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牟子理惑论》通称《牟子》，又叫《理惑论》。唐朝僧人神清在《北山录》中说，该书原名为《治惑》，后来唐代人为避唐高宗李治的讳，才改成《理惑》。可是书里还有其他地方用到「治」字却并未改动，可见由唐人避讳改名的说法并不可靠。
《牟子理惑论》是中国最早的佛教论书。全书正文三十七章，正文前有牟子的传记作为「序」，书末有「跋」。作者自设宾主，以问者和牟子各为一方，采用对话问答的形式展开论说。问者对佛教提出种种疑问和责难，牟子引经据典，逐一加以解释或辩驳。在一问一答之间阐述了佛教的义理。问者提出的问题代表了当时的人对佛教的困惑，牟子的答辩则代表了信徒对佛教的理解。因此，《理惑论》一书从两个侧面反映了那时候的中国人对佛教的认识。作为中国人论述佛教的早期著作，《理惑论》是了解佛教初传中国的情况，研究中国佛教形成和发展的一部重要文献。
版本
《理惑论》最初收在陆澄的《法论》中，称为《牟子》。陆澄是刘宋、南齐时候的人，受宋明帝委托编《法论》以弘扬佛教。陆澄因《理惑论》中讲了「汉明帝遣使求法」的故事，就把它编在讲佛教缘起的「缘序」集中。《法论》在早年既已失传，仅在《出三藏记集》里保存了目录。
《出三藏记集》的作者是南朝齐梁时候的僧人僧佑，在他的另一著作《弘明集》里收入了《理惑论》的全文。因此，通常就说《理惑论》首载于《弘明集》。《弘明集》通行的刻本大致是两种，一个是明代汪道昆刻本(有的学者说应是吴惟明刻本)，另一个是金陵刻本。《理惑论》随着《弘明集》的刊刻而流传。其他丛书收录《理惑论》时，也都是以《弘明集》为本的。
还有一些典籍对《理惑论》有所记载和收录。《隋书·经籍志》在「子部·儒家类」的目录中记有《牟子》二卷，但是不见原文。新、旧《唐书》跟著作了同样的记录。南朝梁人刘孝标注《世说新语》，唐代人李善注《昭明文选》，各引《理惑论》正文内容一则。宋朝太平兴国年间撰《太平御览》，引《理惑论》五则。清朝光绪年间汇刊《百子全书》，录有《牟子》一卷，全文录出。清人孙星衍编《平津馆丛书》，也全文收入《理惑论》。
作者
在《出三藏记集》所保存的《法论》目录中，只是《理惑论》书名之下标有一个副题：「一云苍梧太守牟子博传」，并没有确指作者的名字，而到了《隋书》里，则说《牟子》二卷，「汉太尉牟融撰」。新、旧《唐书》沿用了这一说法。在《出三藏记集》所列的《弘明集》目录中，没有说《理惑论》的作者是牟融，但是在明代的《弘明集》刻本中，则又注明《理惑论》的作者是「汉牟融」，同时附注「一云苍梧太守牟子博传」。孙星衍把《理惑论」收入《平津馆丛书》时，曾让他的学生洪颐煊考校作者。洪颐煊认为《理惑论》不会是牟融所作，牟子博是什么人又不见历史记载，无从考证。然而在《平津馆丛书》中仍然保留了「汉太尉牟融撰」的说法。据洪颐煊解释，这是因袭隋唐旧说，「以疑传疑」。
由于《理惑论》的作者有不同说法，因而牟子是什么人就成了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
《理惑论》的作者不是汉太尉牟融，这是已经清楚的了。牟融是东汉初年明帝、章帝时候的人，《后汉书》中有他的传记。他任太尉是在章帝即位之后，死于建初四年(公元七九年)。历史上并没有他曾经著书的记载，特别是根据《理惑论》的序传，牟子是东汉末年灵帝、献帝时候的人，献帝即位时已经是公元一九O年，距牟融在世相去一百多年。可见这个牟子断不会是那个做过太尉的牟融。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从《弘明集》里所看到的是，《理惑论》的作者为「汉牟融」。并不再冠以「太尉」二字。这仅仅是为了方便而省去，还是另有一个不曾做过太尉的牟融呢
确有学者认为，另有牟融其人并非不可能，但是因缺乏史料的支持，只好存疑了。
《法论》和《弘明集》，在《理惑论》的书名下都标注了「一云苍梧太守牟子博传」的副题。这是关于《理惑论》作者的又一种说法。这个副题引出了更多的争议，致使众说不一。择其要者就有：
其一、牟子姓牟名博，而《理惑论》则是记传体的书。
其二、怀疑「牟子博传」中的「博」字是「传」字的误笔，后来补写传字时忘记圈去。但是「牟子传」是书名而非人名，并且是苍梧太守撰写了《牟子传》。于是，说《理惑论》是牟子的自传不对，说《理惑论》的作者是牟子博也不对，说牟子是苍梧太守更加不对。
其三、牟子姓牟名融，字子博。但是这个牟融不是汉太尉牟融，而是汉末逸士。
其四、牟子已失其名，他是苍梧人，但是不曾做过太守。
争论表明，牟子叫什么名字，到底是什么人，已经难以确考。不过从《理惑论》的序传中还是可以对他有个大概的了解：牟子的原籍是苍梧，他精通儒家经典，博览诸子百家的著作，为避开社会动乱来到交趾。他没有做过苍梧太守，并且无意于仕途。他志在钻研学问，潜心研究佛教和《老子》。因他信奉佛教，遭到世俗的非难，于是写下了《理惑论》进行答辩，也藉以宣扬佛教原理。
成书年代
对作者的看法不同，势必导致对成书年代的不同意见，这就又有了《理惑论》一书的真伪之辩。
梁启超、吕澄诸公认为《理惑论》乃是伪作，作者是晋宋时候的人，不会是后汉人士。梁启超先生著有《牟子理惑论辨伪》一文，批评《理惑论》内容既伪，文字也坏。他从内容方面指出：
第一、《理惑论》中有「仆尝游于阗之国」这样的话，可是根据《后汉书·西域傅》的记载，由于于阗发生变乱，汉桓帝讨伐不了，所以从那以后于阗与中国已经断绝了交通，稍后的灵帝和献帝时候的人又怎么可能到过于阗呢
第二、《理惑论》中讲了当时的沙门剃头、好酒、畜养妻子等情况，表明当时僧徒的风纪已经相当败坏，在汉末不会有这种情况，在东晋的后赵、后秦时才会有这种现象。
第三、《理惑论》中又说，当时的「世人学士」，「多讥毁佛法」，但是从保存下来的后汉人的著述来看，除了襄楷给汉桓帝的上书中提到佛法以外，没有其他人再提到佛法。这表明汉代的士大夫并不知道有佛学。既然不知道，又怎能有毁誉
显然这是伪作者把东晋、刘宋时的情况说出来了。
梁启超先生还提出一些其它论据说明《理惑论》是伪作。他并且从文字方面批评说：「此书文体，一望而知为两晋六朝乡曲人不善属文者所作。」总之，他否定牟子真有其人，认为《理惑论》是东晋、刘宋之间的人伪托后汉牟融的名字撰写的。
吕澄先生在《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一书中也指出：《理惑论》的作者决非汉末时人，当时佛家的学说不会有书内记载的情况。此书的成书时间约在晋宋之间，应该属于伪作。吕澄先生着重从佛学方面加以论证，例如：《理惑论》正文第一章讲了佛的生平，其中说，佛在十九岁时骑上犍陟，带上车匿，在鬼神的扶举之下飞出宫去，这是对佛出家情况的描写。但是佛十九岁出家这一说法，就与当时一般所说的二十九岁出家不一样。十九岁出家一说，只见于《太子瑞应本起经》，而这部经是在三国时候，由当时在吴国的支谦翻译出来的，这岂不意味着《理惑论》的成书是在吴代以后。又如书里记载的须大拏故事，出自《六度集经》，它的翻译者也是三国时的吴国人，同样是后来的事了。
牟子自称是汉献帝时候的人，生活在二世纪末。而这两部经的译出都在三世纪中叶，相差五、六十年。或许可以说，牟子长寿，《理惑论》是他在晚年写的，这样说尽管可疑，还勉强说得过去。然而仍然有问题，书中说佛在二月十五日涅槃，与一般所说的二月八日或四月八日涅槃也不一样。特别是书里还讲到「佛道以酒肉为上戒」，这种说法只是在《大涅槃经》被译出以后才有的，而这部经被翻译出来，已经是晚在五世纪初了。这些材料都说明，《理惑论》成书的时间不会早于晋代，应是在晋宋之间。
胡适之、周叔迦、汤用彤、任继愈诸公则认为，《理惑论》不是伪作，确是汉魏旧帙。胡适之先生认为梁启超的辨伪「未免太粗心」。他在《论牟子理惑论·寄周叔迦先生》一文中说：《理惑论》文字明畅谨严，在汉魏之间算得上是好文学。
周叔迦先生在〈粱任公牟子辨伪之商榷〉一文中，对梁启超提出的论据进行分析，详细论证《理惑论》确非伪作。他指出，于阗与中国在汉桓帝以后断绝交通，是指朝贡的使者不再来往了，并不是连私人的游历也都被禁绝了。因此灵帝、献帝时有人游于阗并不奇怪。其次，根据汉魏政府不准汉人出家，而说当时不会有中国人成为沙门，也不准确。汉未有临淮(今安徽灵壁县〕人严佛调就出家做了沙门。从《后汉书》中又可以了解到，楚王刘英曾经供养过沙门。还有笮融当时已经大起佛寺，怎么会有了佛寺却没有沙门呢
至于当时沙门剃头发、好酒浆、畜妻子，也是可以得到解释的，因为那时佛教的戒条还没有传入中国，沙门没有戒律可以遵行，饮酒、畜妻就不足为怪了。到了东晋时，戒律己径严整，那时倒不会普遍地出现这种现象了。
再次，《理惑论》中说当时的世人学士多讥毁佛法，恰能说明后汉著述中很少提到佛法这一现象。因为学士们既然轻视佛法，也就不愿意把它著录在简册中了。反观晋宋之际，玄风畅行，士大夫都愿意与高僧交游，乃至捐出宅院作为寺庙，又怎么会讥毁佛法呢
说讥毁佛法是晋宋时候的情况也是不准确的。总之，在周叔迦先生看来，梁启超的质疑多不确实，《理惑论》是汉人著作应是没有问题的。认为《理惑论》不是伪作的学者特别强调，该书序文中所记载的历史事件，不但与史书符合，而且可以补充正史之阙。
汤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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