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送舍利于广州，回到长安后，住在禅定寺，以讲习为力，大业末年(616)终于禅定寺，世寿七十余岁。[58]
慧藏一系在隋代非常有影响力，法彦、智隐成为当时的“大论众主”，而且都是当时敕送舍利到各州的名僧。
4、学系不明的智论学派
在僧传中，还记载了一些学系不明的智论师，如灵藏、慧善、明舜、昙良、智琚、神迪、道宗等。
灵藏(519—586)，俗姓王，雍州(陕西长安)人。随颖律出家，精通《僧只律》，而且对《大智度论》能够“讲解无遗”，可见他对此论钻研之深。灵藏与隋文帝为布衣之交，住大兴善寺，由灵藏任意度化出家的人达数万之多。[59]
慧善(506—566)，自幼出家，擅长法胜《阿毗昙心论》，住在杨都栖玄寺。梁朝灭亡时(549)，逃往江陵(湖北省江陵县)。承圣年间(552—555)，住在长安崇华寺，慧善引用《大智度论》证成《毗昙论》的思想，著成《散花论》。天和元年(566)，卒于长安，世寿六十岁。”[60]
明舜(547—606)，俗姓张，青州(山东省临淄县)人。幼年学习佛教，“偏以《智论》著名”，明舜读诵《大智度论》，精通此论的义量思想，闻名于当时。北周禁佛时，逃往建业，住在安乐寺。弘扬《大智度论》。后来，被晋王杨广召人住日严寺，讲解《大智度论》的玄义。仁寿四年(604)，送舍利于蕲州福田寺。大业二年(606)，示寂于日严寺，世寿六十岁，弟子有慧相等。[61]
昙良，俗姓栗，潞州(山西省长治县)人。十六岁出家，专研各种经论，而且专以《大智度论》传名于天下。隋代时，人长安，住在真寂寺，送舍利于亳州开寂寺。后来，回到日严寺，唐代初年卒，世寿八十余岁。[62]
智琚(
—619)，俗姓李，新安寿昌(浙江省寿昌县)人。十九岁出家，听坦师讲《大智度论》，又随雅公学习《般若论》，从誉公学习三论。武德二年(619)，智琚将《华严经》、《大品经》、《涅槃经》、《大智度论》等的四部义疏嘱托给弟子明衍，可见他著有《大智度论义疏》，最后卒于常州建安寺。[63]
神迪(566—630)，俗姓田，凭翊临晋(陕西省朝邑县)人。幼年出家，研读经论。二十岁未满，便能博通各种经论，而且以《大智度论》著名。神迥被当时人们尊称为“大论主释迦迪，法界多罗一时领”，可见在当时的影响力。大业十年(614)，住禅定寺。后来，应召人住鸿胪寺，弘讲《大智度论》，教化三韩(新罗、高句丽、百济)之外国留学生及诸方之士。贞观三年(629)人蜀，从事道俗的宣化。贞观四年(630)示寂于法聚寺，世寿六十五岁。神迪撰写各种序，注解经论等，如《法华文句序》，共四十余卷。[64]
道宗(533—638)，俗姓卫，凭翊(陕西省大荔县)人。少年出家，专门研习《大智度论》。隋代时，住在同州大兴国寺，讲《大智度论》。贞观十二年(638)卒，世寿八十五岁。[65]
这些学系不明的智论师，大部分是北方智论师，可见《大智度论》在北方的盛行。
5、《大智度论》的注疏
《大智度论》译出后，从南北朝至隋末唐初，在北方，尤其以长安，邺都为中心，不断地受到研究、讲说。同时，亦有智论师进行略抄或注疏，略举如下：
僧肇《大智度论抄》八卷(《东域传灯目录》卷下)
慧远《大智度论抄》二十卷，现存《大智度论抄序》(《出三藏记集》卷十)
意思《释论玄》一卷(《续高僧传》卷十七)
道安说、慧影撰《大智度论疏》二十四卷，现存七卷(《卍新纂续藏经》第46册)
智颉《大智度论疏》二十卷(《诸宗章疏录》卷二)
灵裕《智度论抄》五卷(《续高僧传》卷九)
智琚《大智度论义疏》(《续高僧传》卷十二)
吉藏《大智度论玄疏》(《续高僧传》卷十一)
法檩《大智度论抄》(《续高僧传》卷十六)
僧侃《大智度论疏》十四卷或五卷(《东域传灯目录》卷下、《奈良朝现存一切经疏目录》)
昙影《大智度论疏》十五卷(《诸宗章疏录》卷二)
灵见《大智度论抄》十卷(《东域传灯目录》卷下)
衍法师述《大智度论疏》五卷(《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卷三)
休撰《大智度论章门》六卷(《东域传灯目录》卷下、《奈良朝现存一切经疏目录》)
在以上的十四种注疏中，现存唯有慧影《大智度论疏》七卷，弥足珍贵。
三、结 语
《大智度论》自从鸠摩罗什翻译以来，中国佛教对《大智度论》进行研究、讲说等创造性的诠释活动，于是出现智论学派的传承与发展。
第一、智论学派的活动时期是在南北朝至唐初，即公元495—645年，将近有一百五十年的历史。其兴盛的区域，依盛衰的顺序，主要有长安、邺都、建康、洛阳、扬州、嵩山、晋阳、青州、江都、南岳、庐山、终南山等，主要集中在北方。
第二、四论学派确实存在。南朝的三论学者，尤其是法朗及其弟子，兼习《大智度论》，促进四论学派在南朝的兴盛。北朝的昙鸾、静蔼、道安等学者，在北方弘扬四论。但是，从总体来说，北方的智论师大多不弘三论，专弘《大智度论》，尤其在北朝，出现一批专研《大智度论》的学者，隋唐学者称为“北土智度论师”。
第三、北周禁佛对智论学派的影响。北周武帝在建德三年(574)下诏禁佛，以此为契机，激起北方佛教界希望确立大乘佛教的强烈愿望，促进了《大智度论》的兴盛。而且，许多智论师成为“一百二十菩萨僧”，集中住在陟岵寺，隋时移住大兴善寺。如静蔼、道判、智藏、道安、慧影、灵裕、彦琮、宝袭等，都是这一批人的佼佼者。所以，在隋代的“五众”制度中，设有“大论众主”，如法彦、宝袭、智隐等，从而在制度上为《大智度论》的兴盛提供了保障。
第四、智论学派对佛教中国化的影响。中国佛教的初期，大小乘并弘，《大智度论》强调般若空与菩萨行，庞杂的思想与辞典的作用，无疑为中国佛教的发展提供了方向性的作用。而且，经过北朝、隋朝的发展，．最后以国家形式确立了“大论众主”，可以看出《大智度论》对隋唐佛教的深远影响。尤其是三论宗、天台宗，都继承了智论学派的许多思想，同时又进行了批判与诠释，从而获得了开宗立派。
[1] 《出三藏记集》卷8，《大正藏》卷55，第53页中。
[2] 《出三藏记集》卷10，《大正藏》卷55，第75页中。
[3] 《出三藏记集》卷10，《大正藏》卷55，第75页上。
[4] 印顺：《{大智度论)之作者及其翻译》，《永光集》，第7页，台北正闻出版社2004年版。
[5] 《出三藏记集》卷10，《大正藏》卷55，第75页上—中。
[6] 印顺：《大智度论之作者及其翻译》，《永光集》，第1l页。
[7] 《出三藏记集》卷10，《大正藏》卷55，第72页中。
[8] 《出三藏记集》卷10，《大正藏》卷55，第73页下。
[9] 《出三藏记集》卷7，《大正藏》卷55，第47页下。
[10] 释大田：载《印度学佛教学研究》第52卷第2号(2004年)，第202页。
[11] 《出三藏记集》卷10，《大正藏》第55卷，第76页上—中。
[12] 加藤纯章：“大智度论的世界”，宏音译，载《谛观》第52期(1988年)，第7—8页。
[13] Lamotte：《(大智度论)之作者及其翻译》，郭忠生译，《谛观》第62期，1990年，第169页。
[14] 印顺：《{大智度论)之作者及其翻译》，《永光集》，第11—12页。
[15] 《大乘玄论》卷5，《大正藏》卷45，第66页下。
[16] 平井俊荣认为吉藏诸著作中，出现“北土论师”。“北土人”、“北人”，“北地人”亦是智论师：见《中国般若思想史研究——吉藏七三论学派》，东京春秋社1976年版，第220—22l页。但是，我们以为吉藏所谓“北土”、“北地”是指当时北方的学者，可能是智论师或地论师之流，不是一定指智论师。
[17] 大野荣人对智论学派已经进行详细考察，见《{大智度论)中国的展开》，《人间文化：爱知学院大学人间文化研究所纪要》第16号(2001年)，第l—44页。
[18] 关于昙鸾人灭的年代，在唐朝已有异说。迦才《净土论》卷下的《昙鸾传》载“魏末高齐之初犹在”，《续高僧传》卷二十《道绰传)》及文谂、少康《往生西方净土瑞应删传》都称他为“齐时昙鸾法师”。此外，据近人罗振玉所藏拓本北齐·天保五年二月《敬造太子像铭》中的愿主题“比丘僧昙鸾”的名字看来，昙鸾入灭似应在北齐天保五年(554)以后，但这也还不能作定论。今依《续高僧传》卷六《昙鸾传》记载：“魏兴和四年，因疾卒于平遥山寺，春秋六十有七”。《大正藏》卷50，第470页下。
[19] 《续高僧传》卷6《昙鸾传》，《大正藏》卷50，第470页上。
[20] 《安乐集》卷下，《大正藏》卷47，第14页中。
[21] 《续高僧传》卷1，《大正藏》卷50，第43l页上。
[22] 《续高僧传》卷9《法朗传》，《大正藏》卷50，第477页中—478页上。法朗的弟子群弘化地等，见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下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48—549页。
[23] 《续高僧传》卷7《慧勇传》，《大正藏》卷50，第478页下—下。
[24] 《续高僧传·罗云传》中，误作“道朗”。
[25] 《续高僧传》卷9《罗云传》，《大正藏》卷50，第493页上—下。
[26] 《续高僧传》卷9《法澄传》，《大正藏》卷50，第499页下。
[27] 智果的传记，见《续高僧传》卷30《智果传》，《大正藏》卷50，第704页中。
[28] 《续高僧传》卷12《慧觉传》，《大正藏》卷50，第516页上—下。
[29] 智炬，《六学憎传》及高丽本均作“智矩”。
[30] 《续高僧传》卷ll《智炬传》，《大正藏》卷50，第509页中—下。
[31] 《续高僧传》卷13《道岳传》，《大正藏》卷50，第527页上—中。
[32] 《续高僧传》卷15《义褒传》，《大正藏》卷50，第547页中—下。
[33] 《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丁，《大正藏》卷50，第391页上。
[34] 大野荣人：《(大智度论的中国的展开》，《人间文化：爱知学院大学人间文化研究所纪要》第16号(2001年)，第24页。
[35] 《续高僧传》卷9《道庄传》，《大正藏》卷50，第500页上。
[36] 隋炀帝为晋王时，于长安蕃邸又建四寺，即嘉祥寺、日严寺、实际寺、会昌寺，亦称“四道场”。但是，长安“四道场”皆为佛寺，与扬州“四道场”有别。
[37] 《续高僧传》卷11《吉藏传》，《大正藏》卷50，第513页下—515页上。
[38] 《续高僧传》卷26《辩寂传》，《大正藏》卷50，第675页上—中。
[39] 《续高僧传》卷15《慧璇传》，《大正藏》卷50，第539页上。
[40] 《续高僧传》卷9《慧弼传》，《大正藏》卷50，第494页下—495页中。
[41] 《三论玄义》，《大正藏》卷45，第10页中。
[42] 《续高僧传》卷23《静蔼传》，《大正藏》卷50，第625页下—628页上。
[43] 《续高僧传》卷12《道判传》，《大正藏》卷50，第516页下—517页中。
[44] 《续高僧传》卷19《智藏传》，《大正藏》卷50，第586页下—587页上。
[45] 《续高僧传》卷23《静蔼传》，《大正藏》卷50，第626页中。
[46] 《历代三宝记》卷12《大正藏》卷49，第106页下。
[47] 《续高僧传》卷23《道安传》，《大正藏》卷50，第628页上—631页上。
[48] 《历代三宝记》卷12《大正藏》卷49，第106页中。
[49] 《续高僧传》卷23《道安传》，《大正藏》卷50，第630页中。
[50] 《历代三宝记》卷12《大正藏》卷49，第106页下。
[51] 《续高僧传》卷27《法旷传》，《大正藏》卷50，第683页中。
[52] 《续高僧传》卷27《法旷传》，《大正藏》卷50，第683页中—下。
[53] 《续高僧传》卷20《无碍传》，《大正藏》卷50，第599页上—中。
[54] 《续高僧传》卷9《慧藏传》，《大正藏》卷50，第498页上—中。
[55] 《续高憎传》卷13《法护传》，《大正藏》卷50，第530页下。
[56] 《续高僧传》卷10《法彦传》，《大正藏》卷50，第505页中—下。
[57] 《续高僧传》卷26《智隐传》，《大正藏》卷50，第668页上—中。
[58] 《续高僧传》卷10《僧朗传》，《大正藏》卷50，第507页下—508页上。
[59] 《续高僧传》卷21《灵藏传》，《大正藏》卷50，第610页中—下。
[60] 《续高僧传》卷8《慧善传》，《大正藏》卷50，第486页中—下。
[61] 《续高僧传》卷11《明舜传》，《大正藏》卷50，第510页下—511页上。
[62] 《续高僧传》卷26《昙良传》，《大正藏》卷50，第676页上—中。
[63] 《续高僧传》卷12《智琚传》，《大正藏》卷50，第521页上—中。
[64] 《续高僧传》卷13，《大正藏》卷50，第526页上—中。
[65] 《续高僧传》卷14，《大正藏》卷50，第534页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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