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語言與漢語的融攝
——以“平常心是道”爲例
達 照
內容提要：佛教傳入中國之後，與中國的本土文化相互融合，參揉交錯，形成了中國化的佛教。于是，中國人在日常生活中隱含著不計其數的佛教文化氣息。其中，佛教語言(尤其是禅宗語言)占了很大的比率。
“平常心是道”就是諸多佛教語言中的一句，本文試圖以此爲契入點，展開對“平常心是道”的辨析，從它的産生、原意及弘傳情況，以及傳統文化中對“平”與“常”的解釋情形，乃至，在佛教與傳統文化的交融過程中，佛教徒是如何利用了傳統文化？又爲傳統文化服務的？並且用列表的方式將其表達出來。
最後指出人們在現實生活中的諸多不滿之處，都可以通過修行，以達到“平常心是道”的人生境界，只有真正明白或證得此理，才能算作是一個完全自在的人。
關鍵詞：平常、道、佛教
一、序說
佛教從公元前後傳入中國，成爲我國傳統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無論是哪個文化領域，都滲入了佛教文化的色彩。漢民族在有意無意之間，說話時都會流露出帶有佛教意味的語言詞彙，也就是在漢語裏面，使用了大量的佛教詞彙，所以有人說：“離開佛教用語，中國人就沒法開口說話了”。人們在生活當中最常用的，如“報應”、“功課”、“隨緣”、“方便”、“平等”、“不可思議”等日常用語，都是借用了佛教的詞彙，分別予以新的含義，與佛教並不等同但又相似，也就是用中國人的習慣理解來套用了佛教詞彙。可以說，這種“套用”的方式是一種文化的創新，不但過去、現在這樣，將來還是會這樣不停地發展下去的。
“就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事物的發展也是這樣的，古人今人，所處的時代和物質環境雖然有別，但是，事物發展的規律卻是相通的。既然古人可以借用佛教用語，難道今人就不能用了嗎？當然是可以的。今人不但把佛教的詞彙用在正面的與佛教相同的意義上，如“慈悲”、“解脫”等等，而且還把某些佛教詞彙用于反面的與佛教相反的意義上，比如：“胡說”，原來是指“胡人所說”的意思，佛教初傳期的中國人，都把“佛”稱爲“胡”，把傳播佛教的域外僧人都稱爲“胡僧”，古代就把“佛”稱爲“胡”，如《老子化胡經》的“胡”字就是指的佛教的“佛”。所以，原來的“胡說”應該是指“佛說”，《金剛經》雲：“如來是如語者、實語者、不诳語者、不異語者”，故佛說的話都是最爲真實，無有虛妄的。然而，現在我們所用 “胡說” 的意義卻完全相反，是指沒有根據的亂說，指責說假話的人的時候，就說他是“胡說”，由此可見，佛教用語已經成爲中國人任意使用的語言材料。
不但佛教的詞彙被中國人所常用，而且佛教的格言、警句、機鋒妙語也已經被中國人所熟知、所運用，把本民族以外的有益于本民族發展的事物、思想納入本民族文化之中，這種不固執于原有文化、不先入爲主的表現，是一個民族解放的象征，所謂“物爲我所用，非爲我所有”就是極具智慧的體現，正如常說的“拿來主意”，用佛教的話說，就是“方便善巧”或“應機說法”，這種“善巧”的作法，有一個根本的條件，就是不違背佛法的正見。在這個基本條件上，我們再來看佛教在現實社會以及民族文化中所起的作用，也許會客觀冷靜一些；從文化的角度來看，佛教的“目的”與任何文化都是相通的，都是要“解決人類各種各樣的煩惱”，由于對“煩惱”的認識不一樣，因此有不同的文化形態産生。
從人類有文明以來，人類就不停地在努力奮鬥，企圖消滅內心中各種各樣的煩惱，但結果往往令人失望！首先，有煩惱就得使它消滅，人類最初最直接用的辦法就是發泄，通過痛哭、怒吼、毆打等等，發泄不完就成爲瘋子，然後就有人開始反思，原來這種發泄方式的“本身”就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于是就想出另一種發泄方法，通過這些方法來達到暫時的休息，如簡單的賭博、吸毒、縱欲、麻醉等手段，可是在這些行爲之後，卻發現也並沒有得到對煩惱最後的解脫，而且當後來回憶起曾經有這些行爲時，內心又會因此而産生另外的一系列煩惱，就說明了這種簡單的間接的發泄方式，也不理想。
在人類文明不停地發展之後，人們又發現另一些新的解決煩惱的方法，通過這些方法方式來發泄煩惱與痛苦，其結果與以前兩種(直接的不借形式的發泄和間接的借助簡單形式的發泄)截然不同，那就是詩歌、音樂、書畫等所謂的“藝術”，藝術是一種很微妙的發泄煩惱的方法，通過它能夠發泄內心的煩惱，並以一種美的形式表現出來，當發泄完煩惱之後，回過頭來檢點自己過去在煩惱時所表現出來的一切行爲，不但不會“借酒消愁愁更愁”，而且會産生一種強大的感動！所有的藝術都需要有所謂的“靈感”，而所謂的“靈感”就是一種琢磨不透的感覺和把持不定的情緒，這正是所有煩惱的最初狀態。于是乎，藝術在人類文明史上就受到贊頌和發揚。
由此推廣開來，人類的一切學科又何嘗不是爲了解決人類的煩惱呢？而這些行爲的結果也是複雜紛陳的，其共通點就是不能最終解決人們內心的煩惱。因此各種哲學的産生就有其重要的存在價值。更接近生命本身來解決煩惱的，就是各種宗教的出現。宗教是直接面對煩惱來說話的，所以，真正的宗教是會與人類並存下去的。佛教的出現也是基于這種社會人類的需要，嚴格地說，佛教思想是人類發展史上的必然産物，而非偶然性的，按佛經說就是佛已經觀察時機因緣的成熟後，才來此娑婆世界度化衆生的。
可以說：整個佛法都只是圍繞衆生內心的“煩惱”這一主題而展開的，佛教認爲衆生的痛苦來自于見、思、無明等煩惱，要解決這些“煩惱”，就得通過各種各樣的方法來修行。雖然“歸元無二路”，但“方便”是“有多門”的。所以，在符合“叁法印”或“一實相印”的情況下，方便設施是可以多種多樣的，于是就有叁大語系不同特色的佛教産生，就有中國漢語系的八大宗派，乃至更多的宗派産生。
就解除煩惱這一主題而言，佛教與中國固有文化是潛藏著密不可分的關系，不停刺激著中國民族文化，又不停地被中國民族文化所影響，就這樣，佛教文化與中國固有文化相融相攝，從而成爲了中國傳統文化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
在中國漢傳佛教的各大宗派中，尤其是唐朝禅宗的興起，可以說佛教才真正融合了本土的思想，與本土思想絲絲縷縷說不清、理不明地隱隱約約地存在著。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中國人才深入的理解、運用佛教，爲自己的生活、文化、思想等服務，用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把佛教的教義表達得淋漓盡致，真正的把佛法生活化、簡單化，這在禅宗的“公案”中表現得再清楚不過了。
所謂“公案”，就是通過最簡單的語言或行動來表達最複雜幽微的思想境界，機鋒轉語、公案燈錄等都是這種情況下的産物，所謂“打禅機”也是指的這種情況，這種習慣一直流傳至今，只要有大乘佛法的存在，這種狀況就會存在下去。對于大乘佛法的國度來說，也有必要讓它能夠永久性地存在下去，並加以發揚光大。
讓我們今天再一次回顧曆史，會發現許許多多的佛教語言在現實社會中仍然具有新鮮而強大的魅力。比如“平常心是道”就是極具新意的語言。這裏試圖站在現代人的立場，對“平常心是道”這一禅語作曆史的回顧和新意的發揮，期望能對行色匆匆的現代人有所啓迪，用現代人的眼光來分析和解讀佛陀的教法，看看佛教與中國傳統文化之間有什麼樣的微妙關系，不當之處，敬請方家斧正！
二、“平常心是道”的提出及其原意
“平常心是道”這句流傳千古的名言，是馬祖道一(709—788)最早提出的。《景德傳燈錄》卷二十八中的《江西大寂道一禅師語》說：
道不用修，但莫汙染。何爲汙染？但有生死心，造作趣向，皆是汙染。若欲直會其道，平常心是道。
從此以後，禅門便多了一句法語，多了一個新的話題。即使在今天，人們在勸慰或提示對方時，也總不免要說一句“平常心是道”。
那麼，這裏的“平常心是道”，其原意又是什麼呢？馬祖的解釋是：
謂平常心，無造作、無是非、無取舍、無斷常、無凡無聖。……只如今行住坐臥、應機接物盡是道。(同上)
這裏的“平常心”，是“離言絕待”的，是指生命的本然狀態，沒有經過任何雕琢的本來面目，反映在生活當中的就是安祥、喜悅、通達等等。所以馬祖接下去說：“行住坐臥、應機接物盡是道”，明確了“道”是在日常生活當中就存在的。雖然生命的當下就是“道”，但是“道”又不僅僅屬于生命的哪一個部分，也就是說“道”並不只是“行住坐臥、應機接物”等等，因爲“道”還要“無造作、無是非……”。但也不是離開了“行住坐臥、應機接物”等日常生活，而另有一個“道”的存在，是相融相即，無形無相的。即“造作、取舍……”而“無造作、取舍……”的，這種不即不離的思想境界，是沒有辦法用語言文字來描述的，所謂“言忘慮絕”。然而，對一個得道的禅師來說，正因爲沒有辦法說，所以也就不妨信口開河地說，只有這樣，才可以方便善巧地作種種說，才可以說叁藏十二部經，才可以說千七百公案。因此才可以說“即心是佛”，才可以說“非心非佛”。也因此，“平常心是道”這句法語才得以流傳。
到了南泉普願(748—834)時，對“平常心是道”這句禅語就運用得更加自如了，如《五燈會元》卷四中說：
(趙州)問南泉曰：“如何是道”？泉曰：“平常心是道”。
南泉是馬祖的得意門人，他深得馬祖的心髓，所以在接引後學的時候就自然而然地應用了馬祖的禅語，而他對“平常心是道”的理解即有繼承馬祖的一面，又有自己更加深入的敘說。如《五燈會元》卷四所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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