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点，即在交趾，士燮已为太守而存在，此即学者聚集交州之原因---其存在，对于学者们更觉得交州为一理想之地。在上述不厌其烦所列举之交州学者们，认为唯有士燮为太守会对他们伸出友谊之手，而培养为学术风气之地。在序传上「北方异人，咸来在焉」一事，可观之唯有士燮在交州，情势才转变为如此，而眼前之主人翁牟子，于此状态下生活于交州，才著有牟子书。根据上述，有详述之必要，现在由士燮之行迹来仔细检讨一下。
关于士燮已有相当的叙述68，现再总括一下，首先其于刺史朱符为夷贼所逐而灭亡时，乘州郡之扰乱，而据有交州一带之地，在其来时，其本身已为交趾太守，而更由其影响力，其弟三人各为合浦、九真、南海各郡之太守，如此其地盘更加巩固。朱符为牟子受礼待之刺史，朱符之后为张津任刺史，而其时正是士燮兄弟势力擅张之时，因此张津以太守之名而赴任。张津为刺史后，刘表图谋交州之地更为明显，因此张津力争被杀，刘表因此派臣下赖恭为刺史，而且苍梧太守史璜一殁，立派吴巨来交替，此转变于上文皆有详述。
如此，交州刺史有朱符、张津、赖恭三人上任，而朱符、张津被杀，赖恭置于刘表野心下为一刺史，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激变当中，士燮地位未曾丝毫动摇，其证据为，张津死后，汉室厌刘表南下，而与士燮书，使其与刘表对抗，此即「董督七郡，领交趾太守如故」，而更相加对待。七郡，即包括交州全部，此即士燮当时不单为交趾太守，事实上其可称为交州一州之刺史。
当时刺史威势之盛，由下可想象而知，即蜀志卷八许靖传所引益州耆旧传上载：「是时，王涂隔绝，州之牧伯，犹七国之诸侯也。」此即关于益州刘璋而言。当时交州亦类似益州为一「王涂隔绝」之地，因此士燮之威势也如刘璋一样，「七国之诸侯」之势力拥有者，士燮传上评其为「偏在万里，威尊无上」。
士燮「在郡四十余年」，于吴之黄武五年，九十岁而殁。即其生于后汉永和二年(公元一三七年)，而从「在郡四十余年」推之，其任交趾太守约在熹平年间。上述曾言，其祖先因避王莽之乱而来交州，其父为日南太守，其在父殁后由京城返回而任交趾太守，那么想其受先人余荫或者由其才华而在四十余年之长时间，担当交趾太守，而处于不动之地。以九十岁之高寿，能在剧变的世局中，处之有术，而终其身为交趾太守，可说有其独到之一面，隋志旧事篇上有「交州杂事九卷」，其注有「记士燮及陶璜事」，其逸文略见于艺文类聚卷七十三上，想必此书为关于其生涯之直接记录。
问题是士燮和学者间之关系，此简言之，士燮以其在交州之势力，而培养出学者之学术研究环境。关于此点前面有略述，现提出最有力之证据，即下述士燮传之记载：
(士)燮，少游学京师，事颖川刘子奇，治左氏春秋……。迁交趾太守……。(士)燮，体器宽厚，谦虚下士，中国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耽玩春秋，为之注解，陈国袁徽与尚书令荀或书曰：交趾士府君，既学问优博，又达于从政，处大乱之中，保全一郡，二十余年，疆场无事。民不失业，羁旅之徒，皆蒙其庆，虽窦融保河西，曷以加之。……辄玩习书传、春秋左氏传。……皆有师说，意思甚密；又尚书兼通古今大义详备，闻京师古今之学，是非忿争，今欲条左氏尚书长义上之，其见称如此。
袁徽为仕于刘备有功之袁涣之弟，以儒学著称，此可见其书于前蜀志卷八许靖传上可见到一部分，其大概为建安五年时候，和上文之「保全一郡，二十余年」可为一致。但从上推算之，如士燮于熹平年间已任交趾太守一事，其在建安五年时，已任官有二十余年。
检讨士燮事迹，颇为烦琐，但从上归纳之，可由下列之事实推测之。
第一、士燮本身为一学者。从上文「学问优博」，其通左氏春秋，兼通古今尚书来看，其学为折衷。隋志之集部别集条有张温集六卷，注有「梁有士燮集五卷，亡」而推溯之，其在经部春秋之首上，有「春秋经十一卷(吴卫将军士燮注)」可看其一端。而且其所师事之「颖川刘子奇」，根据后汉纪卷二十一及后汉书卷五十七，为一仕灵帝之鲠骨学者刘陶(一名伟)，其著有折衷之中文尚书之著作和「匡老子，反韩非，复孟轲」之七曜论。
第二、士燮之人格为所传上所云之「宽厚」且「谦虚」，礼待士人。「交趾太守士燮，厚加敬待」，由上引之许靖传之袁徽书上所云。正因为如此，才使「中国土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
由第一第二事情看来，及前面所检讨士燮当时之稳定身分，具「威尊无上」之势力而综合的话，所更注意的即是士燮传中有袁徽书「羁旅之徒，皆蒙其庆」之记述。按照书面之字义而解释有警惕之必要，但从上面之事情归纳而来，在此场合，却无夸张之意，亦即学者集聚于交州，而事实上除交州可为他们希望所寄之地以外，别无他处可寻，且像交州这种学术气氛浓厚之地，无他处所可比拟，亦即士燮为交州全部之支配者。交州各地所谓之生杀大权，皆在其掌中。因此对于当时的人来说，只要在交州，任何人免不了为其庇荫，亦即上述之「皆蒙其庆」恐怕为一事实。
在交州避难之学者当中，如上所述，在交趾太守士燮下已知的有袁徽及新言的著者顾谭。但是刘熙也是来交趾避难，跟随他而来之学者程秉、薛综、许慈，难道没有直接在士燮之恩威下存在吗？从上推衍之，有下列几点：即如刘熙之学者，远走交州避难，特别安全之地且为学者太守所管辖之交趾以外，别无更好之地可寻，而且此太守又有宽厚之人格，并礼贤下士，既然如此，绝没有不投其怀抱之理。更进一步推测之，刘陶与士燮间之关系，为士燮在京师中，师事刘陶，而建立之旧知关系。那么即是如此，刘陶仰赖士燮而避难交州大为可能，但根据已引用叶德辉之研究，刘熙于中平中为博士，后避难交州，而殁于赤乌年中。由另一方面，如上所考证，士燮稍前从故京都返回故乡的交趾，而于熹平中任交趾太守。又比较士燮和刘熙之殁年，后者较前者为年轻，那么既然如此，刘熙与士燮之间所推测之事，亦可以从其它在交州之学者找到。
牟子与佛教的关系
从各项检讨而来，可以发现问题之所在乃是一直都成为悬案的牟子和佛教之间的关系。
根据向来的研究，牟子是东汉末年到孙权太元元年间的人物。而当前这本问题的书被认为是他晚年的作品，果真如此的话，那问题所在之关键即：当时的交州对牟子而言，是否诚为一佛教圣地。此乃是足于决定牟子性质的重要问题，特别是在第十六章提到的[今沙门，耽好酒浆，或畜妻子，取贱卖贵，专行诈给」，以此来判断牟子思想古老的解释，是最令人迷惑的难题。
要想解决这难题的第一线索是康僧会的行迹。关于这点，伯希和(Pelliot)已曾指出过70，间或稍嫌不足，在此以拙见加以补充之。首先见出三藏记集卷十三康僧会传71:
康僧会，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贾，移于交趾。(康僧)会，年十余岁，二亲并亡，以至性闻，既而出家。……时孙权，称制江左，而未有佛教，以赤乌十年，至建业，营立茅茨，设像行道。有司奏曰：有胡人入境，自称沙门，容服非恒，事应验察。(孙)权曰：吾闻，汉明梦神，号称为佛，彼之所事，岂其遗风耶？
上一段文章转载自梁高僧传卷一72。值得注意的是康僧会和牟子大约是同时代的人物。上记所提到的赤乌十年(公元二四七年)，马上使人想起牟子的太元元年(公元二五一年)。
其次，值得注意的是康僧会在交趾生长、出家的事实，以及他北上到吴国宣扬佛教之事。佛教史家咸认为中国佛教流传于南方始于康僧会入道之时。然而，事实或许相反也说不定，即康僧会在偏僻的南方——交趾入道，然后将之传至北方。许多佛教史家在研究佛教流传路线时，多只注意西域陆路的佛教东渐，而忘了从南方来的力量。
当时交州佛教流传的第二个证据，可从竺道祖魏世录目中看出来。根据此书，甘露元年(公元二五六年)七月，支疆梁接于交州译出法华三昧经。这从历代三宝纪卷五中可知73，魏世录目初为慧远弟子道流所撰，后由同学竺道祖集其大成74；因此，为东晋末年的书是毋庸置疑的。而甘露元年正与牟子的时代相近。开元释教录卷二上说到，甘露元年即五凤二年(公元一五五年)。75因此三昧经译出时，时间上更接近牟子的时代。
交州佛教早已盛行之证据，还可见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天竺国条中记载：「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频从日南徼外来献。」而大秦国条中则于延熹九年(公元一六六年)有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来贡之记载。此一事件很有名，以前也有人研究过，在这里最引人注意的是日南与交趾南部是相连接的。而外国来贡时，都必得经过交州。梁书卷五十四诸夷部的序中记载如下：「海南诸国，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州上。……其西与西域诸国接。……后汉桓帝世，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将上述这一段记事和南史对照之下，最后的地方缺少「贡献」二字。在梁书中，更有如下的记载：黄武五年(公元二二六年)大秦商人名秦论者来到交趾，太守吴邈将之送到孙权处。黄武五年正是士燮去逝之时，吴邈可能是后继的交趾太守。76
由此观之，交趾自古以来就有天竺思想的流入，而佛教的流传自应属理所当然的事。这是交州佛教流传的第二个证据。或许是个人的臆测也说不定；不过后汉书天竺国传中所述：「修浮图之道，不杀伐，遂以成俗」而大秦国的记载中则曾经提到「日南徼外」来贡之事。承接上文则是有名的「世传，明帝梦见金人」等，由作者范晔的笔调看来，似乎与吾所推断的见解有略为雷同之处。
交趾和天竺的关系，可由前面所举出三藏记集的康僧会传中得到更确切的证明。根据康僧会传所述，他的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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