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看法，从序传全体的构思上就可以看出来，序传上不但冗长地记述着牟子的生平，还提到执笔的缘由及动机。「方世扰攘非显已之秋也，乃叹曰：老子绝圣弃智……故可贵也。于是，锐志于佛道，兼研老子五千文……遂以笔墨之间，略引圣之言证解之。」这一段即是例证。
把牟子的生平和著作时期，清楚地划出界限的是，牟子第十五章中太子须大拏的故事，就像前人说过的一样，这故事和太元年(公元二五一年)康僧会翻译的六度集经有关(请不要看漏故事中「今佛经云」这句话的新鲜度)；因此，这故事的存在，正说明牟子的生平持续到六度集经译后的太元元年的时候。57根据刚才的推算，得知牟子生于延熹八年，这和牟子活到太元元年的推算一参照，可以知道牟子的岁数，即使算得再长，也只是八有十几，这绝不是不可能发生的事。但是，一如刚才提到的，要是「灵帝崩后」和「二十六岁」之间，在更长的距离时，牟子活的岁数，就要少一些了。
再者，太子须大拏经在后来由圣坚翻译出来，牟子所引用的地方从字面上看，虽很接近圣坚所译的，但是，我们老早讨论过牟子本来就是节本，因此不能太拘泥于牟子的字面。加上，牟子只是提到太子须大拏的故事，不能认为是严密的引用须大拏经。
这种推断，乍看之下，虽很拘泥于计数，却是可能的事。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多数人注意到「是时，灵帝崩后」而讨论的，一开始好像就和我的论调不一样。「是时，灵帝崩后」和下一句「天下扰乱，独交州差安，北方异人，咸来在焉」是连着的。牟子想说的是当时交州的情况；因此，不能用「是时，灵帝崩后」这句话，限制了牟子的全部生平。总之，拘泥于「灵帝崩后」的字面，而推定牟子的成书时期，是错的，这一点容后讨论。还有，那些颇受注意的止观辅行传弘决等，很有自信地认为牟子是献帝时候的人，也是从「灵帝崩后」这句话，不加思索地推算的，这虽没有大错，但是，从牟子的成立来说，是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的说法。
话说，如果牟子是太元年时候的作品，那么伪作论者所注目的是，牟子第一章的内容，是否瑞应本起经翻译出来后才写的呢
关于这个也已经不成问题了。因为出三藏记集卷十三指出，汉献帝末，天下大乱，支谦率乡人数十逃到吴国去，从黄武元年(公元二二二年)到建兴年间，支谦在吴国翻译了瑞应本起经和中本起经等书。
再者，论者有人注意到第三十五章的「仆尝游于阗之国，数与沙门道人相见」，坚持说这是魏国朱士行在景元元年(公元二六0年)到过于阗以后的事。于阗的佛教虽因朱士行而有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朱士行以前全然没有有关于阗的传闻。特别是相传在汉末三国间来到中国的僧徒，从古字推断他们的母国时，支娄迦谶是月支，安世高和安玄是安息，支曜和支亮恐怕和月支有关，而康孟详则是康居了。这么一来，就不能说中国在太元元年以前没有有关于阗的传说了，更何况牟子的场合，只是确定他是否到过于阗而已。因此，从来的伪作说也不是什么问题了。
不过，有人认为牟子是如序传所显示的旧作，对于这些人来说，最后还有一道大难关，那就是前人激烈讨论的「今沙门，耽好酒浆，或畜妻子，取贱卖贵，专行诈给」。这是对于佛徒非难的一段；而从来的论者在解释这段时，都认为恐怕是批评那位有译经三藏之称的鸠摩罗什的行为，特别是像粱启超这种人也注意到「今沙门」三字，说：「汉魏皆禁汉人不得出家，灵献时，安得有中国人为沙门者？」因此，要考证就得追究这个难题，为了这难题，序传的推敲就成为主调，由此而得到的交州事态就是解开当面难关的钥匙，接下来我想把笔录转到序传上去。
汉末三国的交州
政治情况
愚见以为，牟子是后汉末延熹八年到吴国太元元年时候的人，这是相信牟子的序传。再从本文所显示的史实去推敲而得来的。既然是这样，那么透过序传所见到的牟子行迹，以及汉末到吴时的交州情况到底是怎样呢
首先，就政治方面来探究吧!
序传指出，牟子的家乡在苍梧，不用说这是「先是时，牟子将母避世交趾，年二十六，归苍梧娶妻」这一段明示的。根据后汉志的记载，交趾和苍梧是交州七郡之二，同样的交州之中，牟子竟从苍梧到交趾避难，可推判当是「灵帝崩后」，交趾郡比苍梧郡还要安泰，这种推判颇合于事实，这一点以后还会提到。可是，苍梧不安泰，为什么「独交州差安」呢
这点也容后再述。
序传指出，牟子回苍梧后，虽再度为郡太守征用，却没有起行，虽应知己州牧，也就是交州刺史的要求，要一展抱负，却也没做到。而前人已考证出，和牟子有交涉的刺史是朱符，身为豫章太守，因中郎将笮融被杀的「牧弟」是朱皓。就中，孙诒让的牟子理惑论书后的考证颇有见解58；前些时候，周叔迦、胡适两位教授发表的论调，也颇有拔羣之感59，这两位虽不及孙诒让之说，但是胡适教授站在崭新的观点上来研究，把古来被认为是悬案的牟子第十六章「今沙门，耽好酒浆，或畜妻子，娶贱卖贵，专行诈给」予以耳目一新的解释。另一方面，马司帛洛(Maspero)也很早就论述过当时交州的情况。60
话说，朱皓是朱隽的儿子，后汉书卷七十七朱隽传最后有这么一段「子皓亦有才行，官至豫章太守」可以证明。从这关系看来，以朱皓为弟弟的朱符，很明显地就是朱隽的儿子。61根据吴志卷八薛综传上书：「故刺史会稽朱符，多以乡人虞褒、刘彦之徒，分作长吏，侵虐百姓。……百姓怨叛，山贼并出，攻州突郡，符走入海，流离丧亡。」得知朱符和弟弟朱皓一样，都横死他乡。还有，请特别注意，在这段中出现的刘彦，就是牟子序传中所谓的骑都尉刘彦。
朱符以前的交州刺史是他父亲朱隽，时间在光和元年(公元一七八年)。另外丁宫也是刺史，前者由上面所引的后汉书朱皓传得知，后者由吴志卷四士燮传得知。或许，朱符继父亲之后成为刺史也说不定，总之，牟子是在丁宫或朱隽刺史之下长大成人，在朱符时候受到礼遇的。
那么，朱符被杀后的交州刺史，到底是什么人物呢
这问题，乍见之下似乎是枝叶末端，可是这不但和牟子成书时候的时势有关，而且在研判牟子的真伪问题上，还有决定性的影响力。62因此，接下来我打算追究明白朱符以后的交州刺史。
话说朱符被杀后成为交州刺史的就是张津，根据士燮传所据「朱符死后，汉遣张津为交州刺史，津后又为其将区景所杀」，得知张津也是被杀；又从薛综传中，「南阳张津，与荆州牧刘表为隙，兵弱敌强，岁岁兴军，诸将厌患，去留自在。……威武不足，为所陵侮，遂至杀」这一段推敲，可知张津与颇有势力的刘表之间有隙才被杀的；可知江表传所载，张津死于孙策手里是错的。关于后面这一点，早在吴志卷一的孙策传所引的裴注中就讨论过了。
可是，张津成为交州刺史是在什么时候呢？关于这个问题有两种说法。其一是晋书卷十五地理志下记载的，建安八年说。元朝胡三省赞同这说法，他在资治通鉴卷六十六的注中大详此说：其二是孙策传裴注，在「交广二州春秋」这注中，指出「建安六年，张津犹为交州牧」，由此可知，张津在建安六年(公元二0一年)的时候，作过交州刺史。这两种说法，据我看来，以后者为正确，因为孙策传裴注是综合当时有力的资料，在考证上，反驳江表传。裴注的「犹为交州牧」的「犹」字有些怪怪的；但是，这只是反驳不实的记载而已；那不实的记载指出张津被建安五年逝世的孙策所杀。再者，裴注所引的交广春秋，正如书中说的，是太康八年(公元二八七年)献给广州王范的书。因此，书中所提的时期和场所，比晋书地理志更可采信。
张津当刺史如果是在建安六年的时候，那么朱符被杀应该是同一年或是建安五年的时候。另一方面，从吴志刘表本传来看，刘表死于建安十三年。他对于交州的野心，直到张津被杀后还持续着，这一点以后还要提到。这样的话，张津就在建安六年到十年间当了交州刺史63。
张津之后，刘表之臣赖恭前来交州当刺史，当时，苍梧太守史璜死了，刘表使吴巨接其后任。如此，只有史璜是与牟子交往很深的苍梧太守了。这一点，以后也要提到。
以上是以士燮传所载的史实为根据所作的推判，在此值得注意的是，上燮为交趾太守，势力很强大。当时汉室正苦心积虑地想阻止刘表南下，因此，下了如斯的玺书给士燮：「交州绝海……逆贼刘表，又遣赖恭窥看南土，今以燮为绥南中郎将，董督七郡，领交趾太守如故。」赖恭后来与吴巨鹬蚌相争，士燮乘虚赶走赖恭。以后，步骘被迎为交州刺史。赖恭虽为刘表之臣，新来乍到的步鹭却是孙权之臣。据说，步骘到交州当刺史是建安十五年(公元二一0年)，步骘一到任，即致力扫荡张津残留的部下，杀掉刘表所立的苍梧太守吴巨，大展他的威势，这些事情，吴志士燮传记载得很详细，而且，从卷七的步骘传也可得知。
步骘之后，吕岱成为交州刺史，时间是延康元年(公元二二0年)。士燮一死，吴主孙权使其子上微当九真太守；后来，吕岱把海南三郡并入交州，叫将军戴良当交州刺史，他自己把海南四郡并入广州，自己当广州刺史；这些都是吴志卷十五吕岱传指出的。另一方面，从上燮死于黄武五年(公元二二六年)来推判，戴良在什么时候当交州刺史是约略可知的，可是后来交州合而为一。赤乌十一年(公元二四八年) ，陆胤当上交州刺史。
那年，交趾和九真的夷贼跳梁，骚扰交州，陆胤平定诸贼后，在永安元年(公元二五八年)曾一度被召回中央，再回到交州。吴志卷十六陆胤传有如下的记载：「还在交州，奉宣朝思，流民归附，海隅肃清。……衔命在州十有余年。」从赤乌十一年算起，十有余年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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