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點，即在交趾，士燮已爲太守而存在，此即學者聚集交州之原因---其存在，對于學者們更覺得交州爲一理想之地。在上述不厭其煩所列舉之交州學者們，認爲唯有士燮爲太守會對他們伸出友誼之手，而培養爲學術風氣之地。在序傳上「北方異人，鹹來在焉」一事，可觀之唯有士燮在交州，情勢才轉變爲如此，而眼前之主人翁牟子，于此狀態下生活于交州，才著有牟子書。根據上述，有詳述之必要，現在由士燮之行迹來仔細檢討一下。
關于士燮已有相當的敘述68，現再總括一下，首先其于刺史朱符爲夷賊所逐而滅亡時，乘州郡之擾亂，而據有交州一帶之地，在其來時，其本身已爲交趾太守，而更由其影響力，其弟叁人各爲合浦、九真、南海各郡之太守，如此其地盤更加鞏固。朱符爲牟子受禮待之刺史，朱符之後爲張津任刺史，而其時正是士燮兄弟勢力擅張之時，因此張津以太守之名而赴任。張津爲刺史後，劉表圖謀交州之地更爲明顯，因此張津力爭被殺，劉表因此派臣下賴恭爲刺史，而且蒼梧太守史璜一殁，立派吳巨來交替，此轉變于上文皆有詳述。
如此，交州刺史有朱符、張津、賴恭叁人上任，而朱符、張津被殺，賴恭置于劉表野心下爲一刺史，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激變當中，士燮地位未曾絲毫動搖，其證據爲，張津死後，漢室厭劉表南下，而與士燮書，使其與劉表對抗，此即「董督七郡，領交趾太守如故」，而更相加對待。七郡，即包括交州全部，此即士燮當時不單爲交趾太守，事實上其可稱爲交州一州之刺史。
當時刺史威勢之盛，由下可想象而知，即蜀志卷八許靖傳所引益州耆舊傳上載：「是時，王塗隔絕，州之牧伯，猶七國之諸侯也。」此即關于益州劉璋而言。當時交州亦類似益州爲一「王塗隔絕」之地，因此士燮之威勢也如劉璋一樣，「七國之諸侯」之勢力擁有者，士燮傳上評其爲「偏在萬裏，威尊無上」。
士燮「在郡四十余年」，于吳之黃武五年，九十歲而殁。即其生于後漢永和二年(公元一叁七年)，而從「在郡四十余年」推之，其任交趾太守約在熹平年間。上述曾言，其祖先因避王莽之亂而來交州，其父爲日南太守，其在父殁後由京城返回而任交趾太守，那麼想其受先人余蔭或者由其才華而在四十余年之長時間，擔當交趾太守，而處于不動之地。以九十歲之高壽，能在劇變的世局中，處之有術，而終其身爲交趾太守，可說有其獨到之一面，隋志舊事篇上有「交州雜事九卷」，其注有「記士燮及陶璜事」，其逸文略見于藝文類聚卷七十叁上，想必此書爲關于其生涯之直接記錄。
問題是士燮和學者間之關系，此簡言之，士燮以其在交州之勢力，而培養出學者之學術研究環境。關于此點前面有略述，現提出最有力之證據，即下述士燮傳之記載：
(士)燮，少遊學京師，事穎川劉子奇，治左氏春秋……。遷交趾太守……。(士)燮，體器寬厚，謙虛下士，中國士人，往依避難者，以百數。耽玩春秋，爲之注解，陳國袁徽與尚書令荀或書曰：交趾士府君，既學問優博，又達于從政，處大亂之中，保全一郡，二十余年，疆場無事。民不失業，羁旅之徒，皆蒙其慶，雖窦融保河西，曷以加之。……辄玩習書傳、春秋左氏傳。……皆有師說，意思甚密；又尚書兼通古今大義詳備，聞京師古今之學，是非忿爭，今欲條左氏尚書長義上之，其見稱如此。
袁徽爲仕于劉備有功之袁渙之弟，以儒學著稱，此可見其書于前蜀志卷八許靖傳上可見到一部分，其大概爲建安五年時候，和上文之「保全一郡，二十余年」可爲一致。但從上推算之，如士燮于熹平年間已任交趾太守一事，其在建安五年時，已任官有二十余年。
檢討士燮事迹，頗爲煩瑣，但從上歸納之，可由下列之事實推測之。
第一、士燮本身爲一學者。從上文「學問優博」，其通左氏春秋，兼通古今尚書來看，其學爲折衷。隋志之集部別集條有張溫集六卷，注有「梁有士燮集五卷，亡」而推溯之，其在經部春秋之首上，有「春秋經十一卷(吳衛將軍士燮注)」可看其一端。而且其所師事之「穎川劉子奇」，根據後漢紀卷二十一及後漢書卷五十七，爲一仕靈帝之鲠骨學者劉陶(一名偉)，其著有折衷之中文尚書之著作和「匡老子，反韓非，複孟轲」之七曜論。
第二、士燮之人格爲所傳上所雲之「寬厚」且「謙虛」，禮待士人。「交趾太守士燮，厚加敬待」，由上引之許靖傳之袁徽書上所雲。正因爲如此，才使「中國土人，往依避難者，以百數」。
由第一第二事情看來，及前面所檢討士燮當時之穩定身分，具「威尊無上」之勢力而綜合的話，所更注意的即是士燮傳中有袁徽書「羁旅之徒，皆蒙其慶」之記述。按照書面之字義而解釋有警惕之必要，但從上面之事情歸納而來，在此場合，卻無誇張之意，亦即學者集聚于交州，而事實上除交州可爲他們希望所寄之地以外，別無他處可尋，且像交州這種學術氣氛濃厚之地，無他處所可比擬，亦即士燮爲交州全部之支配者。交州各地所謂之生殺大權，皆在其掌中。因此對于當時的人來說，只要在交州，任何人免不了爲其庇蔭，亦即上述之「皆蒙其慶」恐怕爲一事實。
在交州避難之學者當中，如上所述，在交趾太守士燮下已知的有袁徽及新言的著者顧譚。但是劉熙也是來交趾避難，跟隨他而來之學者程秉、薛綜、許慈，難道沒有直接在士燮之恩威下存在嗎？從上推衍之，有下列幾點：即如劉熙之學者，遠走交州避難，特別安全之地且爲學者太守所管轄之交趾以外，別無更好之地可尋，而且此太守又有寬厚之人格，並禮賢下士，既然如此，絕沒有不投其懷抱之理。更進一步推測之，劉陶與士燮間之關系，爲士燮在京師中，師事劉陶，而建立之舊知關系。那麼即是如此，劉陶仰賴士燮而避難交州大爲可能，但根據已引用葉德輝之研究，劉熙于中平中爲博士，後避難交州，而殁于赤烏年中。由另一方面，如上所考證，士燮稍前從故京都返回故鄉的交趾，而于熹平中任交趾太守。又比較士燮和劉熙之殁年，後者較前者爲年輕，那麼既然如此，劉熙與士燮之間所推測之事，亦可以從其它在交州之學者找到。
牟子與佛教的關系
從各項檢討而來，可以發現問題之所在乃是一直都成爲懸案的牟子和佛教之間的關系。
根據向來的研究，牟子是東漢末年到孫權太元元年間的人物。而當前這本問題的書被認爲是他晚年的作品，果真如此的話，那問題所在之關鍵即：當時的交州對牟子而言，是否誠爲一佛教聖地。此乃是足于決定牟子性質的重要問題，特別是在第十六章提到的[今沙門，耽好酒漿，或畜妻子，取賤賣貴，專行詐給」，以此來判斷牟子思想古老的解釋，是最令人迷惑的難題。
要想解決這難題的第一線索是康僧會的行迹。關于這點，伯希和(Pelliot)已曾指出過70，間或稍嫌不足，在此以拙見加以補充之。首先見出叁藏記集卷十叁康僧會傳71:
康僧會，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賈，移于交趾。(康僧)會，年十余歲，二親並亡，以至性聞，既而出家。……時孫權，稱製江左，而未有佛教，以赤烏十年，至建業，營立茅茨，設像行道。有司奏曰：有胡人入境，自稱沙門，容服非恒，事應驗察。(孫)權曰：吾聞，漢明夢神，號稱爲佛，彼之所事，豈其遺風耶？
上一段文章轉載自梁高僧傳卷一72。值得注意的是康僧會和牟子大約是同時代的人物。上記所提到的赤烏十年(公元二四七年)，馬上使人想起牟子的太元元年(公元二五一年)。
其次，值得注意的是康僧會在交趾生長、出家的事實，以及他北上到吳國宣揚佛教之事。佛教史家鹹認爲中國佛教流傳于南方始于康僧會入道之時。然而，事實或許相反也說不定，即康僧會在偏僻的南方——交趾入道，然後將之傳至北方。許多佛教史家在研究佛教流傳路線時，多只注意西域陸路的佛教東漸，而忘了從南方來的力量。
當時交州佛教流傳的第二個證據，可從竺道祖魏世錄目中看出來。根據此書，甘露元年(公元二五六年)七月，支疆梁接于交州譯出法華叁昧經。這從曆代叁寶紀卷五中可知73，魏世錄目初爲慧遠弟子道流所撰，後由同學竺道祖集其大成74；因此，爲東晉末年的書是毋庸置疑的。而甘露元年正與牟子的時代相近。開元釋教錄卷二上說到，甘露元年即五鳳二年(公元一五五年)。75因此叁昧經譯出時，時間上更接近牟子的時代。
交州佛教早已盛行之證據，還可見後漢書卷八十八西域傳天竺國條中記載：「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頻從日南徼外來獻。」而大秦國條中則于延熹九年(公元一六六年)有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來貢之記載。此一事件很有名，以前也有人研究過，在這裏最引人注意的是日南與交趾南部是相連接的。而外國來貢時，都必得經過交州。梁書卷五十四諸夷部的序中記載如下：「海南諸國，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州上。……其西與西域諸國接。……後漢桓帝世，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將上述這一段記事和南史對照之下，最後的地方缺少「貢獻」二字。在梁書中，更有如下的記載：黃武五年(公元二二六年)大秦商人名秦論者來到交趾，太守吳邈將之送到孫權處。黃武五年正是士燮去逝之時，吳邈可能是後繼的交趾太守。76
由此觀之，交趾自古以來就有天竺思想的流入，而佛教的流傳自應屬理所當然的事。這是交州佛教流傳的第二個證據。或許是個人的臆測也說不定；不過後漢書天竺國傳中所述：「修浮圖之道，不殺伐，遂以成俗」而大秦國的記載中則曾經提到「日南徼外」來貢之事。承接上文則是有名的「世傳，明帝夢見金人」等，由作者範晔的筆調看來，似乎與吾所推斷的見解有略爲雷同之處。
交趾和天竺的關系，可由前面所舉出叁藏記集的康僧會傳中得到更確切的證明。根據康僧會傳所述，他的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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