不一样,因此有不同的文化形态产生。

   从人类有文明以来,人类就不停地在努力奋斗,企图消灭内心中各种各样的烦恼,但结果往往令人失望!首先,有烦恼就得使它消灭,人类最初最直接用的办法就是发泄,通过痛哭、怒吼、殴打等等,发泄不完就成为疯子,然后就有人开始反思,原来这种发泄方式的“本身”就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于是就想出另一种发泄方法,通过这些方法来达到暂时的休息,如简单的赌博、吸毒、纵欲、麻醉等手段,可是在这些行为之后,却发现也并没有得到对烦恼最后的解脱,而且当后来回忆起曾经有这些行为时,内心又会因此而产生另外的一系列烦恼,就说明了这种简单的间接的发泄方式,也不理想。

   在人类文明不停地发展之后,人们又发现另一些新的解决烦恼的方法,通过这些方法方式来发泄烦恼与痛苦,其结果与以前两种(直接的不借形式的发泄和间接的借助简单形式的发泄)截然不同,那就是诗歌、音乐、书画等所谓的“艺术”,艺术是一种很微妙的发泄烦恼的方法,通过它能够发泄内心的烦恼,并以一种美的形式表现出来,当发泄完烦恼之后,回过头来检点自己过去在烦恼时所表现出来的一切行为,不但不会“借酒消愁愁更愁”,而且会产生一种强大的感动!所有的艺术都需要有所谓的“灵感”,而所谓的“灵感”就是一种琢磨不透的感觉和把持不定的情绪,这正是所有烦恼的最初状态。于是乎,艺术在人类文明史上就受到赞颂和发扬。

   由此推广开来,人类的一切学科又何尝不是为了解决人类的烦恼呢?而这些行为的结果也是复杂纷陈的,其共通点就是不能最终解决人们内心的烦恼。因此各种哲学的产生就有其重要的存在价值。更接近生命本身来解决烦恼的,就是各种宗教的出现。宗教是直接面对烦恼来说话的,所以,真正的宗教是会与人类并存下去的。佛教的出现也是基于这种社会人类的需要,严格地说,佛教思想是人类发展史上的必然产物,而非偶然性的,按佛经说就是佛已经观察时机因缘的成熟后,才来此娑婆世界度化众生的。

   可以说:整个佛法都只是围绕众生内心的“烦恼”这一主题而展开的,佛教认为众生的痛苦来自于见、思、无明等烦恼,要解决这些“烦恼”,就得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来修行。虽然“归元无二路”,但“方便”是“有多门”的。所以,在符合“三法印”或“一实相印”的情况下,方便设施是可以多种多样的,于是就有三大语系不同特色的佛教产生,就有中国汉语系的八大宗派,乃至更多的宗派产生。

   就解除烦恼这一主题而言,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是潜藏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不停刺激着中国民族文化,又不停地被中国民族文化所影响,就这样,佛教文化与中国固有文化相融相摄,从而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在中国汉传佛教的各大宗派中,尤其是唐朝禅宗的兴起,可以说佛教才真正融合了本土的思想,与本土思想丝丝缕缕说不清、理不明地隐隐约约地存在着。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人才深入的理解、运用佛教,为自己的生活、文化、思想等服务,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把佛教的教义表达得淋漓尽致,真正的把佛法生活化、简单化,这在禅宗的“公案”中表现得再清楚不过了。

   所谓“公案”,就是通过最简单的语言或行动来表达最复杂幽微的思想境界,机锋转语、公案灯录等都是这种情况下的产物,所谓“打禅机”也是指的这种情况,这种习惯一直流传至今,只要有大乘佛法的存在,这种状况就会存在下去。对于大乘佛法的国度来说,也有必要让它能够永久性地存在下去,并加以发扬光大。

   让我们今天再一次回顾历史,会发现许许多多的佛教语言在现实社会中仍然具有新鲜而强大的魅力。比如“平常心是道”就是极具新意的语言。这里试图站在现代人的立场,对“平常心是道”这一禅语作历史的回顾和新意的发挥,期望能对行色匆匆的现代人有所启迪,用现代人的眼光来分析和解读佛陀的教法,看看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有什么样的微妙关系,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斧正!

  二、“平常心是道”的提出及其原意

  “平常心是道”这句流传千古的名言,是马祖道一(709—788)最早提出的。《景德传灯录》卷二十八中的《江西大寂道一禅师语》说:

  道不用修,但莫污染。何为污染?但有生死心,造作趣向,皆是污染。若欲直会其道,平常心是道。 

  从此以后,禅门便多了一句法语,多了一个新的话题。即使在今天,人们在劝慰或提示对方时,也总不免要说一句“平常心是道”。

   那么,这里的“平常心是道”,其原意又是什么呢?马祖的解释是:

  谓平常心,无造作、无是非、无取舍、无断常、无凡无圣。……只如今行住坐卧、应机接物尽是道。(同上)

  这里的“平常心”,是“离言绝待”的,是指生命的本然状态,没有经过任何雕琢的本来面目,反映在生活当中的就是安祥、喜悦、通达等等。所以马祖接下去说:“行住坐卧、应机接物尽是道”,明确了“道”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存在的。虽然生命的当下就是“道”,但是“道”又不仅仅属于生命的哪一个部分,也就是说“道”并不只是“行住坐卧、应机接物”等等,因为“道”还要“无造作、无是非……”。但也不是离开了“行住坐卧、应机接物”等日常生活,而另有一个“道”的存在,是相融相即,无形无相的。即“造作、取舍……”而“无造作、取舍……”的,这种不即不离的思想境界,是没有办法用语言文字来描述的,所谓“言忘虑绝”。然而,对一个得道的禅师来说,正因为没有办法说,所以也就不妨信口开河地说,只有这样,才可以方便善巧地作种种说,才可以说三藏十二部经,才可以说千七百公案。因此才可以说“即心是佛”,才可以说“非心非佛”。也因此,“平常心是道”这句法语才得以流传。

   到了南泉普愿(748—834)时,对“平常心是道”这句禅语就运用得更加自如了,如《五灯会元》卷四中说:     

  (赵州)问南泉曰:“如何是道”?泉曰:“平常心是道”。

  南泉是马祖的得意门人,他深得马祖的心髓,所以在接引后学的时候就自然而然地应用了马祖的禅语,而他对“平常心是道”的理解即有继承马祖的一面,又有自己更加深入的叙说。如《五灯会元》卷四所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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